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田賦改私畝稅，實則就是把勞役地租變為實物地租。
對整個宋國而言，這需要一系列的變革，因為賦不只是糧食，還有與之對應的軍事義務變革帶來的軍制改革。
極難。
只改公田賦為私畝稅，糧食可能收的一樣，然則原本的軍事動員體系也會瓦解，難以適應。
公田不只有君主的，還有一部分貴族的，那些農戶需要履行對貴族的封建義務。
這種變革，適根本不在意遠在商丘的宋公，在意的是本地的小貴族。
戰國時代的很多變法變革，實際上并沒有完全觸動貴族的利益，而是在保留貴族利益的前提下，將貴族的勞役地租收入變為實物地租收入。
貴族所擁有封地轄區內的公田，變為貴族私田，再由租賃、經營等方式獲利。
這種變革如果生產力再發達一些、貨幣交易更為盛行一些，很容易發展出雇傭經營性質的農業。
《韓非子》中，曾說過類似的場景。
夫買傭而播耕者，主人費家而美食，調布而求錢易者，非愛傭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傭客致力而疾耘耕，盡巧而正畦陌者，非愛人主也，曰：‘如是羹且美，錢易云也。此其養功力有父子之澤矣。而心調于用者，皆挾自為心也’。故人之行事施予，以利為心，則越人易和，以害為心，則父子離且怨。
韓非子也是講利害的。
而且對利害的定義，也正是用的《墨經》中定義的利害。
利：得是而喜，則是利也。其害也，非是也。害：得是而惡，則是害也。其利也，非是也。
只不過作為諸子之一，韓非必然也是大毒舌，他也曾用毒舌評價過墨家學說。和墨子對待孔子的態度一樣，對于本人很贊賞，但是對于他們的意識形態極為反對。
說是墨子水平那么高、手段那么多，為什么楚王不用他？韓非子編造了兩個故事，說是曾經秦伯把女兒嫁給晉公子，結果晉公子喜歡陪嫁的媵妾卻不喜歡秦伯之女；鄭國人賣珠寶，把珠寶盒弄得很漂亮，結果人家要了珠寶盒送還了寶珠…墨子就是這樣的問題。
韓非子認為，墨子的手段很高、技術很好，但是他錯把墨者之義當做珠寶、把自己的一身本事當成了珠寶盒；你以為你最重要的是你的義，你把你的義作為秦伯的女兒，把你一身的本事當做陪嫁的媵妾，實則人家只喜歡媵妾不喜歡你認為重要的公主…君王看重的是你的本事，而非你的道義。
買櫝還珠，用韓非子用來毒舌墨家的；守株待兔，是韓非子用來毒舌儒家的。
他這個故事說的，說的是地主給雇工吃得好、工錢結算的快，不是因為心善也不是因為愛雇工，而是這樣雇工會好好耕耘。
雇工給地主努力工作，也不是愛主人，而是為了掙錢。
他算是第一個把這種利益關心很裸露地展現在世人面前的諸夏第一人，比起后世封建主宣揚的仁愛地主與租佃的和諧與愛，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這樣的故事，在適聽來就是經營性質的農業的反映。
這些土地肯定是靠近城郭的土地，所以可以供給城市將收獲變為商品流通，從而獲利。
而且從事這些行業的，很可能是一些城市出生的人，他們沒有土地，手工業受制于農業生產難以獲得高利也無法容納那么多的從業者，所以出租自己的勞動力耕耘土地。
這屬于什么性質的經營方式已然很明顯。
這些擁有大量土地的人，恐怕也不是自己開墾的。
應該就是變革過程中默許了貴族占據原本的公田，而將公田自然地變為貴族私田，在私有制的前提下由勞役農奴變為雇傭勞動獲取剩余價值。
這是進步的。
這樣的事在沛邑一樣可以用，現在的矛盾不是人多地少土地兼并，而是舊的農奴公田體系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
葦的期盼，不只是平民階層的期盼，也有一部分落魄貴族、或是由原本的勞役地租貴族轉化為新興地主階層的期待。
墨者要做事，必須要有一個支持的、代表的階層。
而這個階層的主體就應該是自耕農、新興地主、私營手工業者和商人的聯盟，來對抗舊的血統貴族和近千年的諸夏貴族傳統。
舊的血統貴族已經不可能照舊統治下去；新興的地主階層商人手工業者還處在舊血統貴族舊統治的壓迫之下，不斷膨大擁有了一定的力量；一個有明確目的、吸收了大量新興階層力量和代表他們訴求的團體已然組織起來。
似乎什么都不缺了。
想到即將到來的機遇期，適也不避諱什么，直接說道：“這事既然大家都這樣盼著，我就先說說，你看看你能不能同意。”
葦連忙點頭，適侃侃而談，盡可能說的淺顯易懂，葦并不難聽懂。
原本的公田加畝稅，一共是五分之一，所謂什二稅。
只談稅，不談舊組織形式下的軍事組織基層。
這是按照舊畝產來算的，是一個定額，甚至比定額還少，因為公田的收獲數量往往比私田要低許多。
將公田制度打破，只朝著宋公動手，將公室的公田全部拆成私田，將這些公田里的全部應收的賦稅，平攤到私畝當中，保持原本的稅率不變。
本地的一部分還有把柄握在墨者手中的舊大族，一旦時機成熟就動手搞掉他們；那些愿意接受新的土地制度，愿意自發轉化為新興地主靠實物地租和租賃或是經營性農業獲利的大族，則承認他們的私畝。
那些棉花之類的經濟作物，還要優先給予那些新興的地主，同時還要想辦法將新的種植技術在各國普及，提升市場流通總量促進商品交換發展。
讓那些在沛邑的新興地主覺得有利可圖，自發選擇經營而不是分散租賃的方式，逼著租賃他們土地的已有的隸農要么被迫離開被墨者組織起來新開墾新田，要么成為雇傭性質的雇工農。
怨恨的矛頭指向那些新興的地主，有利可圖，是他們自愿不準租賃而是選擇經營的，看起來并非是墨者逼迫的。
至于沛邑絕大多數的村社制下的農夫，則基本按照自耕農的方向前進，將公田軍賦平攤到他們的私畝當中，變賦為稅。
成不成，如今只在于墨者做不做，一旦楚人北上新一輪晉楚爭霸展開，宋國大貴族必然無心管轄這里的事。
將畝產提升上去、改進一些農具和種植方式、由一年一熟改為一年兩熟，保持原本的固定稅額，那么農夫終究還是得利的，只要講清楚他們也會支持。
只是這種支持暫時只能以信任為基礎，所以這一次的麥收就格外重要。
適大致說完，又道：“這事也算不上秘辛事，你說說看，如果一年前你們在商丘麥收之后，我就說這個辦法，你們會不會同意呢？”
一年前的商丘村社，正是現在沛縣的許多村社。
葦知道這件事很重要，慎重地放下了酒碗，仔細思索著一年前的記憶，回味著一年前的心路，許久才點頭道：“會同意。適，你不知道冬麥對我們來說多重要。好吃不提，原本三百畝的份地，分成三年輪休，如今如果按你說的那些種豆種苜養地、再種麥的辦法…只要稅賦不變，每家又要多收多少？”
葦考慮的慎重，并不是說那時候是在同意與不同意之間，而只是覺得適問的這些話很重要，因而不得不仔細考慮清楚。
他知道墨者要做決定，肯定不會只是問他，但他也知道墨者總講的公意，而自己算是公意的一部分，是有必要說出自己的想法的。
適笑著又問道：“那么…你們愿意為此付出什么呢？你看你手上的繭子，那是為了獲得收獲。想要獲得收獲，就會有繭子…為了這些私畝，恐怕也要有別樣的‘繭子’。”
葦也大笑道：“無非是死。我總要有兒子的。”
兩人相視一笑，將酒碗一碰，一飲而盡。
適放下酒碗，呵呵笑道：“既已說到這，那我也不妨告訴你。你按著規矩適不可能去近滕鄉的，回去后可以先大致說說我的想法。其實我不說，鄉亭之間也會在麥收之后說的，只是你們村社可以先說說。”
“不是每個人都自愿為了這一切哪怕去死的，但真需要這個人死的時候，總不能逃避，這就是公意。都不想死，那就照舊過下去吧。墨者人少，總有死光的時候，我們死光了難道你們就不想過那樣的生活了？”
葦的酒勁已經上來，胸膛拍的咚咚響道：“我是愿意的。如果真要非死才能利天下的時候，我可不會跑…”
說到這些激情無限的事，竟也忘記了之前想問一句的蘆花的事，葦的臉因為喝酒漲的發紅，適又說了些別的事，便要將他送回去睡覺。
不想一旁商人模樣的人忽然伸手想要幫忙，看似無意地問道：“您難道不是墨者中的書秘嗎？”
適聽著這人的話，便知道這人應該也是有些文化的人，因為他稱呼適為子，以子的敬稱反問句問的，這不是沛縣農夫的習慣和所能企及的高度。
這并不是疑問，只是一個打招呼的方式。
那商人問過之后，自己介紹了一番，說自己原本是晉人，名叫禾。
雖然并非貴族，但因為是做商人的，所以比起農夫的社會地位要高一些，因為出生在晉之焦邑，所以外人可以稱呼他為焦禾。
這也是此時商人們習慣性的起名方式，源于范蠡和猗頓這兩位此時商人的偶像。
范蠡居于陶邑發家，自己取名為朱，本意是一種松柏。后來因為在陶邑定居，所以眾人稱之為陶朱，意思是陶邑一個叫朱的人，等到發達后便加以公字。
猗頓原名就叫頓，后來在猗這個地方發達，所以后人稱之為猗頓。正如陶朱公一樣，是先有了猗這個地方，然后才有了猗頓這個稱呼。
這年月敢做商人的，都非尋常人。
墨子就說，此時的人們殺人投毒劫財之類的事常有，這時候做商人是個風險度很高的職業，尤其是從晉地來到這里的商人。
適倒并不在意這人的身份真假，沛縣已經這樣了，來來往往的人多了去了，各懷目的也無所謂，反正一切公開，有些東西就算想學也學不去。
適就多問了幾句此人做什么生意，焦禾笑回道：“昔年猗頓公在魯之時，耕則常饑、桑則常寒…后隨陶朱公學以商術，遠赴晉北，從幾頭牛幾匹馬開始逐漸繁衍，以二十年時間成為巨富。”
“牛馬可以繁衍，谷米種子春種秋收，正是一樣的辦法。我曾聽說，墨者以天下不饑饉為寶，是以將一谷取名墨玉。既連墨者都認為是寶，這正是商人可以獲利的至寶，只是并沒有多少識得。”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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