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那份來自檢測中心的加急報告時，楊平心中最后一絲疑慮消散。
這種催吐劑明顯是人為讓樂樂服下的，楊平終于明白，趙主任作為南都附一兒科掌門人，什么樣罕見的器質性疾病沒見過？他親自跟進這么久卻選擇轉診，說明他可能已經隱約觸摸到了真相的邊緣，但缺乏確證，更缺乏處理這種極端敏感情況的多學科支持系統。將病例轉給以創新思維和跨學科見長的楊平，既是無奈之舉，也是明智之選。
這個診斷一旦坐實，不僅關乎一個孩子的健康，更關乎一個家庭的存續，甚至可能引發醫療糾紛，畢竟孩子在南都附一就診兩年，附一團隊是否該更早發現問題？直接攤牌將是災難性的，對患者家庭是，對兩家醫院的聲譽和關系也可能如此。
他需要一個周全的計劃，既要揭示真相保護孩子，又要給母親一個接受幫助的臺階，還要顧及轉診方南都附一的立場和顏面。這已經不只是一次醫療診斷，而是一次涉及醫學、心理學、倫理學、甚至社會學的復雜干預。
楊平再次邀請了趙永春主任，并建議請一位資深的精神科或心理科醫生共同參與。附一那邊聽說三博這邊可能有突破性進展，反應出乎意料地迅速。不僅趙主任來了，之前打賭的神經內科孫主任，還有另外兩位好奇的老教授也順便跟了過來，美其名曰“學習交流”。
次日下午，三博醫院小會議室里，氣氛有些微妙。橢圓長桌一側坐著附一的四位專家：趙永春主任眉頭微蹙，翻閱著面前的資料，表情復雜。既有對可能找到答案的期待，又有對那個預期答案的不安；孫主任看似輕松地靠在椅背上，但眼神銳利，嘴角掛著笑意；精神科的陳明華教授五十多歲，戴著金邊眼鏡，氣質溫和而專注；還有一位是附一兒科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吳振華，已近退休，被這個他也有所耳聞的疑難病例吸引而來。
三博這邊，楊平坐在中間，左側是李民醫生，右側是宋子墨、徐志良、夏書、張林和小五。
“楊教授，聽說你找到了樂樂病情的突破口？”孫主任率先開口，笑瞇瞇的，“這孩子在我們附一折騰了兩年，趙主任的頭發都白了好幾根。要真是連我們都撓頭的疑難雜癥被你破解了，我不僅將《中華神經內科雜志》創刊號合訂本送給你觀摩一個月，而且那套《神經系統疑難病例合輯》孤本，送你觀摩兩個月都行！”
楊平笑了笑，語氣平和：“孫主任言重了，醫學難題的解決往往需要時機和多方協作。趙主任前期做了大量扎實的排除工作，才讓我們有可能聚焦在更特殊的方向上。”
他示意李民將準備好的資料分發給大家，然后站起身走到白板前：“在趙主任前期工作的基礎上，我們調整了觀察重點，今天請各位來，是想一起參與這個病例最后的診斷推理。”
他在白板上逐一列出關鍵特征，最后寫下：“胃內容物中檢測出醫用催吐劑成分”。
寫完這一點，楊平轉身面對眾人，特別看了趙主任一眼：“基于這些特征，特別是最后一點確鑿的毒理學證據，這是在趙主任前期全面排除了器質性疾病的基礎上，我們才敢做的針對性檢測，各位認為最可能的診斷方向是什么？”
會議室陷入短暫的沉默。附一的幾位專家快速翻閱著手里的資料。趙主任的目光在毒物報告上停留了很久。監控摘要截圖里那些可疑的關聯時刻，癥狀日記工整到偏執的筆跡，還有這份白紙黑字的毒物報告，所有這些碎片，與他兩年來隱約感到的“不對勁”終于拼湊成了一幅完整的、令人心悸的圖景。
吳振華老教授摘下老花鏡，長嘆一聲：“代理性孟喬森綜合征？”他看向趙主任，“永春，其實你早有感覺，對不對？”
代理性孟喬森綜合征：照顧者通過偽造各種癥狀，讓被照顧者去醫院接受一些完全不必要的診治，這樣以滿足自己“照顧患者”的病態心理需求，照顧者才是患者，而被照顧者是受害者，一般受害者是沒有自主行為能力的兒童。
這種疾病帶有嚴重虐童傾向，據報告的數據，受害兒童死亡率高達到10。
趙主任緩緩點頭，聲音有些沙啞：“是的，吳老。但我…我不敢也不愿往那個方向想。沒有確鑿證據，誰能對一個如此盡心盡力的母親提出這樣的質疑？而且在我們附一，專科細分明確，兒科就是兒科，精神心理科就是精神心理科，缺乏處理這種跨界病例的協作機制。”他轉向楊平，眼神復雜，“楊教授，你們設計的那套觀察方案——24小時監控下的癥狀記錄、照顧者行為的關聯分析，很巧妙，也很必要。更重要的是，你們具備跨科學的復核知識，這是在其它醫院很難做到的，在其它醫院即使多學科會診也會顯得很撕裂。”
這番坦誠的告白讓會議室的氣氛發生了變化，孫主任收起了玩笑的神色，陳教授認真地點著頭。
陳教授開口道：“趙主任的困境很真實，在傳統醫療架構里，除非有明確的精神科指征，兒科醫生很難貿然請心理科介入一個軀體癥狀患兒的診療。而這種病例的最大特點就是，它的表現完全在非患者的軀體癥狀范疇內，患者的心理問題被隱藏得極深，真正的患者與所謂患者是分離的。”
楊平坐回座位：“這正是我想強調的，這個病例的解決，不是哪家醫院更高明的問題，而是診療思維和協作模式的問題。趙主任能在缺乏證據的情況下產生疑慮并選擇轉診，本身就需要極大的專業洞察力和勇氣，如果沒有趙主任前期的大量排查，我們也不一定能夠找到診斷，能夠想到的所有疾病都不符合，這本身就是一個明確的指引。”
他打開投影：“現在我們需要面對的，是如何妥善處理這個已經確證的診斷。我們需要兒科、精神心理科、社會工作科的共同協作，甚至可能需要法律顧問、警察參與。溝通必須極度謹慎，不能是簡單的揭穿。”
“但毒物證據怎么呈現？”宋子墨問道，“這是最敏感的部分，而且這部分證據是在我們三博發現的。會不會讓家屬覺得，附一兩年都沒發現問題，一到三博就查出下藥？”
這個問題問到了關鍵處，一時間，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楊平身上。
楊平早已思考過這個難題：“在溝通中，我們會淡化醫院之間的界限，強調這是一個連續的醫療過程。我們會說，附一前期的全面排查為最終鎖定方向奠定了基礎，而三博的觀察環境和跨學科模式恰好為發現這種特殊行為模式提供了條件。對于毒物證據，我們將它呈現為在整個診療過程的全面復查中發現的異常，而不是三博新發現的罪證。”
他看向趙主任和陳教授：“溝通由我、趙主任和陳教授三人主導如何？趙主任代表前期診療團隊，我代表當前團隊，陳教授提供心理專業視角。我們形成一個連續、統一的專業陣線，避免給家屬造成醫院之間結論不一致的印象，是否需要警察介入，我們看事情的發展，但是提前將此事做備案。”
趙主任有些意外，隨即眼中流露出感激。楊平的這個安排，不僅保護了附一的專業聲譽，更體現了一種難得的格局，醫學的本質是解決問題，而非爭搶功勞。
“我同意。”趙主任鄭重地說，“作為樂樂前期的主診醫生，我有責任參與這個艱難的溝通過程。”
孫主任此時站了起來，走到楊平面前，伸出手：“楊教授，我為我剛才的玩笑話道歉。你不僅醫術高明，更有這份胸襟和智慧。合訂本和孤本，我回去就親自給你送來。”
溝通在第二天上午進行，喬女士看到趙主任時明顯愣了一下：“趙主任，您也來了？”
趙主任溫和地點頭：“樂樂的情況我一直記掛著，楊教授邀請我參與這次重要的討論，我很感謝，我們對樂樂的治療是一個連續的過程。”
這次溝通比預想的還要艱難。
當楊平逐步呈現觀察證據時，喬女士的反應異常激烈：“你們這是在暗示我害我兒子？趙主任，樂樂在附一兩年，您最了解我們，我是那種人嗎？”
趙主任沉默了幾秒，才緩緩開口：“喬女士，這兩年里，我親眼看到您為樂樂付出的一切。沒有一個母親會故意傷害自己的孩子。但有時候，過度的愛和焦慮，加上過去的創傷，可能會讓人的行為出現自己都無法理解的變化。”他翻開樂樂在附一的病歷，“您記得嗎？去年三月，樂樂在附一住院時，有三次嘔吐發作后，我們常規檢查了胃內容物，當時沒有做毒物篩查，如果那時候我們想得更廣一些…”
他沒有說完，但話中的意味讓喬女士僵住了。
陳教授適時接話，從心理創傷的角度分析了喬女士童年經歷與當前行為可能的關聯。當談到她八歲起照顧癌癥母親的經歷時，喬女士的防御終于開始瓦解。
“有時候…我覺得只有樂樂生病的時候，我才能感覺到自己活著，感覺到被需要…”她泣不成聲，“在附一的那兩年，每次醫生們圍著他討論病情，每次護士對我說‘您真是個偉大的母親’，我都覺得那是我唯一的價值。”
趙主任的眼眶有些發紅，他現在完全明白了，為什么這個病例會如此棘手，這位母親需要的不僅是孩子的治療，更是她自己內心創傷的治療。有人用童年治愈一生，而有人用一生治愈童年。
溝通結束后，支持小組立即啟動了干預方案。由于趙主任的參與，父親對方案的接受度更高了，他信任這位跟進了兩年的老專家。方案延續了楊平的設計：樂樂暫時由父親一方照顧，喬女士開始系統心理治療，家庭治療同步進行。
楊平提議召開兩院聯合倫理會議，會議上他堅持了一個觀點：“醫學是一個不斷認知的過程。兩年前，在缺乏明確指征的情況下，任何醫院都不可能對一位盡心盡力的母親進行毒物篩查或監控觀察。附一團隊做了符合當時認知水平的規范診療。我們現在能發現問題，是因為站在了附一兩年扎實工作的肩膀上，并且采用了不同的觀察視角和協作模式。”
最終，兩院倫理委員會達成共識：這是一個醫學認知局限和診療模式局限的問題，而非醫療過失。聯合聲明強調，該病例的解決體現了跨院協作、多學科整合在現代醫學中的重要性。
一周后，樂樂出院了。父親來接他時，孩子臉上露出了久違的輕松笑容。喬女士的心理治療也正式開始了，陳教授每周兩次為她做心理治療，趙主任偶爾也會通過電話跟進情況。這已經超出了普通兒科醫生的職責范圍，但他說：“這個病例教會了我，醫生的思維有時需要跨越專科的邊界。”
孫主任果然抱來了那套珍貴的合訂本和孤本，“說好的，借你兩個月。”他用力握著楊平的手，“不過我看以后我們兩家的合作恐怕不止兩個月。”
趙主任的感慨更深：“楊教授，謝謝你。不僅是為樂樂這個病例，更是為我個人，這個病例讓我反思了很多，我們附一有最好的專家、最先進的設備，但有時恰恰因為這種最好，我們容易陷入專業傲慢，忽略了不同學科協作的可能。把樂樂轉診給你，是我今年做過最正確的決定。”
楊平回到辦公室，宋子墨正在整理樂樂的完整病歷檔案，這份檔案現在厚得驚人——包含了附一兩年和三博幾天的所有記錄，以及兩院多學科團隊的討論記錄。
“這也許能寫成一篇很好的個案。”宋子墨說，“不只是關于代理性孟喬森綜合征，更是關于醫療協作、醫學倫理和人文關懷。”
張林抬起頭問：“楊教授，您說趙主任當初轉診時，是不是已經基本確定是這個方向了？”
楊平沉思片刻：“我認為他有了強烈的懷疑，但缺乏證據，也缺乏處理這種病例的支持系統，他可能是為了慎重起見。”
一個月后，樂樂的父親發來一張照片——孩子在學校運動會上得了跳繩比賽第三名，笑得燦爛。喬女士的治療進展雖然緩慢，但已能開始正視自己的問題。
PS：這是丁香園上的一個病例，可能也有讀者已經看到這個病例。代理性孟喬森綜合征，之前沒有在丁香園上看到這個病例的時候，我只在一本書上看到過一次，所以非常感覺分享病例的醫生，這是中國大陸第一例報道的病例，所以拿出來當做日常寫一寫。這種病為什么這么罕見，有兩個原因：一，本來這個疾病罕見，二、我們普遍對心理學和心理治療不重視，很多心理上的問題藏在心里，不會拿出來去看醫生，這是傳統文化導致的。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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