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都瑞金醫院胰腺外科重癥監護室，清晨六點。
四十九歲的患者沈國華躺在病床上，腹部因為大量腹水高高隆起，像懷胎七月的孕婦。他的皮膚和眼白已經泛黃，這是梗阻性黃疸，胰腺腫瘤壓迫膽管所致。監護儀上的數字并不樂觀：心率112次/分，血氧飽和度92，體溫38.5℃。
妻子周敏握著他枯瘦的手，眼睛紅腫。過去三個月，他們輾轉帝都、魔都，得到的結論都一樣：晚期胰腺癌，肝轉移，預計生存期三到六個月，已經沒有什么方法有效，沈國華從160斤瘦到不足100斤。
“沈先生，周女士。”科主任陳主任帶著一位年輕醫生走進來，“這位是剛從南都三博醫院進修回來的李醫生，他帶來了一個新方案，或許有效。”
或許有效？
這對沈國華來說，就是救命稻草。
李醫生是第一批K療法三博培訓班的中國學員之一，他詳細解釋了治療原理、可能的免疫反應、以及最關鍵的一點：成功率。
“K療法沒有治療胰腺癌的先例，不久前才剛剛轉向胰腺癌，實際成功率未知，根據現有的理論數據推測，K療法對胰腺癌的總體有效率約35，完全緩解率不會到5。沈先生的情況更復雜，已經出現肝轉移和黃疸，有效率可能更低，估計在15到20之間。”李醫生的語氣平靜而坦誠，“而且，因為腺病毒需要經過肝臟代謝，您目前的肝功能狀況可能影響藥物分布和療效。”
沈國華的聲音虛弱但清晰：“不做的話，我還有多久？”
“很難精確預測，但以過往的經驗，可能一到兩個月，同樣這是理論預測。”
“做的話，最好的結果是什么？”
“如果有效，腫瘤可能縮小，黃疸緩解，疼痛減輕。最好的情況是獲得手術機會，但概率很低。”李醫生沒有美化，“最壞的情況是治療無效，或者引發嚴重免疫反應，加速病情進展。”
周敏眼淚又涌出來：“李醫生，我們愿意試，多少錢我們都…”
“費用不是問題。”李醫生打斷她，“沈先生作為難治性病例，治療費用由他們的科研基金承擔，我們現在需要決定的是治還是不治。”
沈國華看著天花板，沉默了足足一分鐘，監護儀的滴答聲在病房里格外清晰。
“治！”他最終說，“15的機會，也比如等死強，伸頭一刀縮頭一刀，不如拼一把。”
“好，那我給你安排！”李醫生說。
沈國華的血紅蛋白只有78g/L，白蛋白28g/L，肝功能多項指標異常，總體情況非常不樂觀，不適合做任何對身體有打擊的治療。
但是K療法比起其它治療方案，他對患者的耐受能力要求很低，而且K療法需要大量患者來驗證它最終的邊界在哪里。
中午十二點，南都三博研究所遠程會診中心。
楊平、宋子墨、徐志良、唐順、陸小路以及遠在清華的陳永年院士，通過視頻連線共同會診。沈國華的全部數據：基因測序、影像資料、生化指標同步顯示在大屏幕上。
“腫瘤細胞確實高表達那個罕見受體，這是好消息。”楊平指著靶點檢測數據，“壞消息是，他的中和抗體檢測顯示對腺病毒5型有高滴度預存免疫。如果使用標準制劑大部分載體可能在進入腫瘤前就被清除。”
陳院士調出混合載體庫的數據：“他同時對腺病毒26型和35型抗體陰性，我們可以用26型載體，這是我們改造后靶向性最好的版本之一。但問題是26型載體的生產工藝還在優化，目前只有實驗室級產量，只夠一次治療。”
“一次機會。”宋子墨沉吟，“如果失敗，就沒有第二次嘗試的可能。”
徐志良補充：“而且…新載體…的長期安全性數據不足，雖然…動物實驗顯示良好，但人體…應用還是首次。”
大家面對著醫學創新中最常見的倫理困境：是用還不夠成熟的新技術去拯救一個幾乎沒有其他希望的患者，還是等待更多驗證，但患者可能等不到那個時候？
“楊教授，您決定。”陳院士最終說，“這是您的患者，您的技術。”
對于新的K療法，陳院士覺得自己只不過是一個“原材料”供應商而已。
楊平看著屏幕上沈國華的影像資料，腫瘤像一只邪惡的八爪魚，盤踞在胰腺頭部，觸須已經伸向肝臟、侵犯血管。這是一個典型的、教科書式的晚期胰腺癌病例，代表著實體瘤治療中最堅固的堡壘之一。
“用新載體。”楊平的聲音很平靜，“需要提前準備好免疫抑制預案，預防可能的細胞因子風暴；告知患者和家屬，這是全球首例使用該載體的治療，風險未知。”
決定作出后，陳院士立刻安排將實驗室僅有的兩瓶26型載體制劑通過專機送往南都，制劑保存在零下80度的液氮罐中，三博研究所將利用26型載體基因重組K制劑。
為了方便治療，沈國華從魔都瑞金醫院被轉送到三博研究所，李醫生跟著一起來到研究所。
五天后，治療開始。
沈國華已經簽完了厚達十二頁的知情同意書，其中三頁專門說明了新載體的實驗性質。他的眼神很平靜，甚至有一種奇異的解脫感，至少他在為活著戰斗，而不是被動等待死亡，對一個絕癥患者來說，希望，哪怕是一絲絲，也非常重要。
楊平讓李醫生來治療沈國華，這是他的患者。病房里，大家嚴陣以待。
“沈先生，我們要開始了。”李醫生說，“過程就像普通輸液，大約二十分鐘。之后您可能會發燒、發冷、肌肉酸痛，這是藥物的副反應，對于這些副反應，我們已經有經驗應對，它是可控的。”
沈國華點點頭，閉上了眼睛，藥液順著靜脈留置針，進入他的血管。
治療二十分鐘，嚴密觀察七十二小時。這七十二小時，對沈國華是生死考驗，對楊平團隊是技術驗證，K療法開始挑戰“癌王”了。
全球各地，第一批從三博培訓班結業的學員，開始了他們回國后的第一例獨立治療。
巴西圣保羅腫瘤中心，卡洛斯醫生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難題。
他的第一位患者是五十六歲的乳腺癌晚期女性，腫瘤已經轉移到骨骼和肺部。按照標準流程，卡洛斯在治療前做了腺病毒抗體篩查，結果發現患者對5型、26型、35型全部有中度以上抗體陽性。
“這意味著所有現有載體都可能效果不佳。”卡洛斯對患者家屬解釋，“我們可以嘗試用免疫抑制劑預處理，降低抗體水平后再治療，但這會增加感染風險。”
患者的女兒，一位三十出頭的律師，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醫生，這種療法在巴西還沒有正式獲批上市，僅僅是臨床試驗，如果我母親治療效果不好，我們可以起訴醫院或中國的技術方嗎？”
卡洛斯愣住了，在訓練營，他們學過技術、學過操作、學過并發癥處理，但沒人教過他們如何面對這種不信任，這已經不屬于技術上的問題，而是社會學問題。
“治療前簽署的知情同意書已經說明了所有風險。”他盡量保持專業，“但作為醫生，我必須告訴您實情：任何治療都有不確定性，尤其是創新療法的實驗治療。”
最終家屬決定暫時放棄治療，希望等待更成熟的方案。
卡洛斯看著患者被推出診室，心里五味雜陳，在培訓班他們討論的是如何救治更多人；在現實里，第一道關卡卻是信任。
同樣的問題在印度孟買以另一種形式出現。
拉吉夫醫生的第一位患者是家境貧寒的結腸癌晚期男性。按照普惠框架的階梯定價，患者需要自付的部分約合3000美元——這對一個印度農村家庭來說是天文數字。
“醫生，我們賣掉土地和所有的值錢的東西才可以湊出這筆錢。”患者的兒子說，“但如果我們花了這么多錢，我父親還是走了，那我的弟弟妹妹們就什么都沒有了。”
拉吉夫無法回答這個問題，培訓班教了他醫學，但沒教他如何衡量生命的價值，如何在一個家庭可能因此陷入赤貧的情況下，建議他們承擔治療風險。
他打電話給南都的培訓班的老師宋子墨，電話那頭的宋子墨沉默了很久，然后說：“拉吉夫醫生，這是普惠框架在全球推廣中最現實的問題。我們能做的，是確保治療的有效率和安全性數據真實透明，讓患者和家庭能在充分信息下做選擇。至于選擇本身，那是每個家庭的權利和命運。我們只能治病，無法改變別人命運。”
掛斷電話后，拉吉夫看著診室外排隊的幾十個患者。他們眼中都有同樣的對生的渴望。而他手中的K療法，對一些人可能是希望，對另一些人可能是沉重的負擔。
我們只能治病，無法改變別人命運。
拉吉夫心中默念這句話。
最終，患者家屬放棄治療，他們認為不值得。
蘇黎世會議十天后，歐盟委員會衛生總司發布了一份長達八十頁的《關于特定突破性醫療技術數據跨境傳輸的臨時指導原則》。
這份文件沒有修改GDPR，但創設了一個特殊通道：對于經過嚴格評估的、能顯著改善無藥可治患者生存的創新療法，允許在滿足以下條件時進行必要的數據跨境傳輸：
數據接收方必須通過歐盟的數據安全認證；
傳輸的數據僅限于臨床決策必需的最小范圍；
設立聯合監督委員會，歐方擁有數據訪問的實時監控和一票否決權；
所有數據在歐盟境內必須有完整鏡像存儲；
三年后重新評估，根據技術發展決定是否延續或修改。
這是妥協，但也是突破。”溫莎女士在電話里對黃佳才說，“接下來就看你們能否滿足那些苛刻的認證條件了。”
黃佳才立即組織團隊研讀文件細節，認證條件確實苛刻：需要建設符合歐盟標準的數據中心，雇傭歐盟認證的安全專家，接受每季度一次的不預先通知審計，以及承擔高昂的合規成本。
“初步估算，完全滿足這些條件，每年的額外成本在2000萬歐元以上。”財務總監報告。
“投入！”黃佳才毫不猶豫，“這不是成本，是門票，而且，如果我們能成為第一個通過認證的非歐盟醫療技術公司，這個認證本身就會成為品牌資產，我們要走向世界，必須學會與不同的市場打交道，堅持我們的原則的同時要熟悉尊重對方的規則。你們反過來看，為什么那些跨國巨頭可以在我國游刃有余？而我們向外拓展時往往步履艱難，因為我們大多數企業缺乏全球視野和全球能力。”
他更在意的是第四條：數據鏡像存儲。
這意味著需要在歐洲建設一個與南都主數據中心實時同步的鏡像中心。技術上可行，但意味著所有歐洲患者的完整數據都會在歐洲境內留底。
“楊教授，從科研角度，這會有什么影響？”黃佳才電話里問。
楊平正在分析沈國華治療后的第一批數據，頭也不抬：“只要我們能實時訪問治療決策需要的核心數據，科研需要的匿名化數據也能定期獲取，就沒有影響。而且，數據存儲在歐盟，可能增加歐洲研究機構參與分析的意愿，從長遠看也許是好事，有些原則我們必須堅持，但是有些事情我們不能太狹隘。”
“你不擔心數據被濫用或被用于開發競爭性技術？”
“如果因為一點數據就會失去技術上的主導權，那么我們是否反思自己的技術門檻是不是太低？”楊平終于抬起頭，“再說，如果歐洲科學家能用這些數據開發出更好的療法，受益的是全世界的患者，這不就是我們最初的目的嗎？”
黃佳才看著楊平，再次感受到那種純粹。
在這個人人都想建立壁壘、保護知識產權的時代，楊平想的依然是“怎樣對患者最好”。
“好吧。”黃佳才說，“那我們就在法蘭克福建鏡像中心。不僅要建，還要建得比他們要求的更好，讓它成為中歐醫療科技合作的標志工程。”
一周后，銳行與德國電信旗下數據中心達成合作，啟動法蘭克福鏡像中心的建設。溫莎女士的基金會提供了部分資金支持，并促成了德國海德堡大學、法國巴斯德研究所等頂級研究機構作為學術監督方參與。
與此同時，歐洲醫藥局（EMA）啟動了針對K療法的全面評估，計劃盡快開戰全面臨床實驗。與之前猜測的不同，這次評估格外迅速，部分原因是歐盟內部多位高層人士的親屬正在等待治療。
評估報告草案很快流出，結論總體積極，但提出了十七項改進要求，其中包括：增加歐洲人群的長期安全性數據；優化載體以減少肝臟首過效應；開發應對預存免疫問題的解決方案；以及建立歐洲獨立的不良反應監測委員會。
這些要求與楊平團隊正在解決的問題高度重合。黃佳才敏銳地意識到，這可能是EMA內部有高人指點，他們提出的不是阻礙性的要求，而是建設性的改進方向。
“這是好事。”陳永年院士在聯合分析會上說，“說明EMA的專業人員真正理解了技術，他們的要求是為了讓療法更完善、更安全。如果我們能逐項回應和解決，不僅會獲得批準，還會贏得歐洲醫學界的尊重。”
于是，一項項改進計劃被制定出來：在歐洲啟動千人長期安全性研究；加速混合載體庫的臨床轉化；邀請歐洲專家加入不良反應監測委員會…
“有時候，最嚴格的監管，反而會成為技術進步的最佳推動力。”黃佳才在給全體員工的信中寫道，“因為它逼著我們做到最好。”
沈國華接受治療后的第七天。
這七天像坐過山車。治療后的第二天，他出現了預料中的免疫反應：高燒到39.8℃，寒戰，肌肉劇痛。醫生使用了激素和退燒藥控制癥狀。第四天，發燒消退，但黃疸加重，總膽紅素從治療前的187μmol/L飆升到312μmol/L。
“肝臟炎癥反應。”李醫生向楊平匯報，“載體在肝臟的滯留引發了免疫攻擊，雖然是暫時性的，但加重了原有的肝功能損害。”
第五天，沈國華開始出現肝性腦病的早期癥狀：意識模糊，時空定向障礙。這是危險的信號，意味著肝臟解毒功能嚴重受損。
楊平緊急召開會議討論，是否繼續支持治療，還是轉為姑息治療減輕痛苦？這是個艱難的抉擇。
“從腫瘤角度看，治療可能正在起效。”宋子墨調出最新的PETCT影像，“胰腺原發灶的代謝活性下降了30，肝轉移灶也有部分應答。但肝臟本身受損嚴重，這可能抵消腫瘤治療的好處。”
“如果我們現在…停掉免疫支持，讓…肝臟休息呢？”徐志良提議。
“那可能讓免疫系統攻擊正在凋亡的腫瘤細胞，引發更嚴重的全身炎癥。”楊平盯著數據，“我們現在走在鋼絲上，兩邊都是懸崖。
就在這時，患者的妻子周敏過來找楊教授：“楊教授，我丈夫剛才清醒了幾分鐘，他讓我告訴您：繼續治。他說，如果注定要死，他寧愿死在戰斗的路上，而不是等待的床上。”
這句話讓會議室沉默了。
“而且，”周敏繼續說，“今天早上抽血時，護士說我丈夫的血液顏色比前幾天淡了一些。我不知道這意味著什么，但也許…也許情況在好轉？”
楊平立即調出最新的血常規數據。果然，沈國華的血紅蛋白從78g/L回升到85g/L，網織紅細胞計數開始升高，這是骨髓造血功能改善的跡象。
“腫瘤可能正在消退，對骨髓的抑制減輕了。”楊平快速分析，“如果肝功能能撐過這個急性期，也許真有轉機。”
他做出決定：加強肝臟支持治療——血漿置換清除膽紅素，人工肝輔助系統減輕肝臟負擔，同時繼續維持適度的免疫監測。這是一套昂貴而復雜的支持方案，每天費用超過五萬元。
“費用怎么辦？”李醫生遲疑。
“全部由銳行承擔。”楊平說，“沈先生是在為所有類似患者探路，他的治療都在為我們積累寶貴經驗。錢不是問題。”
第七天晚上，奇跡出現了。
沈國華的黃疸開始消退，總膽紅素從峰值下降到276μmol/L。意識狀態改善，能認出家人。腹部超聲顯示，腹水量沒有繼續增加。
更重要的是，腫瘤標志物CA199從治療前的12800U/mL下降到8700U/mL——雖然仍然很高，但這是確診以來的第一次下降。
“腫瘤應答了。”李醫生在電話里聲音激動，“雖然肝臟損傷嚴重，但治療確實在起作用！”
這不是最終勝利，甚至距離勝利還很遠，但至少證明，新載體對這類難治性胰腺癌確實有效，不管效果有多大，總算是邁出第一步。
楊平沒有歡呼，他盯著沈國華最新的單細胞測序數據，發現了一個令人擔憂的現象：經過治療存活下來的腫瘤細胞，表面標志物表達發生了變化，似乎出現了適應性抵抗。
“腫瘤在學習。”他對團隊說，“它們在被攻擊后，改變了表面特征來逃避下一次攻擊。這意味著如果沈先生能度過這一關，未來的治療可能需要調整策略。”
“但我們至少證明了這條路是通的。”宋子墨說。
“是的。”楊平終于露出微笑，“這就夠了。”
沈國華病情穩定的消息傳來時，黃佳才再次來到三博研究所。
“沈國華的治療費用，目前已經超過八十萬。”黃佳才說，“如果算上整個支持團隊和資源，可能超過一百五十萬，而成功率，仍然可能低于20。”
“如果沒有這種承受初始風險的病例，K療法就不能拓展適應范圍。”楊平說。
黃佳才看著他，“我只是在想，當K療法未來惠及成千上萬患者時，人們只會記得成功的案例，不會記得像沈先生這樣的開拓者付出的代價，不會記得那些失敗案例中家庭承受的痛苦，不會記得醫生們面對不確定性時的掙扎。”
楊平沉默了一會兒：“醫學進步從來不是線性的，每一個成功案例背后，都有無數次的嘗試、失敗、調整。我們能做的，是讓每一次嘗試都有價值，無論是成功的，還是失敗的。”
“因為失敗的數據往往比成功的數據更有價值。”楊平繼續說，“它告訴我們邊界在哪里，問題在哪里，下一步該往哪里走。沈國華的病例，無論最終結果如何，都已經為我們指出了需要改進的方向：降低肝臟首過效應、應對腫瘤適應性抵抗、優化肝功能不全患者的支持方案，如果這次成功，證明普通的靶點也能幫助K療法擴大適應癥，而不是需要向骨肉瘤那樣的穩定的靶點。所以任何腫瘤，在暫時沒有找到特異性的穩定靶點之前，可以利用普通靶點來解決問題。”
“吳德昌的開源平臺，昨天發布了第一個工具模塊。”黃佳才換了個話題，“腺病毒載體基礎構建方案，完全開源，已經有六家國內研究機構開始基于這個模塊開展工作，估計國外也很快會跟進。”
“這是好事。”
“你就不擔心嗎？”
“擔心什么？”楊平反問。“擔心有人做出更好的技術？”
黃佳才笑了笑：“楊教授，我只是個商人，一個現實的商，所以僅僅從商業角度來考慮，吳昌德和他背后的支持者是想借此機會用仿制品來替代我們，覆蓋我們。”
“完全不用擔心，當年微軟擔心盜版橫行嗎？”楊平淡淡地說。
黃佳才一愣，他似乎明白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