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西門主義在政治上，帶有明顯的精英主義特征。但總的來說，又是符合工業時代的空想的——在圣西門的精英主義構想中，真正的“讀書人”，是懂科學的、干實業的、也是包括產業資本家的，認為他們才應該是理所當然的國家的統治者和治理者。
即便說，是空想。
但也是以“工業時代”為基石的空想，而不是以農業時代為基石的空想。
這種空想，打破了原本的分配設想，第一次提出了“以才能分配”的想法。在這里，產業資本家，也被視作一種“才能”。
怎么說呢，在這個時代，最起碼，比封建貴族、士紳、國王、皇帝、放高利貸的，有“才能”。
而掌握科學知識、技術、或者說高學歷的人，更是有“才能”，理所應當應該是分配體系中拿最多的那群人。
這顯然，是符合大順實學派這群人的利益的。
而圣西門主義，在法革之后的法革，是名副其實的“顯學”。
法革之后的法革，又是個什么狀況、或者說什么樣的經濟基礎呢？
先是雅各賓土改，分了地，自耕農人數急速上升，小農經濟小資產者經濟成為法國的支柱力量。哪怕到七月王朝時期，農民依舊“貢獻”了5.6億法郎的農業稅，是法國名副其實的第一產業。
拿皇被流放到厄爾巴島的那一年，整個法國，一共才15個用簡單機器的工廠。
法國產業最出名的絲織業，水平未必趕得上大明時代的江南。里昂地區的絲織業，依舊是以手工業為主，甚至可以說非常類似與此時南通地區的包買制紡織業。
一直到1825年，英國放開了蒸汽機技術的出口管控——主要是到25年，已經管控不住了，到處流出，管不了了——法國才開始逐漸出現大量的蒸汽機產業。
簡單來說，圣西門主義在法國成為顯學，其宏觀的經濟基礎層面，是“資本主義在發展、但資本主義又不夠發達”。
而在更現實的層面，圣西門主義的兩大核心，又是當時的法國必須要考慮的問題。
固然說，圣西門、傅里葉、歐文，是三大空想社的代表。但這三人的空想方向還是不同的。
圣西門主義的基礎，是認為：
資本主義為啥會有問題，這么殘酷，乃至于有周期性的危機？
因為生產實際上處在一種“無政府”的狀態，瞎雞兒生產，瞎雞兒投資，完全無序，這能不危機嗎？
由此，又產生了下一步的推理。
就法國當時的情況來說，實業想要發展，但是他媽的融不到錢；而土地，則成為了最好的投資方向，錢嗖嗖地往土改之后的耕地上跑；要么就是搞投機。
而被圣西門認為是未來的“實業”，則往往融不到錢，即便融到了錢想要發展實業，被投機、土地投機、買地、放貸等，弄得過高的利息，又使得法國的實業很難發展起來。
于是，怎么解決這個問題？
這就是圣西門主義的兩個核心：
一：銀行。
既然說，實業是未來，可實業弄不來錢。那么，為啥不組織一個超大型的銀行，讓銀行把錢，給應該投資的方向，從而刺激實業的發展呢？
二：實業科技。
國王、貴族、士紳、放貸的、金融家什么的，懂個錘子的工業化？這幫子人都死絕了，似乎對法國也沒啥影響，反而更好。
那么，就得靠“真正的讀書人”，包括懂工業的、懂農業的、懂紡織的、懂學問的等等，當然，也包括產業資本家。這些真正的懂實業、懂工業的人，組成一個“最高實業委員會”，由他們制定政策、控制銀行、指導產業。
也即：
最高實業委員會，定路線，做“腦子”。
銀行，作為路線的“手”，把錢給該給的人，而不是給那些不該給的人，給到實業手里。別雞兒讓錢瞎跑，往土地兼并上跑、往投機倒賣上跑、往外國債券上跑。
而這一套東西…
而等到他的信徒拿三上位后，老馬曾諷刺道：圣西門啊，是巴黎證券交易所的守護天使，是騙子的預言家，是普遍貪污行賄的救世主。
之所以說，這一套東西，在此時的大順，也會成為顯學，甚至會成為劉玉影響下的實學派這一整套“歪經”的終極未來。
就源于這兩個方面。
其一，經濟基礎，資本主義在發展，但又不夠發展，小農小資的所有制理念深入人心。同時，本身，圣西門主義，又是三大空想社之一，這里面是包含了類似于“仁、義、道、德”這些東西的對底層的關懷，尤其是對小農、小生產者、佃農、雇工等一些不切實際的關懷，是仁義道德的空想社。
其二，大順的新興階層，尤其是實業階層，現在也面臨同樣的問題。
大順的土地私有制、耕地自由買賣之下，使得實業想要拿到資金總的來說還是挺難的。
錢，或者說，資本，自己長腿，總是往那些“不想讓它們往那跑”的方向上跑。比如，買地、囤地、兼并、放高利貸等等。
而本身，作為空想，自然有向原本的統治者妥協的心態。
在這種妥協下，新興階層，尤其是實業派，在不考慮徹底的所有制變革和極為激烈的暴力解決土地問題的方桉下，自然是希望有這么一個“銀行”，把錢給該給的人，免得實業發展困難，弄不到錢。
但是，顯然，這個“銀行”…可想而知。
這才有了老馬的諷刺：你圣西門的社，社的真好啊，社成了證券交易所的守護天使、社成了貪污行賄的救世主。
這種空想的脈絡，其實是非常清晰的。
兩條線。
產業革命。
啟蒙運動。
產業革命，催生了圣西門主義的“實業”思想，即科技發展、技術進步、實業發展，代表著未來。
啟蒙運動，催生了圣西門對新時代的反思——他媽的，這新時代，和啟蒙思想家們所描繪的“為全體人類所設計的理性王國”，不一樣啊。這新時代，咋也吃人不吐骨頭呢？
而資產主義在發展，同時又不夠發展的法國土改之后的現狀，讓圣西門琢磨了半天，已經發現了資本主義的一些問題，然后他就琢磨，這是咋回事呢？
琢磨來琢磨去，他又不可能理解剩余價值之類的理論，于是琢磨出來了：哦，問題在于資本主義生產的“無政府”狀態，想辦法把這個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終結，那不就好了？
而他既然是作為“啟蒙時代”的尾巴，自然對于人性什么的思考，是建立在“永恒正義王國”這個基礎上的。
即，認為“歷史是終結的、抽象的人性是固定的、是存在永恒的正義的”。
在這種理解下，空想社的“社”的產生，是和人類生產力的發展、人類歷史的發展階段，是無關的。所謂“社”，不過就是“符合人性的、永恒正義的、理性的”社會。
別說什么工業社會了，按照這種永恒正義的想法，就他媽的鐵器牛耕時代，也完全沒問題嘛。
于是，按照這種抽象的人性觀，去琢磨“人類的未來”，基本上就類似于在一道題上打對號、打叉號。
一夫一妻？符合人性，肯定是永恒的人性，對號。
唯利是圖？這不符合人性，至少不是“理性王國”，叉號。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明顯不對，叉號。
資本投入實業獲得利潤，以利潤推動實業發展？明顯好，對號。
平等？符合人性，對號。
博愛？符合人性，對號。
仁義道德？符合人性，對號。
既然說，抽象的人性，是避開人的社會性和階級性、離開人的社會發展，抽象去解釋人的共同本質的學說。本質上，算是對“宗教”、“上帝”、“神創人”的一種延伸。
人對“道德、真善美”的標準，其實是亙古不變的。
而啟蒙運動的核心，又是理性，是用理性沖破宗教的桎梏。
由此，又衍生出把理性作為審判臺，一切都拿到理性面前接受審判，認為只要訴諸理性，人類的一切“迷誤”都能克服。
于此時，資本主義才開始發展。
資本主義嚇不嚇人？
嚇人。
那么，為啥嚇人？
顯然，是因為人類的“迷悟”嘛，把錯的當成了對的、把壞的當成了好的。
所以，只要解決了這些“迷悟”，資本主義這么嚇人的問題，不就解決了嗎？
人人都講仁義道德，都是好人，不要迷悟、不要走偏了，那這不就是世界大同了嗎？
這和生產力有個吊毛的關系？和人類歷史發展有個吊毛的關系？這么看，別說前工業時代，就是奴隸時代，只要能達成人性、不“迷悟”、達成永恒的正義，完全可以“社”嘛，達成一個美好的社會。
這，在本質上，和三代之治、大同之世的夢想，沒啥區別。
無非，一個的生產力基石，是工業時代；另一個，是青銅鐵器時代而已。
畢竟，哪怕儒生，也不是空談仁義道德，也是編造過一整套《周禮》制度，空想著指導社會運轉。
而圣西門主義，在這個時代，造出一套“實業制度”，也正常得很。
由此，也就產生了劉玉所謂的大順實學派的大毒草“歪經”里的最后一環。
大順是科舉制。
圣西門主義是精英主義。
科舉制不就是選拔精英人才的嗎？只不過，時代變了，現在的精英，應該是懂外語的、懂地理的、懂工業的、懂技術的。
實學派覺得，我們取而代之，則大妙。因為我們才是真正的精英，而你們應該讓位子了。
同樣的。
三代之治、大同之世，也是建立在抽象的人形、永恒的正義上的。
無非，就是你們那老一套的《周禮》，里面沒說蒸汽機、沒說紡織機、沒說鐵器牛耕、沒說高爐鐵。你們那一套過時啦。現在，要靠“實業制度、銀行調節”為政策的新《周禮》啦。
這里面，還涉及到一個大順的“意識形態”問題。
即，大順開國，用的是永嘉、永康學派的學問。
永嘉、永康學派的學問，走到陳亮、葉適那一步的時候，就有繞回了“由外而內”和“由內而外”的問題。
葉適解不開這個結，于是最后不得不繞回“復禮”的制度化運轉這一步：既然走由外而內這條路，周禮、六藝，就是“外”的最終標準。
練外功，能不能練出來內功，并且確保這內功，是正派正道？
萬一練偏了咋整？一身外功卡卡一頓練，最后練出的全是魔功，這不扯犢子嗎？
這是朱熹和陳亮互撕的根源，你陳亮說要富國強兵，那么你富國強兵的外功練到了極致，你確定這是正道？金人虎視眈眈，你說富國強兵、由外而內，道統不絕，那他媽的萬一金人獲勝，國祚延續，國家富強，那你這意思，金人也有道統唄？兄弟，你聽我的沒錯，就說三代之后，道統已絕，大家都沒道統，金人就算贏了也沒道統，道統在咱們讀書人手中，咱們隨時還有以“復道統”為大義的主動權。
既然這個問題繞不開。
那么，葉適也只能走回“復禮”的制度路上：你看，夫子把制度這一套外功，都寫的清清楚楚了，就在《周禮》里面，制度、官制、土地制度、賦稅制度等等，圈套的。咱們只要按照這套外功練，難道還能走偏嗎？
延續到大順，到顏李學派這，也是卡在了這一環。亦即“由外而內”的這一環——顏元、李塨，是讓弟子學“藝”，別雞兒先去讀經，只要把六藝精湛了，由外而內，正道自生。
這才有了開國初年，理學派狂噴顏李這一派，說他們“不知道往哪走，就先把車造出來了，使勁往前奔，這不是瞎走嗎？你不先內，你知道你該往哪走？你都不知道你該往哪走，你學藝，‘造個車’出來，到時候方向跑反了，那不是距離正途越來越遠嗎？”
這也是為什么伴隨著考據學的發展，尤其是涉及到“偽書考證”問題時，牽扯到周禮、尚書等是否是“后認杜撰”的考證問題后，顏李學派這些人如此的激動、反對、爭論。
就源于這個“由外而內”的問題。由外而內的基礎，是得有《周禮》、《尚書》等這些上古典籍的“制度”。
最終是要通過“復古時制度”，來達成外功練的是正道的最終目標的。
如何保證“由外而內”練的內功不是邪路這個問題，是大順學了宋儒永嘉永康學派，在解決了“夷狄之辱”問題后的治國過程中，一直繞不過去的坎兒，也即卡在對理學“破而不立”這個尷尬意識形態構建場面的根源。
為啥當初選永嘉永康的學問？
答，這是戰斗的學問，是靖康恥之下催生的的學問，是符合前朝末年現實的，是大順拿大義的。
拿了之后，到治國的時候，這玩意兒，都知道“霸道太重”。現在東虜已廢，這種“霸道太重”的學問，怎么能作為正統呢？
當然，既然當初選了，那么現在，對大順而言，實際上在“克己”還是“復禮”的意識形態上，理論上更接近大順意識形態的，是“復禮”。
克己，然后復禮。由內而外，是一條路。
復禮，由外而內，制度構建，從而內外一致而復禮，最終自然克己，由外而內，又是另一條路。
也即是說，大順自開國之初為了拿“大義”而選的意識形態，是著重“外”的。
這種思路延續至今，潛移默化之下，在蒸汽時代即將來臨的時候，即便是實學派，也急需一個“成體系的外功”。
這個“外”，要和周禮類似，是一整套制度，法規、政策、所有制、甚至連利息多少都要考慮在內的。
故而，非常符合大順實學派、又和大順此時的經濟基礎貼近的、空想的“圣西門精英實業主義、加強力銀行向實業傾斜抑制兼并、從抽象人性的仁義道德和永恒正義出發的美好社會構建的圣西門空想社”，也就很契合地成為了大順實學派這一整套歪經的最終“終極未來”。
現狀解讀、工業化生產力的未來理解、再加上空想社的終極未來，這一套歪經，亦算是有頭有尾、人亡政不息、門徒有信仰、政策改革有目標且是可以根據“經書”推出來的目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