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素也沒想到、數年未見后跟劉備喝一場大酒，
能勾起劉備那么多的感慨，和內心的深刻自省、夕惕若厲。
果然稱皇帝為孤家寡人不是沒有道理的，手握絕對的兵權和行政能力，依然會出于對歷史的恐懼，擔心百年之后的事情發展方向。
好在，劉備也沒指望喝幾次酒就把問題解決了，他很清楚，今天就只是跟李素說說這幾年的心得、各自的長進。大問題，還要放在以后漫長的歲月里，慢慢解決。
李素也很清楚這一點，所以只是幫劉備梳理了一下問題，指出可以努力的方向。
至于具體怎么解決，李素沒指望直接給答案。
君臣一番徹夜長飲，最后李素總結出無非這幾方面：
首先，百年之后的事情，誰都不可以控制，所以眼下最容易做的，就是給后人打好基礎、立好榜樣。能這一代人解決的變法和軍事擴張，就在這一代人的時間里做好，不要拖著留給后人。
因為只要留給后人，后人為了解決歷史遺留問題，肯定會引入新的問題。比如漢武帝為了解決匈奴，要改祖宗之法，廢和親，就要用各種各樣的人，這些人里很多都是有問題的，而漢武帝自己也是有問題的，這都是有損朝廷正統的。
其次，自己的事情做好之后，就可以適當強化一下“祖宗之法”，但也不能定得太死，否則容易僵化——這方面，李素借鑒的是后世明朝的教訓。
明朝僵化的祖宗之法，導致它面對內部矛盾的變化演進時，適應性還不如漢、宋兩朝，所以命也比較短。
漢、宋雖然內部問題一直多，但好歹命長啊，就是磕磕絆絆遇到問題解決問題往下拖的。明朝的系統相比之下就是缺乏彈性，屈服強度扛不住的時候，直接就掰斷了。
所以，李素肯定不能勸劉備弄一套完全不能改的祖宗之法。
上述兩方面都注意到之后，要讓一個國家穩固更久，第三個努力方向就是要梳理好統治理論的解釋權了——
注意，李素這里提的是“解釋權”，而不是統治理論本身。
統治理論本身，意識形態的部分，李素自己生前就會搞定的。這些東西不比實際政策，僵硬一點也不要緊，所以不用留給后人了，最多留一點修修補補的給諸葛亮，讓諸葛亮將來完善一下。
因為政策是務實的，統治理論是務虛的。越務實的東西，越要貼合實際，就要靈活。越務虛的東西，可以大而化之，那就相對亙古不變。
這點前世念書時讀到的法理學基本原理，李素好歹還記得，也多虧他是個學霸，基本功扎實。
而統治理論和正統論的解釋權管理，說到底其實就是一個“封圣”的問題。你封誰為圣，后代的修修補補，就會以圣的理論基礎來做文章。
封圣該怎么封？如何封？誰能封？
這個問題，其實不該李素親自來說，也不該劉備來下詔，應該劉備留給兒子輩甚至孫子輩。
因為李素給他的建議，就是“蓋棺定論，確保后人來封，生前不要下判斷”。
對于李素的前兩方面大而化之的建議、提出的努力方向，劉備覺得很對。
對于第三個方面的建議，劉備乍一聽有點不理解。他誤以為李素這是在謙虛，不好意思請求給本人封圣，所以才說留給后人。劉備便開誠布公地打斷他：
“賢弟這是疑慮朕不成？本朝若要另封新圣，這是板上釘釘的事情。”
李素也不藏著掖著：“臣并非擔心毛遂自薦，而是認為，此前兩漢的教訓，已經充分說明封圣這事兒，操作得不好，容易被人利用。
光武中興，不過百余年便分崩離析，雖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我們也可以判定，光武的子孫們，在封圣問題上處理得不如先漢諸君好。”
劉備摸了摸胡子：“愿聞其詳。”
李素就大致說了一遍，里面有些內容劉備這些年勤于學習，已經有所了解了，但李素還是全面闡述，以免遺漏。
這事兒其實需要從后人一貫的一個誤區說起：
在很多后代人眼里，甚至包括在東漢末年很多儒生眼里，都覺得自從漢朝“獨尊儒術”之后，孔子就是圣人了。
但這其實大謬不然。
先不說后世歷史課本上，說漢武帝聽了董仲舒、就“獨尊儒術”，這本身就是一個誤解，漢武帝只是重用了儒術，沒有到獨尊的程度。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句話確實是董仲舒說的，也是他的建議。但建議也就只是建議，皇帝可以不接受，就算接受，也要考慮一個接受的時間表、程度深淺，不是一蹴而就的。
一直到漢昭帝、宣帝時，依然反復過“我漢家自有成法，王霸道雜之”，法家和那些儒家賢良文學，還是反復斗爭過的。
基本上到了漢宣帝，因為漢宣帝上臺過程中，借助了“公孫病已立”的祥瑞圖讖，天人感應神神叨叨那派愈發得勢了，才算是真正“獨尊”。
可即使到了“獨尊”成為事實后，孔子也依然還沒有到最高圣人的地位——西漢后期，乃至一直到整個新莽、還有東漢明章二帝，儒家最推崇的圣人，始終是“周公”，孔子只是一個解釋周公、推廣闡述周公的存在。
換言之，就好比孔門弟子是著述推廣了孔子的學說，他們自己地位并不高。
而孔子本人活著的時候，他也自認為自己是“述而不著”，他也沒有自己的觀點，是在推廣周公的善政、克己復禮。
“復禮”可不等于“造禮”，孔子說得明明白白，造是周公造的，他最多就是個“復”。
那么，孔子后來又怎么就成了越過周公、或者至少是跟周公并列的圣人了呢？這就是東漢初期，皇帝在意識形態造圣上犯的一個錯誤。
當然，東漢初期的皇帝，也是沒辦法，因為周公這個形象，被王莽搞臭了！
王莽篡漢、建立新朝的時候，走的就是“儒家圣王”的形象，王莽沒有軍權，也沒有打過仗，他就是個大儒新圣的人設，而且還擁有實際行政權，所以王莽上位之前，拿他比周公的就很多。
王莽的上臺，其實頗有幾分和儒家世家協商分贓的意味。當然，里面還有更多復雜的利益妥協，李素跟劉備聊也不會具體展開。
不管怎么說，王莽這么一搞，連累得周公也有點臭了，什么反賊都能比周公，
這時候，“立在政治和學術上都有建樹的完美古人為圣”的壞處就顯現出來了：因為以后但凡有野心家，他也可以自比周公，自比這種“實政和學術雙料圣人”。
所以，這時候，改立孔子的好處就顯現出來了，孔子是一個實際政治推行中的失敗者，他一輩子在政治上是不成功的，只有學說成功了。但正是因為他政治上的不成功，讓他被利用起來容易一些。
從此以后，如果再有學術、聲望和實政都很強的野心家，他好歹沒法自比孔子啊，因為你要自比孔子，你首先就得放棄權利、去著書立說、遠離政治搞學術，否則你跟孔子有哪兒像？
皇帝也就可以抨擊那些戀官不去的學術重臣不配自比孔子，要比先罷官。
當然，把孔子尊為圣人，這個過程一開始東漢皇帝也還是有些膈應的，并沒有立刻干脆答應。
所以在漢明帝、漢章帝時期，皇帝才多次“親臨太學講學”，其實這就是想把皇帝塑造為當世的儒家新圣，這樣就可以避免封孔子，又能淡化王莽曾經也是被儒家推崇的歷史記憶。
但結果已經很明顯了：這些招數對皇帝本人素質要求太高，皇帝得好學，還不能是幼主，否則幼主沒法去太學給太學生們講課。
于是，漢明帝漢章帝結束之后，東漢才算是在這個問題上徹底放棄了掙扎，孔子也是到了那個時候，才總算成為官方意識形態下的“儒家第一梯隊圣人”，可以跟周公并列。
這一點的演進上，東西方世界倒是驚人地相似：各種意識形態被追圣的創始人，都沒有留下繼承世俗政權的男姓后裔，或者干脆就是生前世俗權力斗爭的失敗殉死者。
這其實不是巧合，而是正因為你沒有繼承世俗政權的兒子，后來的野心家們才放心大膽利用你。你要是有子孫一直在做國王、皇帝，將來有機會振臂一呼，那別人擁你為圣不就成了為人作嫁了么？
所以，西方歷史上未必沒有更多創出自己教派的人，只是其他的創始人沒有斷子絕孫，所以跟進的人不多。
就好比元宇宙如果沒有區塊鏈技術來保證“創始人也沒有保留管理員權限，系統上線后創始人自己也沒法開掛，因為賬本都是分布式去中心化存儲的”，那誰還來你這個生態系統里添磚加瓦？
玩家不怕他努力投入了很多后，管理員直接把成果拿去回檔刪改？（當然我不推崇元宇宙，更討厭比特幣，這里只是一個技術討論舉例）
斷子絕孫的哲學意義，跟“用區塊鏈自廢中心化管理權限取信于人”，是一樣的。
相比之下，華夏這兒后來非要封個“衍生公”，實在是有些不倫不類。
對于這個問題，李素一貫堅持的是學術的歸學術，世俗權利歸世俗權利。哪怕他本人這輩子圣了，也封了公爵，但他留給子孫繼承的，就只是公爵爵位，他那些兒子們不配以“圣人后裔”自居。
他們只是會稽郡公、丞相李素的子孫，不是什么圣人子孫！
劉備聽了李素的分析后，也是有些暈乎的，不過他好歹抓住了一些線索，思索一會兒，便請李素給出具體的解決方案。
李素這才伸出幾根手指頭，一一盤點：
“對于這些問題，臣有幾點建議。首先，以后凡是封圣，都必須蓋棺定論，王莽之所以為亂，便是因為生前被人諛詞如潮。
光武帝與明章等帝畏懼王莽之禍的教訓，把有實際行政功勞的新圣之路一概堵死、改為唯獨尊奉孔子這類實政失敗者，最終收獲了矯枉過正的教訓。
未來，大漢要允許實政上有大功的人封圣，但一定要死后再封，任何在生前吹捧圣行的，都要作為諂諛幸進小人處置——這一條，可以寫進大漢的祖宗之法。
如此，大漢以后依然可以享受執政偉人為圣的好處，不用再一味追求以孔子之類實政失敗者為圣，同時，也能回避王莽劣跡的影響。”
李素這個思路，其實倒是頗受了后來曰本人的一些啟發，或許也跟他這幾年東渡巡狩、搞歷史政治的比較研究，所以容易聯想到這方面看過的前世史料。
在“蓋棺定論”的問題上，曰本人其實早期比漢人還謹慎，他們的長處，也確實值得漢人學習。
早在公元800年左右，也就是曰本還在王政時代、沒進入幕府架空天皇的時候，之前曰本人有很多太政大臣生前就封“正一位”的，這個位階的要求就是“生涯無瑕”，也就是的是完人、圣人。
但是760年代，活著獲封正一位的藤原仲麻呂造反了，給“正一位”這個人格完人的符號留下了污點。盡管藤原仲麻呂被鎮下去之后，他的“正一位”冊封被撤銷了，但也留下后遺癥，曰本人從此一千多年、一直到明治維新之后，中間幾乎再不給活人正一位。
藤原仲麻呂對于曰本歷史的影響，幾乎可以對標漢人的王莽。
曰本人開始反思：只要一個人臣還沒死，誰知道他晚年會不會造反？會不會晚節不保？會不會出現“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的情況？
所以，不管功勞再大、德行再好，一定要等死了之后，不可能再做壞事了，再給追封為圣。
當然，此后那一千多年的曰本歷史里，也不是完全沒有例外，但都是有非常完善的保險制約的。
比如一共兩次例外，
第一次是給源方子太皇太后，她是當時天皇的祖母，天皇就是她立的，她也沒有其他男性后裔在世了，不可能廢除天皇另立，豁免了謀反可能性，這才給她活著時封了正一位。
第二次例外，已經是明治維新結束后、明治天皇給臨終的太政大臣三條實美封了正一位。當時三條實美雖然沒死，但已經重病在床、醫生看過說他絕無可能再痊愈了，天皇才出于對現代醫學的信任，在他斷氣前給他開恩，
這也是獎勵三條實美幫助實現了“大政奉還”、在幕府了八百多年后讓天皇重新親政。畢竟此前八百年都沒人有如此功勛，破個例也說得過去。
這一點，中原漢人后來其實也有醒悟到，畢竟“蓋棺定論”這個成語就是漢語的成語，只是反應沒那么快，基本上是到了唐朝后期，統治者才漸漸注意到。
中間南北朝那么亂，正統性神圣性崩塌，活人稱圣的比比皆是，大家都自大狂妄不已。
皇帝有給自己亂上尊號、太上皇當了不夠，臨死還要瘋狂一把傳位給孫子、讓自己當太上皇、自己當“無上皇”的。
軍閥武將弒君篡奪成功后，有瞎搞自封“宇宙大將軍”的。
南北朝這些歷史的倒車、這些對神圣性的注水貶值，都導致漢人一直到隋唐，都對正統論和“如何維護神圣性”不怎么重視，很多時候都是在和稀泥。
相比之下，曰本人沒有改朝換代的亂世，這方面他們反而總結出更好的經驗。李素要建立長治久安的朝代，當然要博采眾長，不管原本歷史上是不是蠻夷先總結出來的，只要能為他所用，他就用。
除了“蓋棺定論”之外，李素強調的封圣第二注意事項，就是前面所說的“封圣不及子孫，不能給子孫好處”。
道理前面也說過了，劉備也能理解，這條就很快過了。
好在這一世的孔融已經在曹操的大清洗中死了，劉備也沒追封考證承認過天下還有哪個姓孔的文人是確鑿無疑的孔子后人，所以這一世不僅李素的子孫不能從封圣中獲益，連衍生公也不可能出現了。
以后凡是自稱孔子后人的，肯定都拿不出家譜，如果還非要吹噓，那就當妖言惑眾抓起來。反正官方的認定態度是“孔子的嫡系有據可考的傳人，已經沒有了，剩下的也都是旁支末裔，不配奉祀”。
而李素對劉備說的第三條、也就是最后一條補丁，是針對東漢早期，漢明帝漢章帝試圖通過“去太學講學”來塑造自己“既是世俗君主，又是儒家新圣形象”的弊端的修正。
李素也承認，皇帝要成為信仰和實政的雙重領袖，確實有好處，但明帝章帝演過了，也高估了后世子孫的抗風險能力。
既然有了失敗經驗，肯定不能照搬。
而李素的改法也很簡單：現在不是已經從察舉制改成科舉制了么？雒陽的太學，可以漸漸調整功能，未來肯定是要逐步向歷史上的“國子監”過渡的。
既然如此，科舉下的太學/貢院，性質逐步從教學往考核轉變，那皇帝還講什么課？
以后，在科舉的考試環節，最后加一道殿試，皇帝親自最終策問幾個問題，把關一道，那不就是用“天子門生”這種后人都很容易理解的辦法，來取代漢明帝、漢章帝那些吃力不討好、對皇帝本人儒學素養要求過高的操作了么。
說句題外話，殿試這個制度，李素之前在科舉的早期雛形改革里，一直還沒提出呢，并不是一般化的制度，最多是皇帝偶爾基于“唯才是舉”，對個別特別牛逼的人才，要策問召對。
李素當時不敢改太大、太傷筋動骨，也是本著一開始要極簡主義、把天下士人對科舉制的反對力量降到最低。
現在天下太平了這些年了，今年又要開恩科，這一科開始，把殿試形成固定制度，也還不晚。
劉備聽了這個建議，也是大喜稱善，同時稍微仔細想了想，也是忍不住苦笑——原因無他，主要是大漢搞的科舉制度，相比于原本時空的早期科舉，錄取規模實在是大得多了，皇帝要親自殿試詢問鼓勵每一個錄取人員，那工作量也就大了很多。
畢竟，原本歷史上的科舉，錄取出來都是縣級的官員。但現在劉備和李素搞的科舉，連“縣分局”那些官員，都要考試錄取了。
天下一千多個縣，基層官員能上萬，哪怕每十年、二十年輪流換一次血，皇帝到了大比之年，也得親自召見少則五百人、多則上千人來談話、賜宴。
哪怕每個新官說三句話，那就是三千句，皇帝也累啊。哪怕不過腦子，說三千句“愛卿辛苦了”，那也會口干舌燥的好不好。
劉備已經開始擔心，將來他的子孫有沒有這個精力來如此勤政，每次考試之年都做好跟下面的人聊三千句天的心理準備。
要是精力不濟或者遇到怠惰的昏君，估計得想辦法群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