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于沒什么多少意義的免稅，徐澤更加關心“鄆州駐泊梁山鄉戶衙吏”這個身份。
不用問，這個莫名其妙的任命，一定是出自鄆州知州梁子美的手筆。
州、縣衙吏是有正規編制的，工作時間，通常必須在衙門候職，隨時聽從上官差遣。
在一些情況復雜的地區，為了解決基層治安和管理力量不足的問題，官府也會委任鄉戶衙吏，或是安排駐泊衙吏，但把二者合在一起任命，就顯得不倫不類了。
梁山水泊緊挨兩州五縣，再加上四通八達的水系相連，真要理順方方面面的關系，靠“駐泊鄉戶衙吏”這個既不正規又不入流的小吏身份，純粹就是開玩笑。
梁相公若真有誠意收編自己，應該任命自己為“巡檢”才合適，但即便最低一級的縣級巡檢，也是三班借職，雖說位卑，但好歹也是正兒八經的入流武官，朝廷不可能如此輕率就給自己這個亡戶授官。
而且鄆州、濮州和濟州三共一個州巡檢司，治所在濟州，梁子美這個鄆州知州，也無權干涉其事務。
梁子美明知梁山既不聽調也不聽宣的實際情況，還下了這么一個任命，其本意應該是給徐澤下套，這個任命實際是一副束縛徐澤手腳的“枷鎖”。
一旦領了這個差事，以后，但凡梁山水泊鄆州境內水域有事，徐澤這個駐泊的鄉戶衙吏，都難逃其咎。
如此以來，徐澤便是天大本事，也只能老老實實的做個“梁山都保正”。
不過，這副“枷鎖”恰好是徐澤想要的，梁相公給了捕盜之責，總不能讓梁山保丁赤手空拳去抓捕窮兇極惡的漁盜吧？
徐澤確認湯隆沒有離開之意后，就又成立了一個新部門——鐵器坊，由湯隆負責，主要任務是打造梁山急需的各類鐵制工具，卻沒有打造兵器。
不要以為水滸劇情中草寇橫行州縣，就認為真實大宋如后世美帝一樣民間兵器泛濫。
實際上，大宋對民間兵器的管控還是比較嚴格的，這也是徐澤上梁山后，一直沒有打造兵器的原因之一。
本朝立國之初，由于五代的持續混戰，兵賊盜匪遍地，民人紛紛結宅建塢，習武治兵以自保，國家又因急劇擴張，官吏嚴重不足，對民間治安的管理力量很弱，所以，最初是允許甚至鼓勵民戶持有武器自保的。
但自建隆四年（公元963年）始，朝廷就屢次詔令禁兵，除了弓、箭、刀、短矛、盾牌“五兵”不禁，其他兵器裝備則一概禁止，尤其是長矛、盔甲、弩等軍用兵器。
而靠武力開拓之地、剛發生叛亂的地區等，為了防止叛亂再起，則是連“五兵”也要禁止。
首都東京城內，除了官員和兵將可以按照有關律令持有相應的兵器外，其他人員一概不能持有兵器。而因戰事頻繁的陜西諸路和一些治安復雜的地區，官府則會有條件的放開禁兵管制，以增強當地自衛能力。
熙寧三年（公元1070年），朝廷推行保甲法，要求兩丁以上的民戶每家一人為保丁，必須自備弓箭兵器，由于長期禁兵，民間弓箭不足，導致弓箭價格大漲，一張弓的價格達到一千五百文，十支箭的價格也達到了六七百文，一些民戶甚至不得不變賣家產購買弓箭。
哲宗時，朝廷又規定保丁的兵器除了冬天訓練的時候拿出使用，其他時間段一律收繳庫藏。
今上大興土木后，國力耗損，民怨漸起，各地又進一步嚴管，一些路、州干脆將所有武器收繳，并取消了有關的軍事訓練，連民間的弓箭社也一并解散，并禁止民間學武。
但實際上，這一禁令執行的并不徹底，徐澤攜帶長槍從延安一路到達梁山，也沒見人將其拿下（當然，也有徐澤處事謹慎，從不攜帶利刃進城的原因），而在嚴格禁兵的東京城，徐澤就發現了孫羊正店旁，一家武器店便光明正大的營業，生意還相當不錯。
梁相公的牽制之舉，反而解決了自己的難題，徐澤為此沾沾自喜，卻不知朝廷對和其同時呈于御前的董舜咨、董彥博二夷部的安置意見：以保州地改設祺州，董舜咨為刺史，尋遷觀察使；以霸州地設亨州，董彥博為團練使、留后，遷節度使。詔成都給居第、田12頃。二州經費歲用錢12100緡，米麥14700石，絹2850匹，綢布、綾綿、茶、鹽、銀等不預，后皆為砦。
嗯，朝廷對歸化之民，就是如此內外有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