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蘇黎世，早晨八點。
日內瓦湖畔的一棟隱秘別墅里，燈火通明。橢圓形會議桌旁坐著七個人——來自歐盟委員會衛生總司、歐洲藥品管理局（EMA）、法國國家衛生管理局、德國聯邦藥品和醫療器械研究所的代表，以及三位身份特殊的觀察員：一位來自某歐洲王室家族的醫療顧問，一位是意大利工業巨頭家族的管家，還有莉莉安·溫莎本人。
這場會議沒有官方記錄，沒有會議紀要，甚至參會者手機都留在了門外的屏蔽箱里。但討論的內容，可能影響整個歐洲未來十年的醫療政策走向。
“數據已經很明顯。”EMA高級評審員索菲亞·貝特朗將平板電腦推到桌子中央，“過去三個月，全球完成87例K療法有限臨床實驗治療，總體有效率80.46，無嚴重不良反應，無死亡案例。從純醫學角度看，這比我們現有的任何腫瘤治療方案都更優。”
德國代表卡爾·施密特皺眉：“但所有治療數據都實時傳回中國，如果是有限臨床實驗可以接受，但是擴大臨床試驗以及上市后如果還是這樣，意味著歐洲公民最敏感的健康信息基因組數據、免疫特征、疾病進展軌跡存儲在中國企業的服務器上，這違反了GDPR的基本原則。”
“所以我們需要修正GDPR。”王室醫療顧問平靜地說，“或者說，為這類特殊情況創設例外條款。”
房間里安靜了一瞬，修改GDPR？這幾乎是歐盟法律體系中最敏感、最復雜的領域之一。
“這不可能。”法國代表搖頭，“數據主權是歐盟的核心原則之一，不可能為某個特定療法開綠燈。”
“與有限臨床實驗一樣，我們就建立聯合監管的數據池。”莉莉安開口了，她的聲音在會議室里清晰而堅定，“數據物理存儲在歐洲境內的服務器，但中國治療團隊可以通過加密通道實時訪問臨床決策所需的部分。參照有限臨床實驗，保持歐中聯合監督委員會，任何數據調用都需要雙重授權。”
“這需要龐大的技術建設和監管成本。”
“患者等不起成本核算。”意大利管家第一次說話，他的英語帶著濃重的米蘭口音，“我家主人的胰腺癌已經擴散到肝臟，標準方案無效。他今年才五十二歲，有三個未成年子女。每拖延一天，他活著看到孩子們畢業的可能性就減少一分。你們討論法律條款的時候，能否想一想這些具體的生命？”
這番話讓會議室陷入沉默，醫療政策討論往往陷于抽象的原則和數字，但具體的生命、具體的家庭，才是所有政策的終極指向。
索菲亞調出一組新數據：“我這里有份分析報告，如果K療法能在歐盟全面獲批，預計第一年可以讓至少五千名晚期實體瘤患者獲得治療機會。按照現有數據推算，其中約三千人可能實現長期生存或臨床治愈。同時，因為減少了無效治療和住院時間，醫保系統每年可能節省超過十億歐元。”
“但技術控制權…”
“技術控制權從來就不在歐洲。”莉莉安一針見血，“過去三十年，美國藥企控制著絕大多數創新藥物的專利和生產，歐洲支付高價、讓渡數據、依賴進口。現在只是換成了中國企業，本質上有什么不同？至少，中國企業的普惠框架承諾了可及性和公平定價。”
中午12點，會議暫時休會。莉莉安走到露臺上，看著日內瓦湖上的水汽。卡爾·施密特跟了出來，遞給她一杯熱茶。
溫莎女士，您為什么這么堅持？”卡爾問，“您已經治愈了。”
“因為我親眼見過病房里的絕望。”莉莉安接過茶杯，“也因為我相信醫療進步如果只惠及能支付高價的人，那就不是真正的進步。K療法和普惠框架可能是我們這一代人推動醫療公平的最后機會。”
“但風險…”
“卡爾，你管理藥品審批二十年了。”莉莉安轉身看著他，“你批準過多少種藥，明知道它們只能延長患者幾個月的生命，卻要耗費家庭畢生積蓄？你拒絕過多少種藥，因為它們雖然有效但價格太高醫保無力承擔？現在有一種療法，效果好得多，副作用小得多，而且承諾根據支付能力定價。如果我們因為數據主權的顧慮而拖延甚至阻止它，未來歷史會如何評價我們？”
卡爾沉默了很久，最終說：“我會推動擴大臨床實驗，但還是以前的原則，必須建立嚴格的數據監管框架，這不是不信任，而是規則。”
“公平。”莉莉安點頭，“那就制定好的規則。”
南都，三博研究所。
楊平仍在觀察那些胰腺癌細胞，新設計的載體原型已經完成了體外實驗。結果顯示，它確實能有效感染這種高表達罕見受體的胰腺癌細胞，K因子表達后，細胞凋亡率達到了68。
但問題出現在動物實驗階段，小鼠模型顯示新載體雖然對胰腺腫瘤有抑制作用，卻在肝臟和腎臟產生了意外的輕度炎癥反應。
“脫靶毒性。”宋子墨看著病理切片，眉頭緊鎖，“雖然不嚴重，但確實存在，載體可能識別了正常組織中低水平表達的同類受體。”
唐順調出受體表達譜數據：“這個受體在胎兒期廣泛表達，成年后只在少數組織有痕跡性表達。但我們的載體親和力太高了，連痕跡表達都抓住了。”
楊平站在白板前，上面畫滿了信號通路和基因序列，他已經連續工作了一整天，但思維依然清晰。
“只要能夠識別它們并且啟動凋亡程序，這就是勝利，剩下的工作就是繼續改進而已。我們需要增加一道驗證鎖。”他畫出一個新的基因回路設計，“如果暫時沒有滿意的單一標志物，我們可以使用兩個，讓載體只有在同時檢測到兩個標志物時，才啟動K因子表達。腫瘤細胞通常有多個異常標志物，而正常組織很少會同時出現兩個。”
“但這會降低感染效率。”
“安全第一。”楊平放下筆，“效率可以優化，但安全性不能妥協。重新設計，重新合成，重新驗證。”
這意味著至少兩周的延遲，而那位胰腺癌患者，可能等不了兩周。
就在這時，實驗室的門被推開，陸小路走了進來，身后跟著一位六十歲左右、氣質儒雅的男人。
“楊教授，抱歉這么晚打擾。”陸小路說，“這位是清華大學的陳永年院士，專門研究腺病毒載體的專家，之前我們經常一起討論難題，他看了我們公開的部分數據，特意趕過來，有些想法想和您交流。”
楊平有些意外，陳院士是國內病毒載體領域的泰斗，但一直專注于基礎研究，很少介入臨床轉化。
“楊教授，久仰。”陳院士主動握手，“我看你們在靶向策略上做了非常精巧的設計，但我注意到一個細節，你們使用的腺病毒血清型是5型，這是最常見的，但也是最容易被人體預存免疫清除的。”
楊平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您是說部分患者可能因為既往感染過腺病毒5型而產生抗體，導致載體被提前清除，影響療效？”
“對！而且這個問題在不同人種間差異很大。”陳院士調出自己團隊尚未公開的數據，“我們研究了東亞、歐洲、非洲人群的腺病毒抗體譜。腺病毒5型的中和抗體陽性率，在中國人群約40，在歐洲人群可達60，在非洲某些地區甚至超過80。”
這個數據讓實驗室里所有人都怔住了。如果屬實，意味著超過一半的歐洲患者可能對K療法載體有預存免疫，療效會大打折扣。
“那之前…歐洲患者…的治療數據…”徐志良遲疑。
“可能無意中篩選掉了有高滴度抗體的患者。”陳院士說，“如果未來需要多次治療，這個問題會更突出。”
楊平快速調出歐洲中心的患者數據，果然發現了一個規律：所有治療有效的患者，治療前檢測的腺病毒中和抗體滴度都處于低水平。
“我們忽略了這個問題。”楊平客觀地承認，“一直專注于靶向性，卻忽略了遞送載體本身的基本免疫學特性。”
“這不是你們的問題，因為你們不會投入太多精力來研究載體病毒，只能應用成熟的載體病毒，而載體病毒是我們的專攻領域，在我們這些數據出現之前，你選擇的腺病毒無疑是最優的，但是現在不同了，所以我來提供一種解決方案。”陳院士打開筆記本電腦，“我們實驗室開發了一套‘腺病毒血清型混合載體庫’技術。簡單說，就是針對同一個治療基因，構建多種不同血清型的載體版本。治療前檢測患者的抗體譜，選擇患者沒有抗體的血清型載體進行個性化投送。”
屏幕上展示著十二種不同血清型腺病毒的基因改造方案，每一種都適配了K因子的表達盒。
“這需要龐大的生產體系和復雜的檢測流程。”宋子墨說。
“但解決了根本問題。”楊平已經拿起筆開始計算，“而且，如果結合我們剛設計的雙標志物驗證鎖，安全性和有效性都能大幅提升。”
楊平開始將陳教授的新技術引入進行分析，大家開始重新討論載體。
不知不覺，已經是晚上十二點，初步的合作方案敲定：陳院士團隊提供血清型改造技術和混合載體庫，三博團隊負責整合靶向系統和臨床轉化，雙方共享知識產權，共同推進。
“這可能是我們最大的技術瓶頸得到解決的機會。”宋子墨說。
“但也是最大的挑戰。”楊平揉了揉太陽穴，“意味著所有生產線要改造，所有培訓內容要更新，所有臨床方案要修訂，相當于重來一遍。”
“你擔心嗎？”宋子墨問道。
楊平沉默了一會兒：“擔心，但更擔心的是如果我們明知道問題存在卻不去解決，未來因此治療失敗的患者，會讓我們無法面對。”
大家點點頭，這就是楊教授，永遠把患者安全和技術完善放在第一位，哪怕代價巨大，他是一個技術狂。
“黃總那邊說，生產改造他來解決。”宋子墨說，“培訓更新需要我們主導，至于臨床方案修訂…”他頓了頓，“可能需要暫時放慢新患者接收速度。”
“那個胰腺癌患者不能等。”
“我們安排緊急通道，用現有方案先做一次治療，同時加快新載體的研發，這是目前最好的平衡。”
楊平看著陸小路，突然問：“你怎么想到請陳院士來？”
陸小路坦誠道：“我雖然跨越腫瘤、免疫等多個領域，但是載體病毒方面，陳教授目前是世界走在前列的，我經常和他一起討論學術問題，他與我分享新成果時突然點醒了我，于是我火速將他請來，辛苦了，陳老師。”
陳院士擺擺手：“哪里的話，我研究半輩子的載體病毒，現在終于讓他起到作用。”
“有個華裔科學家叫吳昌德的，你們要注意，他找過我，希望我可以參與他的團隊來變相復制你們的技術。”
楊平一笑：“放心吧，徒勞的，他太天真了，以為可以通過公開文獻、K制劑樣本以及偷竊一點技術可以進行復制，他根本不懂K療法，就算我將所有資料給他，他現在也沒辦法復制。”
天才果然是天才，陳教授不免對楊平佩服起來。
上午九點，三博國際醫學教育學院。
楊平站在講臺上，面對三十七名國際學員，神情嚴肅。他身后的大屏幕上，展示著昨晚剛剛確認的腺病毒預存免疫數據。
“各位，今天的課程內容需要緊急調整。”楊平開門見山，“我們發現了一個之前忽略的重大問題：腺病毒血清型預存免疫可能嚴重影響K療法療效。這意味著，我們沒有升級K制劑之前，你們回國后實施的每一個病例，都必須先進行抗體篩查，這樣有助于提高治療率。”
教室里一片騷動，學員們面面相覷，這完全超出了之前的培訓內容。
“教授，那篩查陽性的患者怎么辦？”格里芬問。
“這正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新方案。”楊平調出陳院士團隊的混合載體庫設計，“如果患者對某型腺病毒有高滴度抗體，我們就改用其他血清型的載體。但這需要多版本載體的生產儲備，以及更復雜的治療方案制定流程。”
德國學員漢斯舉手：“這在實際操作中會很困難。歐洲中心目前只有一種制劑，如果要多版本儲備，供應鏈、存儲、管理成本都會大增。”
“是的。”楊平坦承，“所以這是一個兩難選擇：要么維持現狀，但可能讓部分患者得不到有效治療；要么升級K制劑及相關系統，但面臨巨大的實施挑戰，我想聽聽你們的想法。”
這個問題拋給了未來的實施者，學員們陷入了激烈討論。
印度學員拉吉夫說：“在印度，醫療資源本來就緊張，多版本儲備幾乎不可能。也許可以篩選患者，只治療抗體陰性的。”
“但那些抗體陽性的患者怎么辦？”巴西學員卡洛斯反對，“他們同樣有生存的權利。”
“也許可以開發清除抗體的預處理方案。”一位美國學員提議，“用血漿置換或免疫吸附，降低抗體滴度后再治療。”
“那會增加治療復雜性和風險，而且效果不確定。”
討論持續了一個小時，楊平只是聽著，不做評判，引導學員思考、辯論、尋找自己的解決方案。
最終，格里芬站起來：“教授，我有一個想法，也許我們可以建立區域共享的載體庫。比如，美國和加拿大共享一個多版本儲備中心，根據患者情況調劑使用，雖然物流復雜，但比分國各自儲備要現實。”
“那不同國家的監管審批怎么辦？”漢斯問。
“這就是需要各國衛生部門協調的問題了。”卡洛斯說，“但如果我們醫生界聯合發聲，強調這是為了患者利益，也許能推動政策突破。”
這個建議得到了多數學員的認同。醫療問題，最終需要醫療工作者主動推動系統變革。
下課后，楊平叫住了格里芬：“你的想法很大膽，但確實有可行性。你回國后，愿意牽頭推動北美區域協作嗎？”
格里芬愣了一下，然后鄭重地點頭：“我愿意嘗試，即使困難重重，但為了患者，值得努力。”
下午，黃佳才來到訓練營，他聽了上午的討論錄音，若有所思。
“這些學員的思維層次比我們預想的高。”他對楊平說，“他們不僅想學習技術，還在思考系統優化和區域協作。”
“因為他們來自一線，最清楚實際困難。”楊平說，“也許我們應該調整培訓模式，不僅是教他們怎么做，還要激發他們思考如何做得更好，K療法模式的建立本身就是一種嘗試，應該讓他參與進來，成為主體，不斷變革。”
“我同意。”黃佳才說，“我建議在訓練營最后一個月，增加創新實踐項目。學員們分組，針對自己國家或地區的實際問題，設計優化方案。最佳方案，我們可以提供啟動資金實施。”
這個提議讓楊平眼前一亮，培養執行者很重要，但培養變革者更重要。
“需要多少資金？”
“第一期準備一千萬美元。如果效果好，可以持續。”黃佳才說，“這筆錢不從銳行運營資金出，從我和幾位投資人的個人基金里拿，算是為未來投資。”
楊平看著他，突然笑了：“你現在做事的風格不太像商人？”
“商人也要有理想，不然賺再多錢，半夜醒來也會覺得空虛。”黃佳才也笑了，“更何況，投資于這些年輕人，就是投資于K療法在全球的真正扎根，這比任何投放都值得，投資人是最長遠的投資。”
大廳里，學員們正在分組討論，那些來自不同國家、不同文化背景的醫生，因為一項技術聚在這里，現在開始思考如何讓這項技術更好地服務于各自的國家和人民。
“有時候我想，”楊平說，“也許K療法最大的價值，不是它本身能治多少病，而是它像一顆種子，激發了全球醫療工作者對更公平、更有效醫療體系的思考和追求。”
三天后，魔都某醫院會議室。
吳德昌的方案取得了實質性進展。在陳永年院士“倒戈”支援三博后，吳德昌迅速調整策略，轉而聯合一批中生代科學家，啟動了“開放腫瘤靶向治療平臺”項目。
今天的會議是項目啟動會，到場的除了科學家，還有三家國內藥企的代表，以及最重要的兩位來自國家科技重大專項評審委員會的專家。
“各位，我們今天在這里，不是要復制K療法，而是要構建一個開放的、可迭代的腫瘤靶向治療技術平臺。”吳德昌的開場白很有策略，“這個平臺的核心原則是：模塊化、開源、協作。”
其實他就是想復制K療法，利用這些人來復制K療法。
屏幕上展示著平臺架構圖：最底層是公共知識庫，包含已驗證的腫瘤標志物數據庫、載體安全數據、臨床前研究規范；中間層是工具模塊，包括不同種類的病毒/非病毒載體構建方案、各種促凋亡/免疫激活基因元件、靶向系統設計工具；最上層是應用層，研究人員可以像搭積木一樣，組合不同模塊，構建自己的治療方案。
“所有模塊的設計方案、安全數據、構建方法都將開源共享。”吳德昌強調，“任何經過認證的研究機構，都可以免費使用這些模塊進行研究和臨床轉化。唯一的條件是：轉化成果的數據必須回饋到公共知識庫，形成正向循環。”
一位藥企代表提問：“那知識產權和商業利益怎么分配？”
“應用層成果的知識產權歸研發團隊所有，可以進行商業化。但基礎模塊永遠開源。”吳德昌說，“這就好比安卓系統，谷歌提供開源系統，手機廠商在此基礎上開發自己的產品并獲利。我們提供開源的治療技術平臺，藥企在此基礎上開發具體的療法。”
這個比喻讓大家明白了，開放不意味著無利可圖，而是改變了利益分配模式。
評審委員會的專家問：“這個平臺和銳行的技術路線，是競爭還是互補？”
“應該是互補。”吳德昌回答得很狡猾，“銳行已經證明了這條技術路線的可行性，他們像先鋒，開辟了道路。我們要做的是拓寬這條路，讓更多人能走上來。而且平臺的開源性決定了，銳行也可以使用平臺的模塊來優化自己的技術，如果他們愿意。”
這個定位很聰明：不是挑戰者，而是補充者；不是競爭，而是生態建設。
吳昌德想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到時候一切就由不得他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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