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的語文課外閱讀中，有一篇叫《高祖還鄉》的元曲作品。作者借用熟悉劉邦底細的鄉民口吻，從頭到尾把漢高祖劉邦調侃了一遍…（好歹也是帝王…嘖嘖嘖…）
其中有這么兩句：你本身做亭長耽幾盞酒，你丈人教村學讀幾卷書。曾在俺莊東住，也曾與我喂牛切草，拽壩扶鋤。…只道劉三，誰肯把你揪捽住，白甚么改了姓、更了名，喚作漢高祖。堂堂的漢朝開國皇帝，被戲謔得體無完膚，哪有一個君臨四海的帝王之相。
相比之下，他的競爭對手項羽就英武、偉岸多了。《資治通鑒》中是這么說的：“籍長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項羽不僅長得帥氣，還有一身的神力。更重要的是，人家爺爺是楚國的大將軍，親叔叔是反秦起義軍的帶頭大哥，徹徹底底的官宦世家。而項羽也很快在秦末亂世嶄露頭角。
24歲，項羽剛參加工作就做了項梁起義軍的副將，起點極高。經過兩年的艱苦磨煉，項梁犧牲后，他在前線軍營里發動了一次兵變，從此掌握了數萬大軍的指揮權。26歲，項羽以主將的身份指揮了影響天下局勢的“巨鹿之戰”，并且在第二年成為威震天下的西楚霸王。
青春年華時，項羽已經“醒掌天下權，醉臥美人膝”了，簡直是人生贏家。英勇霸氣的項羽，已經成為后世無數人心中的偶像。
可是，官宦世家、長得帥、才華高，并且年紀輕輕就功成名就的，世間能有幾人？
我們大部分人都是在社會底層掙扎的普通人，沒有世代做官的祖輩，沒有高起點的工作，甚至沒有巨大的力氣，面對項羽這種老天爺賞飯吃的驕子，我們只能抬頭仰望。
在歷經世事艱難后，我卻越來越能體會到劉邦的難處。劉邦開始創業時已經48歲了，已然人生過半。雖然快到退休的年齡，但他還在混基層，絲毫沒有創出偉大事業的預兆。
不過，他的前半輩子也沒閑著。那年，劉邦18歲了。他打起背包，告別父母，千里跋涉來到魏國，想到信陵君門下做一名門客。
都怪那時通信不發達，懵懵懂懂的劉邦來到魏國時，發現信陵君已經去世好幾年了。這時，有個叫張耳的人對他說：“走吧，跟我去外黃，包吃包住。”
劉邦的命運就此發生逆轉。在那個閉塞的年代，增長一段閱歷，多讀一本書，多認識一個朋友，就足以在人生的賽道上超過很多人。這個道理現在也同樣適用。
干過基層工作的人都知道，這些工作有多煩瑣。劉邦就這么干下去，并利用工作關系結交了蕭何、曹參、樊噲、周勃等朋友。
這些人有多重要，不用多說了吧。日子一天天過去，劉邦也很煩躁。他已經不再年輕了，做游俠縱橫四海的理想，早已被藏在心底的某個角落，煩瑣而無趣的工作，什么時候是個頭？在曹寡婦的酒店里，他經常喝得酩酊大醉。
也許只有在醉夢里，他才會成為那個如風般奔跑的少年。人到中年，最怕的就是在日復一日的瑣碎工作中消磨掉僅有的激情。可是只要咬牙熬過最苦的那段日子，付出的努力，命運才會慢慢回報給你。
有實力的人就拉起一幫人馬占山為王；沒實力的人就加入別人的創業團隊，拿到原始股份。劉邦在沛縣也拉起了三千子弟兵，投靠了附近最大的創業團隊——項梁和楚懷王。也許是命運的獎勵，也許是劉邦眼光的獨特，這個決定直接導致他得到了人生中最大的機遇。
楚懷王跟大家約定“先入關中者為王”，但他把先入關中的機會送給了“寬厚長者”劉邦，項羽卻被派到河北，營救被秦軍圍困的趙國。一年后，劉邦帶著從沛縣出來的兄弟，站在了咸陽的皇宮里。
他很開心：“我們先入關中，滅了秦國，從此以后，這片土地就是我們的了。”然而，在這個世界上，一切都要靠實力說話。在河北地區的項羽率軍破釜沉舟、九戰九捷，打敗了不可一世的秦軍，也締造了楚軍神話。
當他站在勝利的戰場上轉頭西望，看到的卻是劉邦占領了咸陽。義軍諸侯們也憤怒了：“豈有此理！我們在這里血流成河，他們卻輕輕松松占據了咸陽，等著那唾手可得的王位。”劉邦占據了關中，就意味著他們的滅秦大功被稀釋。大家都是出來混飯吃的，憑什么劉邦獨吞功勞？
于是，十幾路諸侯組成的40萬大軍，在項羽的率領下浩浩蕩蕩開進關中，要請劉邦“吃飯”，并且要好好談一談。
他們還選了一個好地方——鴻門。如果你是劉邦，你是奮起一博，還是乖乖過去認？我想，大部分人都會像劉邦一樣，進門就跪下磕頭，裝孫子裝到底。
其實都不用裝，在利益不均衡、實力不對等的情況下，劉邦就是孫子。都說劉邦臉皮厚，可如果不是生死存亡關頭，誰又愿意給人下跪磕頭呢？磕下去的是頭，抬起來的是命啊。
結果，飯還沒吃完，劉邦就偷偷溜了。隨身帶來的禮品都不敢親自送給項羽，因為他怕項羽不讓他走。人生在世，誰又能活得瀟瀟灑灑？在現實的困境面前，人人都得認。
八年征戰，終于換來今日的萬人矚目。就在不久前，他終于打敗了項羽，成為天下的半個主人。為什么是半個？
因為他的盟友們也要享受勝利果實，分走了大片的土地，并且時刻威脅長安朝廷的安全：“大家都有軍隊，憑什么都聽你的？”都說皇帝享受三宮六院、吃著山珍海味，可到了劉邦這里，他仍然要在平叛的道路上奔波。
公元前196年，當各大諸侯逐漸被平定后，淮南王英布害怕了。他索性扯大旗造反，理由很簡單：“想當皇帝。”多年的征戰、平叛，早已耗盡了劉邦的精力，他只想休息一下，享受皇帝的生活。所以，劉邦想讓太子劉盈帶兵前去平叛，順便鍛煉一下接班人。
可劉盈才15歲，讓他帶兵打仗純屬開玩笑。呂雉哭哭啼啼地去求劉邦：“英布是天下猛將，用兵很厲害。
讓太子率領桀驁不馴的武將們，肯定是打不過的。”然后，呂雉說了一句讓人心酸的話：“上雖苦，為妻子自強。”意思是說，皇上雖然不容易，但是為了老婆孩子，還是要辛苦你一下。
劉邦還能怎么辦？他身邊沒有一個信得過的人，自己留下的爛攤子，得自己收拾。他罵罵咧咧地回了一句：“吾惟（唯）豎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意思是說，我就知道這熊孩子靠不住，還是我自己去吧。劉邦拖著帶病的身體，疲憊地趴在車上，就這么硬撐著來到前線，打敗了一生中最后的敵人。
人到中年，上有白發蒼蒼的父母，下有少不更事的孩子，身邊還有日漸憔悴的妻子，而自己，是他們唯一的依靠。除了日漸疲憊的身體屬于自己，其他的都屬于別人。生活太艱難，唯有拼命去做，才能尋找到出路。
人生在世，如項羽那樣璀璨的人生，畢竟是鳳毛麟角，大多數人都是在社會的泥潭里艱難地掙扎。（菠蘿也一樣…當不了大神，只能埋頭苦干的碼字…嚶嚶嚶…）
奮斗、努力、低頭、認、拼命，最后仍然留有遺憾，這就是一生的宿命。（我命由我不由天，是神是瘋我說了算…）
仰不愧對天，俯不愧對地，照顧好身邊的人，善良地對待這個世界。
就像劉邦回鄉后，跟父老鄉親喝酒時唱起的那首歌：“大風起兮云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歌中有勝利的歡喜，有游子歸故鄉的榮耀，也有事業未盡的遺憾。如此，足矣！
《漢瓦》是繼《秦磚：大秦帝國興亡啟示錄》之后，三解出版的第二部作品，也是三解對古代中國政治制度淵源研究的第二個成果。（孓與2的《唐磚》…這本書，與《漢瓦》有異曲同工之處…）
磚瓦堆疊之間，具體討論的問題，就是“周秦之變”與兩千年帝制時代的“王朝循環”究竟存在怎樣的因果關系？
《秦磚》的主要任務是解答“周何以變為秦”，并借助出土簡牘對秦制完全體的圖景進行勾勒，但新的問題又隨之凸顯，那就是過去兩千年間，基于《史記》、《漢書》等文獻記載總結的“秦制”諸特征，在秦朝遠未成形。
直白地說，“周秦之變”的歷史進程并未因“秦朝滅亡”結束，恰恰相反，如果沒有西漢王朝建國過程中的一系列變革，我們熟悉的兩千年“王朝循環”可能根本不會發生。
那么，在這短短的八十年間，究竟發生了什么，令歷史的車輪造成如此巨大的偏轉？
這正是《漢瓦》所著力解答的問題。
這個命題固然宏大，在寫作的過程中，三解卻一直努力地維持專業研究與大眾閱讀之間的平衡，盡量避免干癟、無根的解釋體系建構，而是將大問題分解為一個又一個的小問題，將人們耳熟能詳的“傳播常識”，與文獻、簡牘的細節信息進行對照和再討論。
具體而言，《漢瓦》以“周秦之變”作為背景性的母題，分解為兩條貫穿性的問題線索：
其一，西漢王朝的建國洪業是否如“通說”所言，受到了“楚文化”的全程影響？
其二，劉邦集團的現實組成，是否存在一個“封爵—回報”互為表里的軍功集團？
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我們過往熟悉的認識框架中，劉邦家族雖為魏國移民，卻生長于楚地，在生活方式上好楚歌、楚服、楚舞；在政治認同上偏向楚國，先投景駒、后屬項梁、再歸楚懷王；在制度安排上，則任楚官、授楚爵。故此，其核心集團是以楚地的地緣紐帶構成，再向外分層吸納列國的游士新血液。
李開元教授即據此邏輯，將劉邦集團分為“豐沛元從集團”、“碭泗楚人集團”、“秦人集團”和“多國合縱集團”，加入越早者，人數越少，集團身份越親密、重要，由內而外，形成一個圈套圈的組織形態。
而上述諸集團的成員，也在滅秦、伐楚、平天下的過程中積累了功勛，得到軍功爵位之賞，配套以對應的政治、經濟特權，再以這一共同的身份認同，形成了一個相對穩固的，以拱衛劉氏天下為目的的軍功受益階層，并以分庭抗禮之勢，長期把持著西漢王朝初期的政權。
不得不說，以上的解釋，邏輯嚴謹、論證精詳，看似題無剩義，也在廣泛傳播之中幾成定論，但是，如果我們深挖史料，就會發現，有不少史實細節，并不能平滑地融入這個解釋體系之中，甚至格格不入。
《漢瓦》每一章的切入點，恰恰是這些“特殊”的史料記載。
比如第一章題名為《其實你一點也不了解劉邦》，這倒不是故弄玄虛，而是由于《史記》、《漢書》對劉邦家族構成、家庭關系、早年生活記載的缺失，讓我們對這位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平民皇帝的出身經歷所知甚少。
所以，《漢瓦》的解謎，也從劉邦家族究竟自認楚人還是魏人開始。
一條非常重要的記載見于《史記·封禪書》，其中提到，劉邦稱帝之后，在長安設置“女巫”祭祀諸神，這個“女巫”還以地域有所分別，按照祭祀的神祇的地位排列先后，分別是“梁巫”、“晉巫”、“秦巫”、“荊巫”，對此，古代注家解釋說，這是按照劉氏先祖遷徙的路線所定的崗位，但是，卻忽略了一個問題。
那就是“梁巫”為何居于首位？
畢竟，論遷徙先后、仕宦顯赫，均應以“晉巫”為尊（劉邦先祖為晉國大夫范武子）；論分宗得氏，應以“秦巫”為先（劉邦先祖范武子流亡在秦，留下了一支后人改“劉氏”）；論鄉情親厚，應以“荊巫”為重（劉邦祖父自魏國大梁遷楚，淮泗之間也稱“荊地”），這個安排，理由何在呢？
答案就是家族認同。
因為在劉氏遷豐之后，真正葬于楚地的，只有劉邦祖父豐公一人，則劉邦的五世祖宗，墳墓多數都在大梁，肯定要以梁地為祖塋，而非太公、劉邦生于斯長于斯的楚地，則“博求神靈”推崇“梁巫”，完全順理成章。
這也導出了一個結論：
在“宗法”意義上的地域歸屬，劉邦家族更傾向于“梁”，即魏國，而非“荊”，即楚國。
在確定了這一點之后，再看劉邦的家族，雖然客居楚國境內，甚至其祖父應曾擔任過楚國邑公，作為長期浸淫在“分戶析產”的法制體系下的魏人家族，生活方式與“包山楚簡”、“郭店楚簡”所展示的楚人“家族共同體”完全格格不入。這也側面解釋了，為何劉邦早年經歷記載中堂兄弟、宗族的信息接近于無。
在此條件下，缺少宗族之助的劉邦，成年后游歷魏國外黃，與張耳同游，乃至于崇拜信陵君，也就不難理解了。因為哪怕以最功利的仕宦訴求而言，一個魏國都城的大夫士家族子弟，與楚國邊陲田邑中的外邦士人，在哪個國家更有政治前途，一目了然。
正因為如此，劉邦青年時代的仕進規劃，實為魏國富戶張耳、陳平式的“養客模式”，而非傳統理解的“仗劍游俠模式”，只不過他不只缺少宗族之助，哪怕是在小家庭的內部，由于他“小妾之子”的尷尬身份，早早遭遇了“分家”，也無法得到父母、昆弟的財力支持，這就讓“致千里客”的“貴族游戲”成為了泡影。
這些，都是劉邦的原生家庭對他毫不友好的表現。
但是，曾經的劣勢，在面對前魏國人，原籍碭郡（碭郡是秦始皇以舊魏地設置的新郡）單父縣的呂氏家族時，與劉邦的秦吏身份發生了化學反應，這才有了一句大話換來一個媳婦的傳奇，但細究這個故事的內核，其實只不過是巨富呂公用家族中女呂雉投資的一個微不足道的閑子，看重的只是他百廿石吏的軍吏身份，以及他的“大志”和“膽量”。
說得直白點，呂公自己有兩個兒子，呂澤、呂釋之，又有一個家族的諸呂協助，對于的劉邦的訴求，不過是增添一個武力爪牙罷了。
劉邦命運的真正轉機，源自沛縣縣令在反秦抉擇上的反復，最終將蕭何、曹參等少年豪吏都逼到了沒有多少本錢的劉邦一邊，而他在起兵之時，即選擇的祠黃帝、祭蚩尤，又展示出了遠遠超越各路反秦義軍的文化層次和勃勃的野心。
當軍事能力與文化層次集于一身時，劉邦竟然取得了反秦義軍對秦軍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野戰勝利，而他“身兼楚魏”的身份又讓他的小集團得以在故楚地泗川郡與故魏地碭郡左右游刃，哪怕是在項梁勢力如日中天的時刻，這種一個團體、兩塊牌子的局面也沒有被打破。
根本原因在于，劉邦集團的組成，自始至終是以他本人的出身、婚姻、學識、宦歷為基礎，以私人關系為紐帶，生發出的一張人際關系大網，包含了楚人、魏人，乃至于韓人、秦人的“石榴籽結構”組織，每個“石榴籽”中都包含了相對獨立的“客”們。
這個組織的具體形態，既不是“秦制”，也不是“楚制”，而是《墨子》之中記載的“縣守兵”編制，并伴隨著劉邦名位的提升，輔以楚爵的標識，直到劉邦稱王之后，這套簡陋的體系才在韓信等外來貴族子弟的參與之下，逐漸走向了正規化。
值得注意的是，項羽集團的正規化進程遠比劉邦更早，其制度藍本甚至并非傳統的“楚制”而是異常嚴厲的“秦法”，而對郡縣制的保持，乃至于對爵位、封地的吝惜，都展示出，項羽并非我們所熟知的“分封制”的代表，恰恰相反，他所堅持的貴族傳統反而與“秦朝制度”更相契合。
故此，要打倒項羽，劉邦只能反其道行之，即濫發爵位、封地，打破階級界限（混淆士庶的姓氏標識），從而更廣泛地吸納列國的“頑鈍、嗜利、無恥者”，形成以多打少的數量優勢，彌補質量上的劣勢，也不過是與更專業、更正統、更強悍的西楚政權打成僵持。
真正的勝負手，依靠的還是韓信、張耳等真正的“軍事貴族”在河北的攻略，西魏、趙、代、齊的滅亡，燕國的臣服，終于在數量上壓垮了項羽，而劉邦所付出的，不過是一個又一個改變身份命運的承諾罷了。
正是為了“勝利”，劉邦所作出的諸多承諾，根本無法兌現，只能反復調整和賴賬，這個過程，最早及于異姓諸侯王，進而波及到軍功爵位的獲得者們，最后是實際執政的軍功列侯們，所有人得到的報酬，都在縮水，并且一縮就是六十年。
封邑、稅邑變成了授田，實際授田變成了排隊授田，爵位贖刑變成了買爵贖刑，爵位尊崇變成了官位尊崇，軍功爵制作為秦律所賴以存在的差等身份體系漸趨瓦解，導致了一系列的現實問題，逼迫著西漢王朝的掌舵者們，對“債主們”一次又一次地“讓利”。
與此同時，劉邦所著力建造的“新分封秩序”，也在同姓諸侯王與外戚、功臣列侯的內訌之中，走向了二世而亡，隨著劉邦、蕭何、曹參死后，豐沛元從的徹底邊緣化，魏人列侯與魏人呂氏之間的執政聯盟，也在呂后死后走向了盡頭。
事實證明，漢初并不存在一個“同氣連枝”的軍功集團，也根本不存在一個外圈包裹著內圈的軍功階層，只有一個個等待最高權力垂青的“小石榴籽”，它們之間，有生死相搏、有短暫合作，唯獨沒有作為一個集團的“統一意志”。
正因為如此，漢文帝入繼大統之后，西漢王朝的歷史才得以順利翻開新的一頁。
以國別身份為代表的功臣列侯勢力被逐出了政權，代之以分屬列國貴族出身的將相公卿，同時，文帝逐步剝離帝國的“經營性特征”，強化文吏、法治的“管理性功能”，將工商業權益向軍功收益階層讓渡，狠狠地刨了“秦制”的根。
但是，進入景帝時代后，急刻政治與奢侈之風的回潮，又將漢文帝的諸多改革廢止，但死者無從復生，景帝之后加強中央集權和經濟干預的手段，已經不可能走回“秦制”的老路了，而只能通過進一步強化“文法吏”國家的方式來進行。
正是這一系列的變革和反復，最終撥動了歷史的車輪，徹底埋葬了上古以來血統貴族主宰社會的舊時代，真正開啟了之后兩千年“王朝治亂”的因果循環。
綜上所述，《漢瓦》所展示的只是一個承前啟后的大時代切面，討論人事、變化的成分遠遠多于對制度的探究，三解對古代中國政治制度淵源的探討也遠未完結，自漢武帝至王莽之間的西漢中后期和東漢王朝的制度變遷，則要留待日后的新著中完成。
不過，菠蘿個人的寫作計劃，會先跳轉到三國，對漢末大亂到官渡之戰前的一些歷史隱秘的細節進行勾稽和重構，暫定名是《魏闕》，希望能夠帶給大家一些不一樣的“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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