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素讓劉巴“按功率計征水力工業稅”，本意只是弄一個通行簡易、易于官商雙方理解接受、舞弊空間也小一些的計稅標準。
不過，這個條款細則落到劉備這么“以人為本”的君主眼中，卻讓劉備敏銳地注意到其背后額外的政治層面好處：
“這個按‘功率’，嗯，就是按‘人工替代效率’來折算征稅的辦法，還能額外獲取雇工百姓的民心…”
劉備敏銳地意識到，只要朝廷這么干，就能顯得‘朝廷收這個稅的最初目的不是為了斂財，而是為了保護赤貧百姓的就業機會”。
你看，那些為富不仁的奸商們，用機械力是為了節約成本、減少雇工。朝廷這是在懲罰用機器替代窮苦百姓就業機會的奸商，百姓不該歡欣鼓舞一下嗎？
另一方面，人類在因循守舊這個問題上，普遍是比較犯賤的。除了極少數的終生學習者之外，大多數人都不肯主動走出舒適區、學習新事物、使用新科學技術。
哪怕有好東西新東西，你求著他用，他未必用。
但如果你告訴他“用這玩意兒要付出代價，因為他能為你賺更多，但你的很多同行寧可頂著這個懲罰性的稅也要用”，那很多守舊派商人也趕緊屁顛屁顛去用了。
這么一征稅，也是變相提醒那些守舊工商業者：你的同行在偷跑！他們用了新的工業設備，一個工人的稅錢就能抵五個壯漢！
他用你不用，不用五年十年他就利滾利滾雪球生意越來越大，到時候你就競爭不過他被他擠破產了！不考慮趕緊也學對方偷跑起來？
很多不愛學習的人就是這樣，經常扯什么“發財的方法都寫在刑法里”了，卻沒想到，刑法也是不停修訂的，為什么就不加強學習、趁著一些行為被寫進刑法之前的時間差里，去充分利用呢？法不溯及既往的呀！
不過，李素這個不是刑法，只是稅法。把原先不要稅的東西變得要稅，你依然是可以做的，無非成本高了一點。但朝廷既然開征，就說明這么做還是有套利空間有利可圖的。
類似于要是把某一個寫進刑法的發財方法，從刑法里拿掉，然后改成“交錢就能做”，那肯定很多人會去學習怎么做。
就好比小孩子一個人在家，父母出門前越是皮鞭棍棒逼著他不許打游戲機，但只要父母一關門他就肯定打開游戲機。
而朝廷真正征這個稅的理由，其實根本不重要了。
伯雅這個招數妙啊，又收了錢，還在赤貧失業百姓那兒得了“劫富濟貧”的好名聲，還逼了提醒了守舊不用科學的財主豪強/去推廣這些要代價才能用的工業設備。
一舉三得！
最后這一條，從法理學角度來說，就是“法律的評價教育價值”的一種變種吧。不寫進法律里，不學習的人注意不到，不珍惜。
回味了一下劉巴這部分工業稅細則里那番雋永的高雅氣息之后，
劉備繼續往下看，了解一下目前財部核定的大漢境內各州郡在冊水力工業規模、水車數量。
這方面的賬目，自然數益州的賬最清晰，主要是當初李素修繕了都江堰、新造了樂山堰，岷江兩岸全線能造多少水車，都是有明細的。劉巴做賬時可以直接用歷史數據。
賬目顯示，整個益州兩大水利設施區，一共有超過七八千架大水車，都是“五馬力”以上的規模，部分水流特別湍急的黃金地段，比如就在圍堰堤壩口子下面，達到二十多馬力的都有——
不過這些黃金地段的大水車，基本都被朝廷拿來鍛造鋼鐵、給板甲騎兵鍛壓胸甲用了。搞民營生產的很少，所以收不上來多少錢，就當是國家的軍工開支了。
再加上其他的小水車，估計一共能收三個多億的水能使用費和一億多的稅。
與益州相比，其他大部分州都不值一提了，七個州加起來的水車規模，才勉強比益州一個州略多。
因為水能這玩意兒只有在崎嶇、落差大的地方才好搞。哪怕到了現代，華夏的水電站也多半在地勢險峻的云貴川。
比如昭通巧家的老君灘，一直到民國都是阻斷長江航運的硬骨頭。抗戰時滇緬公路都修通了，但物資到了滇省后走長江水路、到老君灘還得盤灘換船。
這一世李素在朱提郡讓國淵屯田治理河道的時候，也只是把大的礁石稍微鏟鑿處理了一下，但船只要通過、依然要先卸貨減小船只吃水深度、然后纖夫拉船盤灘。
不過這好歹已經比漢末歷史同期進步太多了，如果沒有李素的話，云南的貨要水運到四川根本不可能，還處在“五月渡瀘、深入不毛”的狀態呢。
畢竟民國都在盤灘，漢末的人有什么好抱怨的？
但到了當代，就在巧家老君灘同一個位置，卻修了地球上單機容量最大的白鶴灘電站。
央視記者去采訪時，參觀了機組之后提問：“目前外國同類產品、國際最先進水平能做到多少精度？”
得到的回答是：“地球上目前沒有這么大的同類產品，無法比較。”
可見蜀道雖難，只要擅長利用水力、發揮水能資源，就可以變廢為寶。
從李素引入水力技術以來，這些東西在華夏大地上的傳播擴散，也不過才八年，能做到現在這樣已經很不錯了。
其他州不但天然水能資源少，而且水利工程建設時間也短。七個州加起來，第一年有四個億水能費、一個多億工業稅，就很不錯了。
劉備粗淺聽取了其中的“科學原理”，意識到要江河落差大的險峻之地才能建設，也就沒對這個成績過多質疑。
不過，當他再細看這個賬目里的數據構成后，還是有一點讓劉備很驚訝：除了益州之外，水能使用費第二高的居然是涼州。
而且一個涼州就占掉了四億水能費里的三億，其他六個州加起來才一億。
那六州的一億里，雍州又占了六千萬，主要是靠長安上游的黃河壺口瀑布周邊的支流航運整治，開發了一些小規模水能。剩下五州只有四千萬，著實可憐。
劉備久住長安，所以天子腳下那點工程他還是挺了解的，雍州有六千萬他不意外，他意外的是涼州的三個億。
“涼州怎么會預期水能使用費那么高的？西北可是缺水之地啊。而且怎么是元直任職過的金城郡？朕竟不知元直還有這等治民理財之才？”劉備神思恍惚地回憶著。
劉巴聽了這個問題，一時不知如何回答。
還是李素連忙幫著解說：“那是三年前臣跟云長西征平涼時，規劃過把金城郡建設為西北工商樞紐。在蘭州城西、黃河上游與湟水洮水交匯之處，有落差巨大的峽谷名劉家峽。
云長與元直在涼時花費數年整治河道、引導庫容蓄水，如今全國絕大多數的棉紗水紡都在蘭州劉家峽，綿延數十里都是紡紗工場，祁連山麓河西走廊、乃至整個西北種的棉花，也都運到那兒紡紗織成棉布。”
劉備下意識撫摸了一下身上里面穿的純棉衣服，倒是意識到自己有些不接地氣了，作為皇帝都沒關心過如今國內的棉布產業都在哪兒。
作為全國的棉紗棉布之都，蘭州能交三個億的水能使用費，也不算過分了。
劉備嘆道：“朕自入長安以來，一未對外御駕親征，二未巡視地方州郡，就沒有出過雍州地界。本來是想著儉省費用，竟因此不知遠人民生，倒有些不知民間疾苦了。”
劉巴連忙勸說：“陛下勤政，與民休息，這是百姓之福。何況陛下有那么多絕對可以信賴的心腹股肱重臣整治地方，風化儼然，下情上達，毫無阻滯。
陛下縱然愛民，想要巡視天下治績，也當在天下太平之后考慮，如此則不至勞民傷財。”
劉備擺擺手：“朕隨口一說，益州朕也巡視過多年，深諳民情，河北淪陷諸州，本是朕故鄉，也熟，將來光復幽冀之地時，朕要親征督戰。以后太平了，涼州要巡視一下，南邊荊楚吳越之地也不能少。”
劉備稍微走神意淫了一會兒，然后繼續往下審劉巴的細則其他部分。
水能費是計征辦法上最復雜的一類，這個搞定了之后，后面其實都更簡單，也便于理解。
劉備大致看了一下，織機的工業稅是按照每臺蜀錦織機一年一千五百錢、每臺棉布織機每年一千錢收的。
這些機器比舊機器可以節約兩個人左右的勞動力，用一個織工就織出原先三個人的產量。所以多收的稅比一個人一年的稅還低一些，商戶也承受得了。
另一方面，劉巴也不是本著刻意盤剝，他在制定費率的時候同樣本著李素教他的指導精神，想到了要“鼓勵提高機器效率”。
所以無論未來機器有沒有進一步進步，只要是使用一個工人操作的絲織機，始終是一年一千五百錢。
如果再有一個諸葛亮這樣的天才進一步優化技術，出現“2.0版織錦機”，能做到老式機器的五倍生產效率，也依然是交那么多稅。
科技越進步賺得越多，這個立法精神和鼓勵方向也就沒問題。
劉備之前記得，李素當年搞的“蜀錦五年計劃”，最終完成的時候，在益州弄出了近二十萬臺新式織錦機。
那幾年里為了給弩式飛梭搞牛筋，還一度讓整個天下的牛筋價格暴漲，連朝廷負責軍工的將作監，生產弩的時候牛筋成本壓力都巨大，關東諸侯一度造弩都造得燒了。
早些年，劉備的財政有相當一部分是靠技術擴散的專利費撐著的（當然那個專利費是諸葛亮自己收、然后買國債給國家用，不是國家的錢）。
現在機器增量增速放緩了，終于可以以“持有稅”為主了。類似于賣房賣地賣得差不多，就該收物業空置稅了。
益州就有二十萬臺新式織錦機，涼州還有十萬織棉布的，全國加起來，劉備治下可統計的“規模以上工業”，大約是四十到五十萬機，平均每年每臺一千兩三百錢，織機持有稅一年就是六到七億。
不過這部分財源的好處是不受制于地域，未來的可復制性比較強。因為織布織綢哪兒都能干，未來還能普及到麻紡織領域。天下太平之后，東方八州也能快速推廣。
所以紡織業是一項對劉備統一過程中幫助不如水能工業、但天下太平后后勁更足的生意。劉備考慮到自己統一天下問題不大，已經把關東地區也當成了自己的地盤一樣愛惜，所以也要適時加快這些產業的發展。
那么大一個大漢朝，才四十多萬臺機器、不到一百萬女人用新機器織布，普及率還是太低了。
統一后，天下會織布的怎么也得有一千多萬女人，哪怕三個人合用一臺錯開時間三班制，這個市場怎么也能擴張到三百萬臺機器的保有量吧？
到時候，一年紡織工業稅就能收四十個億！已經跟靈帝初年全國的總財政收入差不多了！果然工業稅還是比農業稅有前途！
當然了，前幾年劉備陣營嚴控織機擴散速度，是有道理的，覺得天下重歸一統還久呢，擴散早了被敵占區百姓和商人學走，敵人的戰爭潛力也會提升。
但現在袁紹都打趴下、孫權都滅了，就算劉備放松民間生產織機，要傳到關東也得一兩年呢，到時候袁紹就徹底滅了。最多還剩一個曹操沒收拾干凈，也不怕了。
到時候劉備在揚州和河北都種田，曹操還種個屁，體量差太多了。劉備多賺五個錢，曹操或許才多賺一個錢。
所以劉備犯不著為了“封堵曹操少賺這一個錢”，就忍著連自己理論上能多賺的五個錢都干看著不去賺。
這個賬很容易算明白。
更何況，飛梭織機能控制，產品的流通卻不能控制。五尺寬的巨幅蜀錦往關東都賣了四五年了，袁紹和曹操地盤上的富商們也會自發琢磨辦法仿制這些產品。
他們猜不到諸葛亮的機器技術原理，卻可以從產品倒果為因往前逆推逆向。
所以，最近一兩年，關東袁紹和曹操地盤上，其實也自發出現了一些點歪了科技樹的替代品織機——
那些織機的設計者沒想明白飛梭是怎么搞的，就用笨辦法，一臺機器從一個工人增加到兩個人，一個專門踩提經的腳踏板，一個專門走來走去拉扯緯線。
這樣的機器，如果也織五尺寬的東西，那就是“兩個人干了原來三個人的活”，雖然不如諸葛亮的“一個人干了三個人的活”那么高效，但比原來的舊貨至少是提升了五成效率。
而且這種雙人織機還可以進一步加寬織出來的布的寬度——反正專門有個人彎腰拉緯線，五尺也是彎一次腰的操作量，六七尺也是彎一次腰的操作量。
最后普遍加到六尺多，也就是一個成年人雙手臂展的長度，因為再加下去就不只是彎腰能完成的了，得左右折返跑。
那樣會拖慢提經的頻率，緯線效率的繼續提升還彌補不了經線效率的下降。最終細算下來能做到諸葛亮飛梭織機六成多的人均生產率。
只能說，商人為了提高生產效率而自發動腦子，這事兒是攔不住的。50的利潤增加幅度，雖然不至于讓人鋌而走險，至少也能讓人絞盡腦汁。
水車、繅絲、紡紗、鍛造、織機…這些大頭全部核算完之后，最后只剩釀酒和燒瓷這些“高精尖科技”。
劉巴對這些稅也是分兩類辦法管控：第一類是技術上已經眾所周知，無法技術封鎖的，也就是傳統的低度釀酒行業。
這個行業只能是比照鹽、茶的做法，直接比較低的價格賣生產額度給商人。其中商人私釀、少買酒引實際上多生產、偷稅漏稅…肯定都是差不清楚的。
所以，這部分只能是仿照包稅制，一塊牌照一年多少固定保底抄引額，真要是多釀也沒辦法，只能是指望地方突擊檢查和競爭對手舉報。
最后核定的價格是：凡是商人要經營賣酒業務的，一年至少按銷售五百石算，才能拿牌照。一張牌照按照每石二百錢的稅，就是十萬錢。
再往上，有各級年生產量的牌照，十萬錢起跳。所以連十萬錢稅都交不起的，就別做賣酒生意了。
而且朝廷為了節約糧食，也不鼓勵賣酒無序發展，基本上每個縣一共有幾張賣酒牌照，都是有總量控制的。
一個縣每有一千戶人口，才允許發放出去一張經營酒類的牌照。縣令如果敢超發，被觀察使和朝廷的監察系統官員查到了，是要遭到違紀懲戒的。沒有牌照的都算私釀，只能自己喝不能拿去賣。
高度酒和青瓷，就比較容易管控和算稅了，這些東西至今只有諸葛亮有專利。
劉巴最后核算的征稅價格，是“高度蒸餾酒，每一座蒸餾爐，凡年蒸餾酒產能一百石的（要消耗掉五斗薄酒才能蒸出來），年收五十萬錢奢侈稅。”
一年蒸一百石的蒸餾爐并不算大，每天才蒸出三斗而已。所以幾口跟人一樣高的大鍋、周長過一丈，套在一起密封，再配合上諸葛亮提供的技術細節秘要，就可以做成。
這只是個基礎計量單位，起步價。事實上諸葛亮在犍為郡江陽和僰道那些酒坊，里面每一口蒸餾爐產能都在這個起步價的數倍以上。
另外，從這個稅率來看，也不難發現高度蒸餾酒的稅率是普通低度酒的五倍！可見這里面對奢侈品的懲罰性稅收非常明顯，比后世的奢侈化妝品差不多了。
所以蒸餾酒的生意門檻就更高了，一年至少交兩百萬的稅才有資格進場。
青瓷窯的征稅也按照年產量核定，按每個月燒五窯計（考慮到閑置和修砌），每窯能燒一千件的，一月就是五千、一年六萬。這種產量的窯算作標準窯，一年納稅六十萬，相當于燒出的每件青瓷收了十文錢的稅。
這個標準是考慮到目前青瓷還比較稀缺、屬于奢侈品，才收比較高的稅。未來如果大眾化了，成了百姓器用，劉巴也會建議逐步降低稅率，漸漸降到每件五個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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