因為趙成厚的財產名目過多，劉懷生聽得過于震驚，一時間竟然沒有全部記下。 隨即從孫丞相手中接過賬本，又自行翻閱起來。 在清朝乾隆年間，家中有20畝地便算得上是上戶了，住的上帶院墻和曬場的磚瓦房，甚至還能配有耕牛，家中雞鴨成群。 這樣小康富裕之家放在鄉間已算是體面殷實，但總資產折算也不過200兩銀子上下。 相比于極為低落的中戶80兩和下戶的僅僅15兩。 應該說上戶的200兩銀子已然非常可觀。 但其實也沒有什么實際的抗風險能力。 首先是需要上繳政府的方面。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康熙皇帝曾經宣布從今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賦”。 即規定以康熙五十年的全國人丁數和丁銀總額（335萬兩）為基準，此后新增人口不再加征丁稅。 這就是傳說中的‘永不加賦’！ 聽起來儼然是一德政！ 但究其根本幾乎與放屁無異！ 賦稅，賦稅。 不加賦，可以加稅啊！ 朝廷只管收那固定的335萬兩，地方衙門維持運轉、官員中飽私囊的錢從哪里來？ 于是火耗就變成了地方的主要收入來源。 更妙的是火耗這東西不是國家的正稅，處于灰色地帶，近乎沒有監管。 最終導致其在康熙末年徹底失控，成為了百姓沉重的負擔。 雍正接手的就是這樣一個爛攤子，為了保障清廷的統治，他必須進行改革。 于是攤丁入畝與火耗歸公就應運而生。 其中攤丁入畝，實際上就是把康熙五十年規定的丁銀總額（335萬兩），攤入田賦中一并征收。 從此，有田者多交稅，無田者不交丁銀。確實減輕了地貧民的人身負擔。 而火耗歸公，則是將原本由地方官私征的火耗，改為由省級政府公開、定額征收，然后再以“養廉銀”的形式分配給官員。 相當于將火耗納入正稅，歸國家監管，也確實壓低了火耗銀兩的征收。 一時間穩住了清朝的財政，底層百姓的日子相比康熙末年好過了不少。 可嘆，最后竟然遇上了十全老人！ 在雍正的體系下，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被嚴格限制在固定的正賦總額內，但國家的開支卻在急劇膨脹。 乾隆的“十大戰功”、頻繁的南巡、龐大的官僚體系，每一項都需要海量的銀子。 朝廷不給錢，地方怎么辦？ 于是本來被雍正試圖消滅的灰色手段又再次登場。 火耗又卷土重來了！ 是的曾經的火耗已然歸公按理不該再有什么火耗，但總歸就是要征收第二遍火耗了。 別問，問就是我大清自由國情在此。 連遼餉都能收，收你兩次火耗怎么了？ 而在乾隆年間，一個上戶面對的就是這樣不要臉的政府。 正賦是朝廷的面子確實不多，但附加稅和雜派真能把人壓垮。 火耗，額外加征的火耗，以銀兩成色不足加征的平余。 乃至地方政府諸如修橋鋪路、迎送過境官員、衙門添置物件的日常開銷，全都要層層攤派下去，最終全部落在有田有房的上戶頭上。 此外還有無止境的雜派，諸如應付胥吏的“常例錢”、衙門的“辦公銀”、以及各種臨時性的“勸捐”和“報效”。 這些東西根本沒有固定的數額，全看地方官的需要而已。 上戶二十畝地，豐年收成不過四五十石糧食。 交完稅、留完種，家中七八口人吃用之后，能剩下三五石余糧就算不錯。 這三五石余糧就是三五兩銀子，是上戶一年僅剩的活錢，買鹽、買布、修農具、應付人情往來，全指望它。 就這樣一點點錢，哪里有什么真正的抗風險能力？ 興寧多山，水田靠塘堰灌溉，旱澇都不由人。 這樣事是常有的，天災之外還有大病。 家中有人生一場大病，請郎中、抓藥、補身子，少則幾兩，多則十幾兩。 更怕的是耕牛病死，一頭耕牛值銀十幾兩，是全家最值錢的家當。牛一死，來年春耕要么租牛，要么人力翻地，收成必然大減。 還有鄉間爭水、爭地、爭山界的事情。 一旦打官司，便要進城遞狀紙、請訟師、給書吏送常例。 一場官司拖上一年半載，銀子花出去十幾兩，贏了也是輸。 對普通的上戶來說，這種事但凡碰上一件便當即入不敷出，就要找像趙都司這樣的人借銀子。 月息二分的銀子（年息24%）這是最普通的利息，哪里還的上？ （目前中國個人住房貸款約3.0%- 3.5%） 于是就進入賣地還債的螺旋，上二十畝地賣掉十畝，便從中戶淪為下戶；再賣五畝，便成了佃戶。 這樣階級的掉落是一個很長的過程，也許要幾十年，但最終會發生。 須知中戶和上戶之間的差距可不僅是那幾畝地的事情，中戶十二三畝地，豐年收成剛夠全家口糧和稅賦，幾乎沒有余糧可賣。 全靠家中男丁農閑時外出打短工、挑腳、砍柴換幾個銅板貼補家用，這就導致中戶手中近乎沒有結余，沒有絲毫活錢！ 這般脆弱的平衡簡直就是在斬殺線上走鋼絲。 賭命而已。 中戶如此，下戶就更不必說了。 一旦遇災，下戶最先斷糧，然后賣兒賣女，最后成為流民。 是的下戶實際上也不是清朝社會的底層。 還有居無定所的流民！ 最終這一切換來了趙都司大人的21498兩雄厚家財。 “唉！”劉懷生長嘆一聲，放下賬冊。 “那些金鐲、銀鐲、貂皮褂、狐皮袍之類的零碎我大漢用不著，我估算了一下總數在3500兩白銀左右，都要換成現銀！” “但不要在興寧縣里，等納捐之事過了可前方府城出賣。”劉懷生道。 “至于那幾間房屋可先留著，記著等郴州的鋪面到期后不要繼續出租，可留為我大漢所用。” “還有就是他那一千多畝的水田，也是一筆不小的數目，用來招兵十分可觀！” “說到底我大漢也不會長久在此，賣掉利益最大。” “但我權衡了一下，總覺得如果賣掉動靜太大，或許引人懷疑！不知道幾位愛卿可有良策。” 劉懷生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