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解了他的“生產力”的概念之后。
再理解了他對國家這個保護生產力發展的工具的理解之后。
也就很容易得出了李斯特經濟學中“窮則關稅保護、達則自由貿易”的道理。
要注意的，是李斯特并不反對自由貿易。
只是，由他對生產力的定義和理解、對國家作為一種抽象的生產力發展的必須工具的認知，就可以推出來他對自由貿易理論的態度。
即：你英國是先發國家，歐洲的戰亂使得資本大量流向英國，你英國的工業已經發展起來了，對他國呈現絕對的優勢了。
這時候，你英國就高喊著當初根本沒被重視和啟用的亞當·斯密的自由貿易理論。
你英國這不還是為了維護自己國家的利益嗎？
還有你，亞當·斯密，你拿出自由貿易理論的時候，英國的優勢已經建立，那么你分明是個國家主義者，只不過你對國家有利的政策，是以普遍的、世界的、自由貿易為名目的。
所以，彼時高喊著自由貿易的、已經建立了絕對優勢的英國，根本不是普遍的、世界的、自由貿易的，而是以國家利益、或者說以維護本國的生產力發展的有理條件為核心的。
故而，得出，作為后發國家的德國，要去其掩飾、取其內核。
既然英國的政策出發點，是以國家利益為基石的，只不過先發優勢下拿著“自由貿易”的大旗。
那么，后發的德國，自然也要以國家利益為基石，但基于現實，是要拿“關稅保護”的大旗的。
所以說，李斯特絕對不在根源上，反對自由貿易。
而是“窮則關稅保護、達則自由貿易”。
只不過，先發國家，或者一些優勢國家，可以將對本國有利的東西，用世界的、自由的之類的東西包裝而已。
但本質上，就和英國的自由貿易一樣，不過是為了“本國的有利于生產力發展”的一種政策和說辭。
這里的生產力，是李斯特定義下生產力，并不是老馬政治經濟學里的生產力概念。
在這種定義下。
需要一個強力的國家，來完成德意志關稅同盟，以促進這種生產力的發展。
這是德國。
需要一個強力的國家的干涉，來完成工商業的發展，需要一份詳細的《關于制造業的報告》，包含銅、煤、木材、谷物、絲綢、鋼鐵、玻璃在內的一系列的產業政策，具體扶持方法包括津貼、獎勵金、出口退稅、提高關稅等…
這是美國的漢密爾頓。
需要一個強力的國家，在已經達成了先發優勢的條件下，以炮艦、軍隊、刺刀等，保護自由貿易、推行自由貿易。
這是英國的自由貿易。
等等、等等，其思路都是一脈相承的。
在這里，李斯特定義下的“生產力”，更類似于具象的“工業化”。
在這里，生產力，不只是包括科學技術，工廠，設備，機械，產品等等。
也就是說，“工業化”、或者說，工業時代，被視作一種目標。
而國家，或者說，政權，將作為一個“工具”，來實現這種目標。
一切，以這種定義下的“生產力”的發展，為目標。
定義的區別，在于老馬定義的生產力里，是不包括生產關系的。而是作為“尋求到底是啥玩意兒決定了生產關系、上層建筑”的答案，即生產力。這是一種邏輯演繹。
而李斯特定義下的生產力，是一種直觀的觀察印象，甚至可以說，是以國富這個概念為出發點的，發展國民經濟的直觀的具象解釋，甚至是一種對“工業化的具象描繪——就像是描繪一種植物，是什么樣的葉子、花是什么色的之類”。
當然，魁奈也談過生產力這個詞。但魁奈是重農學派的，其基礎是農業是唯一創造價值的產業，所以，生產力這個詞在魁奈這里，又指的是專指農業。
故而，生產力這個詞，在不同的文章、不同人的學說里，是有不同含義的。
用一個粗陋的生物學比喻。李斯特的生產力，類似于描述性生物學階段，是描述植物長啥樣；老馬的生產力，類似于分子生物學階段，是闡述為啥這玩意兒這樣、是啥玩意兒決定、啥基因決定的這花是紫的還是黑的。
而在大順的現狀下，到底哪種更容易被理解、被接受？
在大順此時皇權還穩固的很、資產階級瑟縮著、農業還占據主導地位的社會形態下，加上劉鈺的斷章取義的潛移默化，顯然，大順的實學派，更容易接受的是李斯特的生產力的概念。
畢竟，劉鈺忽悠的基石，是“國民財富總和”的定義所引出的。
而從這個基石，又推出了所謂的“小塊地小農宏觀意義上的無效勞動”這個概念。
再由“宏觀意義上的無效勞動”，推出了“工商業容納更多人口，創造有效勞動”的想法。
最終這個“工商業發展，容納更多人口”的描述，實質上就是李斯特經濟學的“生產力”概念。
包括工商業發展后的法律、道德、法規、國家政策、以及科技、機器、工廠等等。
在這里，“生產力”這個概念，被扭曲為一種“工商業發達的社會的先知般的描述”。
而不是針對先秦制度、周禮空想、小農經濟、皇權、地主、士紳、租佃等等這些社會生產關系的解讀。
一旦這樣理解生產力，自然會出現許多問題。
比如，“先發國家是正確的、所以是正確的”，你看，未來已經擺在那了，如果你和在一些技術上更發達的國家不一樣，那一定是你錯了。
畢竟，既然是是“描述性”的階段，那么一株“長成的植物”就活生生地擺在那，你把自己改造成那樣就是了。
如果你和那個不一樣，你要先考慮一下你肯定是做錯了。如果對面的花開的并不如你的“鮮艷”，那你要先考慮一下是不是你對“鮮艷”的定義出問題了。
這種對生產力概念的扭曲，自然會有很多負面的問題。
不過于此時的大順，這些負面問題，暫時來說還并不具備現實意義。
反倒是，這種更具象的、更容易理解的、更容易被普通人所方便想象的、實質上把包含生產關系的工業化社會濃縮成的“生產力”概念，具備很強的傳播能力。
而這種傳播能力，又和大順的現狀息息相關。
大順的現狀，又有許多不同的解讀方式。
而劉鈺的“國民財富總和”的解讀方式、以及大順在工業化之前的畝產基本已達牛耕鐵器時代的峰值的現實，又使得這種“工業化”的“生產力”概念，更加清晰。
以華北地區為例。
兩年三熟、精耕細作，相對于一年一熟、粗獷農業來說，是不是生產力的進步？
你要說，不是，要拖拉機機械化大生產加化肥，才算是生產力進步，那也不是不對，但現在是不具備現實意義的。
假設，兩年三熟，平均畝產150斤，種一定的面積，需要10個勞動力。
而一年一熟、粗獷農業，平均畝產100斤，種一定的面積，只需要3個勞動力。
但是，這對人少地多的北美，或者說工商業人口不足的北美、英國、甚至法國等，一年一熟是正確的。
這對根本不缺潛在的工資勞動者的大順，兩年三熟、投入更多的勞動力，才是正確的、具備現實意義的——農業革命在英國才叫農業革命，在大順那叫畝產倒退。
問題在于，即便如此，在華北地區，即便在兩年三熟需要更多勞動力的基礎上，宏觀上，依舊很多人是“宏觀上的無效勞動”。
即便說，搓兩年三熟到此時的精耕細作極致，依舊不需要這么多人。再減少個幾百萬農業人口，總糧食產量不會有任何影響。
這，就是劉鈺鼓吹的“工商業容納更多人口轉化為有效勞動”的現狀基礎。
也即是那種描繪出的粗陋的工業化為生產力的未來的基本模樣——便于想象，人們可以理解為為農者戶均30畝地，而戶均之外的人都在工商業中勞作。
即便說，已經壓縮到了戶均30畝地、精耕細作、兩年三熟。戶均30畝地，并不多，因為還要考慮牲口的牧草地，沒有牲口的精耕細作連基本糞肥都不夠。
饒是從“五口之家、百畝之田”，壓縮到了“五口之家，三十畝地一頭牛”，縮水了三分之一，甚至還可能繼續縮。
以山東為例，壓縮成這樣，實質上山東依舊還能拿出來將近1000萬的人口，在保證農業糧食產量不變的情況下，投入工商業——山東馬上就要到人均3畝地的鐵器牛耕時代的崩潰紅線了，而“五口之家、三十畝地一頭牛”的另一個說法其實就是農業人口人均6畝地。
所以可以簡單地推斷出在這個“解決無效勞動”的“工業化”的模型中，至少要構建一個“山東至少大幾百萬人以工商業為生”的社會模型。
這，是一個大順實學派的人，可以理解、并且篤信可以達到的模型。
當然，這個模型，在大順實學派一些人的思考中，又是以前面說的“馬爾薩斯經濟學”為基石而推導出來的：所謂的“有效需求”概念下的對外貿易、一戰勝利果實、本國的實利階層、軍官團士兵、生員、地主、貴族等。再加上激進派中的一部分把“有效需求”里加上均田小農等，理論上是可以支持一個“數百萬人的工商業社會”的模型，且不崩潰的。
這不是說這個模型就是正確的。
而是說，人們不能隨心所欲地創造歷史，也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
大順這些實學派，現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是什么樣？
在這種條件下，讓他們去幻想一個真正工業化的模樣？甚至連抄都沒處抄、眼見都沒機會眼見。
這和那些只能理解超光速、蟲洞、太空戰艦時代卻依舊是近現代內核的人，一樣。
大順這批人，自然也只能以現在的基礎，去構建一個模型，然后以現在的基礎去思考那個模型的樣子，最終簡單計算得出結論：理論可行。
這就夠了。
在這個過程中，通過各個階級之間的不斷地斗爭，最終可能變得和此時的幻想面部全非，這才是正常的、斗爭的、歷史的發展。
但于此時，這批人自然是在構建出這個模型后，希望把國家作為一個工具，強化之，從而借助這個工具，實現這種包含著生產關系含義的李斯特的“生產力”發展。
于是，在大順，被扭曲的經書，已經逐漸成型，有頭有尾。
馬爾薩斯那一套，是作為大順存在大量實利階層、而佃農小農階層基本無“有效需求”的現狀的解讀。
李斯特的那一套，是作為國富的目標，新學派希望國家作為一個工具，去實現他們的目標。這和儒家的三代之治的夢想，要靠國家、政策、教化等來實現，正可銜接。
只剩下最后一個“終極目標”，這又和實學派這群人的定位、學識、他們自己的利益訴求，以及大順自古以來的均田的小農空想、平均思潮等，息息相關。也正因如此，這個空想的“終極目標”，有了一個在曲解的“工業化”幻想中，符合傳統民本、均田等思潮的空想的“仁義的目標”。
有頭有尾，有便于想象和理解的實體，自然傳播開來，不會簡單的人亡政息。
而要說這個尾，就不得不說大順實學派的階級上的屬性。
而要說這個，就又不得不提大順實學派這些年一直以來的“自嘲”——說自己不是讀書人。
這種自嘲的潛臺詞，是：一，讀書人本身就是一種高人一等的身份；二，我們不反對高人一等，嘀咕的只是科舉讀正學的人才算讀書人我們不算，這種自嘲其實也是一種幽怨，有人仍寄希望于皇帝將來一朝一日也把他們看做讀書人的；三，其實我們才是真正有本事的讀書人，那些人算個屁的讀書人、有學問的人？
而圣西門主義，在政治上，恰恰又是最符合大順這幫實學派的訴求的。
把社會，簡單的分為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有學問的人。
第二部分：害怕變革的人，既得利益者。
第三部分：其余人。
所以，按照這種分法，流血、革命，什么的，多可怕？
那么，這第二部分的人，直接把統治權，讓給第一部分的人，和平交接，讓真正的讀書人來統治，又不流血，把“理應屬于我們的位置讓給我們”，然后由這些真正的讀書人，引導著過度到新時代，豈不美哉？
對大順的實學派來說，他們的自嘲，其實不就是在說“其實我們才是有學問的人，我們才是讀書人，統治者理應是我們，而你們那些所謂的讀書人，你們分明是既得利益者，趕緊下去，給老子讓地方。”
“要讓我們統治、治理，這國家不得起飛了呀？”
而這，又退回到了前一個問題：老馬一直在反對摻雜了生產關系的生產力的解讀，而在大順，生產力是一個被扭曲的概念，并非是一個解釋生產關系的概念，而是一個抽象而又具象的社會發達的未來。
和什么理想國、東學西漸、三代之治、之類的玩意，其實差不多。只不過，是以工商業發達、或者時髦的工業化為基底的。
于是，也就很容易產生這種空想。
空想的定義，得出空想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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