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澤并不是心血來潮，突然想問牛肉的來歷。
即便是后世物資充足的年代，非養牛區，隨便一個村鎮小酒店，也不是隨時都能拿得出新鮮牛肉的。
作為農耕文明，華夏歷代王朝都有法令保護耕牛，秦律就規定，每年各鄉都要進行耕牛評比，獲勝者會受到獎勵，落后者會接受懲罰，牛減了膘，飼養者都會遭到抽打。
大宋相對于漢唐，國土狹小，缺乏牧場，對牛馬等畜更為重視，牛無論傷、病需要宰殺，都要先到官府備案，不然就是“私宰”。
當年包拯知天水縣時，就有一農夫到官府報案，說自家牛的舌頭被人割了，包拯說牛沒了舌頭就無法吃草，遲早得餓死，既然如此，你回家把牛宰殺得了。
那農民得了官府允許，回家就殺了牛。
第二日，有人到縣里，控告農民殺牛，包拯立即審問告狀那人，你為什么把人家的牛舌割了？
此人受到驚嚇，當即招供，由此破案，傳位美談。
在農耕為本的古代，國家立法強制保護耕牛這種戰略資源，確實非常有必要，但國家大了，各地情況大不同，總有些地方牛多得用不完，并不是緊缺的生產資料，在長途販賣獲利不高的情況下，適量屠宰，并不會影響農耕。
于是，一些地方官府“順應民意”，放開殺牛限令，但宰牛者要繳納“殺牛稅”，當然，此稅乃是“地稅”，不是“國稅”，窩在東京皇城的皇帝是不可能知道的。
直到81年前，萊州知州張周物上奏宋仁宗，直言耕牛保護的矛盾現狀，“官禁屠牛，而州場稅膀有收算之文”。
一方面，朝廷明令禁止宰殺牛，另一方面，地方官府又積極征收牛肉稅，如此自相矛盾的做法，往重里說是政治問題，涉嫌糊弄對抗朝廷，說輕點也是管理問題，有禁不止。
仁宗一聽很有道理，下詔不允許再征牛肉稅。
壽章縣耕牛的售價不足20貫錢一頭，而如果殺掉將其販賣，則至少會有60貫以上的收入。
馬克思說過“如果有100％的利潤，資本家們會挺而走險；如果有200％的利潤，資本家們會藐視法律；如果有300％的利潤，那么資本家們便會踐踏世間的一切”!
如此高的利潤，耕牛私宰有禁不止就毫不奇怪了。
當然，能涉足這個暴利行業，而不被官府追責的，絕非一般人。
只是牛的生長周期并不短，又沒冷凍設備保存牛肉，在有明文禁令的情況下，持續供貨基本做不到，民間的牛肉始終是稀罕物。
至于原本的水滸世界中到處可見的小店都能吃到“牛肉”？
呵呵，想想十字坡張青是如何處置殺死過往旅人的肉——“大塊好肉當作黃牛肉賣”！
要知道水滸世界中，殺人賣肉的可不止十字坡一家！
所以，徐澤才專門問一下牛肉的來歷，他可不想稀里糊涂吃了“大塊好肉”。
店家需要時間準備肉菜，這邊也不可能枯坐，三人便就著涼菜喝酒，邊就水泊周邊見聞東扯西拉了好一會。
徐澤見火候差不多，出言道：“水泊皆傳阮氏三雄之名，今日未曾得見五郎，可是有甚要事出外？”
阮小七欲言又止，看向阮小二，阮小二面露尷尬，道：“說來慚愧，俺這兄弟近來沉迷博戲，已有兩日未歸。”
徐澤道：“十個賭徒九個輸，終究不是好耍子，聽二哥之意，五哥往日似不賭，莫不是早先見過甚人？”
阮小二、阮小七臉色忽變，相互對視一眼，阮小七藏不住話，問出嘴：“吳教授？”
果然被徐澤猜中，外地書生王倫都能相中梁山這塊寶地，近在咫尺且造反更加自覺的吳用，怎可能對這里視若無睹？
原劇情中，吳用第一次出場是政和四年五月，為打劫生辰綱，吳用提及與三阮有數年的交情，自告奮勇說動三人入伙。
吳用趕到石碣村，見到原本過得挺滋潤的阮小二頭裹破巾、赤著雙腳，得知阮小五賭紅了眼，連老娘的頭釵都不放過，阮小七也嘆“賭錢只是輸”，吳用毫不奇怪幾年前的石碣村“致富小能人”阮氏兄弟為何混得如此落魄，反而暗想“中了我的計”。
看來果真有蹊蹺！
徐澤不動聲色，問道：“吳教授又是何人？”
阮小二暗怪七郎嘴快，但話已說出，只得回答：“吳教授名吳用，鄆城縣人，頭些年曾在石碣村住過一段時日，常雇我家的船下湖游歷，自去年回了車市村，便沒來過，但前些時日，五郎去鎮上買桐油，晚回來一日，說受了吳學究款待，博戲贏了兩貫錢，高興得幾日睡不著。”
店家剛好端上了醬香肉，肉香頓時轉移了二阮注意力，待店家退下，徐澤便接上說一句沒啥營養的話：“博戲本為戲，只要守身以正，自然無事。”
阮小二心里想著小五的不成器，點頭不語，只顧吃肉。
阮小七說：“這水上生活，風里來雨里去，甚是辛苦，莫說五哥，便是我，只要每日能贏百十文，這魚也不打了！”
徐澤笑道：“七哥倒是性快，兄弟今日來，恰有一筆每日至少得錢數貫的買賣，想送予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