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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章 越理越亂的大宋朝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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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提示:本章是過渡章節,基本都是北宋末年真實發生的事件稍加演義。王朝末年,各種作妖,作者寫得都煩,讀者估計看得更煩,不喜可跳過。

  經歷了同軍差點攻破都城的強烈刺激后,大宋君臣終于意識到要想做出保住自己的利益,就必須在朝政上做出深入徹底的改變。

  遺憾的是過去幾十年的經驗教訓,已經證明了革除積弊向前走的路實在太難,還導致全國上下怨氣沖天。

  大宋現在這幫君臣無論心氣還是能力都大不如道君朝,根本不敢繼續在這條道路上撞個頭破血流,便只能選擇開歷史倒車——恢復祖宗之法。

  可即便如此,他們也沒能精誠團結共度時艱,反而因為沒了國滅在即的巨大威脅,各種內部矛盾開始集中爆發。

  高坐于御塌之上的趙桓能夠聽到的,除了復舊都東京、還大宋河山之類明顯無法實現的空洞口號外,便是對各類奸臣喊打喊殺就能振奮人心恢復國運的奇策。

  殺奸臣振人心應該沒錯,至于能不能恢復國運,就只有趙官家的昊天祖父知道了。

  大宋最大的奸臣,毫無疑問是蔡京、童貫等人。

  這一點其實是朝野共識,而與已經被朝廷除名的伏闕之士陳東沒有太大的關系。

  有沒有其人上書提出“六賊”之論,這些人也必須是最大的奸佞。

  事實上,所謂“六賊”有失偏頗,也沒有什么代表性,至少陳東漏掉了為道君執掌地上神國的蔡攸。

  原因很簡單:蔡京、童貫、蔡攸等人為趙佶執掌文、武、神大權多年,黨羽遍及天下,是真的能夠左右大宋國運。

  沒有這些奸臣協調和督辦,道君即便再輕佻,也沒辦法將自己的荒唐意志轉化為禍害天下的具體行動。

  大宋江山破敗至此,蔡京、童貫、蔡攸等人必須承擔絕大部分的罪責。

  不徹底斗倒他們,不甘心做籠中鳥的太上皇便隨時都有復辟的可能,所有依附于新君趙桓的臣子也難得安寢。

  實際上,自道君禪位跑路以后,朝中便不斷有臣子上書彈劾蔡京父子和童貫等人。

  趙桓深恨蔡京等人,還在做太子時便想拿下這些奸賊。

  但其人在此事上還算理智,清楚自己羽翼未豐,臨安又危在旦夕,事有輕重緩急,一直忍著沒有下手。

  直到同軍退兵后,趙桓才下詔:

  蔡京特責授中奉大夫、守秘書監、致仕,河南府居住,童貫特責授左衛上將軍,致仕,池州居住,蔡攸特降授太中大夫、提舉安陸州明道宮。

  結果,便如石沉大海。

  蔡京等人也不是傻子,當然知道自己離開道君將會是怎樣的下場。

  這些奸臣便以各種借口拒絕奉旨領罰,不肯離開已經回到江陵的太上皇身邊半步。

  有大臣擔心夜長夢多,上書建議皇帝遣南陽府尹聶山為荊湖北路發運使,然后尋機“密圖之”。

  趙桓從其議,當即宣聶山進殿并付以此任。

  聶山不敢辭,乃請捕賊詔書并南陽府使臣數十人以行,皇帝亦許之。

  由此,鬧出了不小的動靜。

  彼時還在尚書右丞任上的李綱得知此事,前來勸阻。

  “使山之所圖果成,驚動道君,此憂在陛下;使所圖不成,為數人所覺,萬一挾道君于東南,求劍南一道,陛下何以處之?”

  趙桓也確實擔心這樣的局面出現,乃被李綱說動,并詢問李相公對策,后者答:

  “不若罷聶山之行,只明著貶低童貫等人,乞道君去此數人者,早回鑾輿,可以不勞而事定。”

  李綱的建議其實是麻痹、分化這些奸臣,再逐步剪除道君的羽翼。

  趙桓半信半疑,抱著試一試的態度重新下旨。

  旬日后,童貫等人果真相繼而去,僅留下蔡京父子繼續隨駕扈從太上皇。

  恢復祖制,懲處奸臣算是大宋朝臣們唯二能夠達成共識的朝政大事。

  可即便是要懲處奸臣,除了蔡京、童貫這等大奸“眾望所歸”沒有疑問外,對其余奸臣的認定也難以形成一致意見。

  大宋淪落到如今的地步,奸(位)臣(子)肯定不止蔡京、童貫等寥寥幾人,除惡務盡,要做就做到底。

  問題出在“誰是奸臣”的定義上。

  很明顯,不同的人對“奸臣”有不同的定義。

  由是,每日的朝會便充斥著吵鬧、攻訐、甚至謾罵,基本沒有精力研究正事。

  眾臣們為了分辨誰是奸臣而斗志昂揚,只想清凈的趙官家卻是一個頭兩個大。

  趙桓是真的想早日結束朝堂烏煙瘴氣的狀態,以安心做個“好皇帝”,再不用過這種提心吊膽的日子,卻因天賦實在有限而無能為力。

  其人根本沒辦法分辨相互攻訐的臣子究竟哪個是忠臣,哪個又是奸臣,只能任由他們這樣吵鬧下去。

  或許,嗓門最響,得到他人支持最多的臣子應該是忠臣吧?

  但太學生陳東就是因為嗓門最大,也最能得人支持。

  結果,這賊子卻鼓動民眾暴動,殺了朕的內侍!

  在趙桓的糾結中,前往開封府迎接中宮和皇長子的首相趙野總算回來了。

  可其人卻因為被眾言官彈劾而只能待罪府中,無法主持朝務為皇帝分擔政事。

  這種形勢下,趁著天下兵馬勤王而擅自攻擊黃州守軍的淮南東路軍頭李成、聚眾抗稅的荊湖北路妖人鐘相等人造成的地方危機,則幾乎無人關注。

  相關路、州的急奏接連送來,全淹沒在一堆彈劾奏章之中。

  即便偶爾有人提起,也不及其他的事務重要,很快就會被帶偏題。

  幸好這些亂臣賊子還知道畏懼朝廷天威,尚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

  李成、鐘相等人得知同宋兩國已經媾和,朝廷有余力平靖地方后,便以各自的實際控制區為界,相繼停止了主動擴張。

  如此一來,朝中就更沒有人再關注這些其實并不遠的危險了。

  反正大宋的主要矛盾永遠在朝廷,只要能夠解決朝中的分歧,地方上的些許動亂都不是大問——

  至少,現在不可能再出現第二個徐澤了。

  趙桓遵祖制用賢臣,是希望四海升平,朝中和睦,努力做個“好皇帝”。

  現在的情況顯然沒法讓他如愿,其人擔心再這么折騰下去,不用正乾皇帝再率大軍前來,大宋王朝就會把自己玩死。

  于是,心力憔悴的趙桓只能順應人心,罷免了上下都不滿意的太宰趙野。

  而以“都人傾望”的中書侍郎范致虛出任首相,期望其人對得起偌大的名聲,能夠有所建明。

  可惜,范太宰人如其名,致虛而不務實,坐而論道的水平極高,做實事的能力卻還不如其前任趙相公。

  無論對大同關系問題,還是大宋內部的各種深層次矛盾,抑或亟待解決的各種危機,范致虛都拿不出切實可行的辦法。

  真被皇帝問急了,范相公便以是“明德慎罰,國家既治四海平”之類的扯淡話敷衍天子,聽得趙桓肝火直冒。

  而且,此公還與年輕的次相吳敏政見不合,雙方頗多沖突。

  一日,諸宰執于政事堂議事。

  首相與次相針對一道奏章的批閱意見相左,爭執不下。

  范致虛抖起首相的威風,決定不理次相,提筆就準備直接簽署意見。

  吳敏見狀,譏諷其人是“明德相公”,只需簽署“明德”二字即可。

  范致虛當然知道自己究竟有幾斤幾兩,遇事不決以“明德慎罰”之類的萬金油屁話做遮掩,并非其人不知道這樣做很窩囊,怎奈不說這個,又能說啥?

  吳敏偏要打人打臉,范致虛如何能忍?

  其人當即以筆擲之,正中吳敏面額,致其額鼻皆黑。

  首相與次相二人鬧得如此不像話,堂中的同僚們也坐不住了,趕緊尋個借口開溜。

  吳敏雖然年輕氣盛,卻忍下了此事,并沒有對范致虛飽以老拳。

  但到次日朝會,其人卻向皇帝奏明此事,算是徹底與首相撕破了臉皮。

  趙桓罷趙野而以范致虛為首相,為的是求耳根清凈,現在卻落得更加難受,也對“明德相公”范致虛失望透頂。

  兩日后,天子下詔罷太宰范致虛,并以少宰吳敏代之。

  又以戶部侍郎唐恪進拜尚書右臣兼中書侍郎。

  吳敏在政事堂和樞密院轉了一圈后,終于成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文臣之首,其人政治上的盟友李綱便不能再留在知樞密院事如此敏感的位置上。

  御史中丞陳過庭趁機上奏,言大同已經退兵多日,上皇卻仍滯留江陵,建議皇帝再派干臣前往江陵,迎上皇歸京。

  趙桓從其請,以知樞密院事李綱為奉迎使,務必要迎上皇歸來。

  其實,迎接太上皇返京的事早就再做了。

  趙桓率諸臣“打贏”臨安保衛戰,獲得了巨大的政治聲望后,便改擷景園為寧德宮,準備給自己的老子居住。

  其人隨即派遣徽猷閣待制宋煥(實際是“日奐”兩字連為一字,打不出來〉奉表道君皇帝行宮,迎趙佶返回臨安。

  隨后,又遣尚書右丞李鄴為道君行宮奉迎使,繼續催促太上皇北上。

  但趙佶大略是清楚自己回到臨安將會面對怎樣的命運,死賴著不愿回來。

  其人并不是一個人在外逍遙,為了養活龐大的隨從隊伍并繼續維持自己的奢靡生活,只能截奪本地財賦。

  甚至,在同宋兩國大戰臨安朝廷無暇顧及自己期間,趙佶還擅自任命了一些官員,以方便控制地方,調度物資。

  正所謂天無二日,國無二君。

  趙佶已經交出權柄,便不再是一言九鼎的皇帝,沒有了生殺予奪的特權。

  任其長期滯留在外,就有再立朝廷分裂大宋的風險。

  一旦發生這樣的事情,其危害可就要遠遠超過大同帝國的討伐了。

  陳過庭這個建議合情合理,趙桓的安排也無可挑剔。

  李綱乃是為大宋江山不顧己身的社稷之臣。

  當初國家危難,就是他將太上皇趕下了皇位,并扶今上上位。

  趙桓再派其人將道君迎回京師關起來,也是朝中能夠想到的最佳人選。

  自楊世可兵敗,種師道頂鍋被罷后,李樞密就已經知道了自己的結局。

  知樞密院事后,其人便極少對朝堂之事發表意見,算是已經做好了淡出大宋政壇的各方面準備。

  李綱受領任務后,只是請皇帝御筆書寫就《迎道君表》后,便收拾收拾行裝義無反顧地趕往江陵,前去硬剛滿朝文武皆不敢直接面對的道君趙佶。

  而在其人離開臨安的次日,監察御史余應便在朝會上面奏天子,言:

  “臣聞舜既受命誅四兇,而天下服者,何也?以其用刑輕重當於人心也。

  …今彥、安中、師成或殄或竄,而京、貫、攸尚從輕典,罰之不同如此,此軍民之所以憤怨,士論之所以喧沸,而陛下有刑失之譏,大臣有庇奸之謗也。

  伏望睿慈,大正典刑,放京、攸于南荒,梟貫于東市,以慰宗社之靈,以決天下之望…”

  左司諫陳公輔也出列求奏,言蔡京父子“邪佞奸險,能為身謀,則舉朝公卿,無出其右者。若使其遲留畿甸,他日奸謀復肆,群臣皆樂附之。”

  其人言畢,其余朝臣大多也盡皆附和,大談“攸果入都城,則百姓必致生變。萬一驚犯上皇屬車之塵,則坐不預言之罪”。

  眾臣不約而同地選在同一天向依附道君的蔡京等人發難,極盡危言聳聽之能,想以言語煽動皇帝對這些奸佞做出最狠的懲罰。

  趙桓不清楚這些臣子私下有沒有串聯,卻發自本能地對他們的話持懷疑態度。

  其人想到了當初陳東以懲處奸臣之言煽動市民暴動之事,總覺這些臣子對奸臣如此賣力喊打喊殺暗藏禍心。

  當然,一片喊打喊殺中,也不是沒有不同的聲音。

  太宰吳敏便認為太上皇尚滯留在外,朝廷就急著處置其身邊的寵臣,擔心這些奸佞會狗急跳墻,行那不測之事。

  吳敏的本意其實是害怕朝廷倉促行事,會導致與自己一條繩上的李綱遭遇不測。

  但傳入皇帝的耳中,卻是另一層意思。

  趙桓原本還有些猶豫,聽了吳相公“不測之事”的言論,反而有了異樣心思。

  大宋天子乃制曰:

  “蔡京可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德安府安置;攸先已降大中大夫,為勸上皇北歸,特依已降指揮,令前去侍省。”

  事實證明,李綱不愧為道君克星。

  其人南下不足半月,太上皇趙佶便老實隨其返回了臨安。

  天子乃賞李綱功,任命其人為淮南東、西兩路宣撫使,并以御史中丞許翰代其職。

  許樞密上任后,接連上了兩道奏疏:

  其一,不當解種師道兵柄。

  其二,聞東京軍民不肯割地,愿輸租賦,代割地之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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