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話，正是菏澤會盟之后他從別處調回泗上再學習的時候適講的。
因為這涉及到整個天下在其余諸侯國墨者的活動的綱領。
就像是當初許多宣義部的人回到泗上，重新學習，以應對新時代的宣揚一樣，這些秘密墨者在各國的活動也隨著禽滑厘重病去世、適上位為巨子之后改變了綱領。
以往是“聚天下之材、引入泗上”，因為那時候能夠識字的士人是天下革新的重要力量，泗上需要人才，需要大量的人才。
四年前適上位之后，泗上的教育體系、軍事體系已經完善，每年都可以培養足夠的人才，識字人口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積累了極多。
真正有志于天下芬的士人基本都來了泗上，剩余的最多也就是一些感性的同情者：他們同情底層民眾的困苦，但卻對泗上的暴力手段有些不安和反對。
這樣的人，當個朋友也就罷了，想要吸引他們真正按照泗上的手段利天下，太難。
況且本地的人才已經足夠，最多也就是給天下別處的士人留下一條通道，實際上并不指望他們作為利天下的主力。
這從四年前泗上大會之后墨家的高層人員構成就能夠看出來。
二十多年前商丘改組的時候，適這樣的真正平民沒有幾個，墨翟之下，禽滑厘是和田子方段干木等人齊名的人才；孟勝等人那是楚國封君亦師亦友的朋友；公造冶公造鑄那也至少都是士人，而且祖上也算是鑄客；屈將是楚國屈氏旁支；胡非子是田氏親族…
四年前泗上的內部斗爭，實際上是泗上本地人的斗爭，是利天下派和泗上非攻立國派的斗爭，只不過那時候適立足不穩，所以需要原本墨子收攏的天下之才的老人們的幫助。
等到坐穩之后，墨家的高層大半數之上都是本地人，而且當年投入巨大的教育體系終于到二十年后回報的時候，源源不斷的識字人口使得墨家不再迫切地需要外部的士人。
大量的經過教育的平民階層開始崛起，庶農工商出身的年輕墨者開始成為泗上的基干支柱力量，這時候對于外部各國士人的態度也就發生了轉變。
五年前是…有利天下之心，就說服他們去往泗上，因為那時候缺干部。
現在則是…有同情心，就和他們交好，但是讓他們留在本地，除非是那些掌握著歷史、天文、數學等等知識的人才需要想辦法弄到泗上。
五年前再往前，是泗上不強，則天下墨者不安，所以要先充實泗上的力量。
現在則是，泗上已經很強，需要的更多的有同情心的士人低階貴族留在本地，做將來的帶路黨。
像是西門彘和甘德，就是這種政策改變前后的例子。
如果是現在，西門彘這樣的年輕人一般都會選擇灌輸一些利天下的大義，但卻會讓他們留在本地，而不是讓他們前往泗上；甘德則屬于是掌握著足夠的天文學知識，所以可以不惜代價地將他送到泗上。
雖然綱領已經在四年前發生了改變，雖然大多數墨者都接受了重新學習，可是思維的轉變有個過程。
許多人還處在之前那種“義在墨、曲在舊貴、天下士人同情以引士人入墨”的思維模式下并未轉變過來。
這也就是之前有人說“其曲在我”為弊的緣由。
在商丘的秘密墨者的負責人四年前在泗上，聽適講過這些東西，他記得當時還用了楊朱之學和墨家摒棄前嫌的合作做了解釋。
說是楊朱之學的問題，不在于不能夠使得天下大利，而在于不能用于現在，想要成事太過漫長。
因為不取他人之物、私有財產不可侵犯、自由、為我這些東西，發展到極致，是可以利天下的，而他們利天下的方式，就是城邑極度發展，有足夠的“有自己的財產且不希望被別人侵犯”的人，自發舉事，城邑暴動，整個天下如同夜晚星辰一樣四處都有光芒，從而才能利天下。
可希望不取他人之物、他人也不取自己之物的前提，是自己得有。可現在來看，利天下的主要可以借用的力量，恰恰是一群沒資格談私有財產不可侵犯的人。
這就是墨家可以和楊朱摒棄前嫌，但卻絕對不可能利用楊朱之學來利天下的緣故。
那些對于底層同情的士人，也是一樣。
他們有自己的東西，他們不敢去破壞整個天下，因為他們害怕這樣的火焰會燒到自己。
他們更多信奉的，是楊朱之學，為我、貴己、重生、節欲。
這樣的人，有惻隱之心，但卻難以成事，至少現在難以成事。
墨家的道義，對他們而言并不好，可是…都靠對手的襯托，兩害相權取其輕，相較于君主和貴族，這些人反而更靠近墨家一些。
他們可以做朋友，但是改造他們的力氣，不如從泗上自小培養一些底層出身的年輕人，性價比更高。
所以只要讓他們做朋友就可以了，勢弱的時候自然需要他們的同情，但強盛的時候，難不成他們覺得重分土地過于殘酷而反對就要聽他們的嗎？
至于真正底層的民眾…他們需要的選擇是支持還是反對，同情這種情愫對于他們現在而言是一種奢侈。
說到同情，其曲在我還是其曲在貴族，總要有個主體，誰同情？
他們是民眾，但又不是民眾的全部。
誰支持、誰反對、誰同情、誰可以一起走、誰可以是同心同德的同志、誰是不可調和的敵人，這是要分清楚的。
所以“其曲在我”的問題，就可以更為透徹地看作是：失去了一部分士人階層的同情，但卻得到了數萬乃至數十萬宋國底層民眾的支持，是利？是弊？
更為深刻一點想，其實還是在于一個需求，二十年前識字人口太少，一個識字有很強學習基礎的士人，其實價值勝于百余名乃至千余名最底層的民眾。
而現在…隨他們同情與否，只要不是仇恨就行，泗上的體系已經穩固，需要的是人口、財富、市場，識字人口充足，那些人的價值也就下降了。
引頸就戮、等著貴族舉起屠刀再反擊，固然能換取天下那些有惻隱之心的士人的眼淚，但這幾滴眼淚現在是否還重要？
二十年前的墨家，和現在泗上的墨家并不是一個墨家。
從道義、人員階層組織再到代言的階層，都已經被徹底修正了。
他在來商丘之前，對綱領的轉變認識深刻，所以才可以成為宋國地區秘密墨者活動的第一順位的負責人。
所以他很清楚，對于此時的墨家而言，一個數十萬人口膏腴之土的市場和勞動力的價值，勝過整個天下有惻隱之心的士人的同情。
四年前他們還有機會成為同志，但現在注定了他們只能是朋友，他們的態度已經不是很重要了。
負責人又想，既然這些底層士人的態度不算重要了，那么貴族和君主的態度就更不需要考慮了。
宋國無亂，只要墨家的道義不改，君主和大貴族對于墨家始終不會和平相處。
墨家是否先發制人，不會改變各國君主的態度。
之前那個說要先發制人的墨者說的沒錯，如今各國對于墨家的態度，不是源于墨家的利天下之心，而是源于五年前的中原大戰，以及菏澤會盟時候咄咄逼人地槍決齊公子午的舉動。
列國相爭的背景之下，墨家整日罵秦國勝綽等人的義是叛了子墨子之義；痛斥秦國的變革那是不可持久而有害天下的，可是這邊一邊罵著，秦國和墨家之間一邊眉來眼去，時不時默契地從東西兩面惡心惡心魏國。
各國諸侯對于墨家的警覺，早就存在，而且四年前就已經明白大戰不可避免，但是真正撕破臉要考慮的后果太多。
秦國是在內部最有資格撕破臉的，可因為地緣的緣故，秦國才不會撕破臉，還巴不得泗上更加強勢威壓魏韓楚。
齊國是最想最想撕破臉的，可卻沒資格，四年前的會盟和約中明確規定，齊國加入任何盟約就視為“害天下”，泗上會直接插入臨淄，在泗水方向抗住各國干涉軍一年的實力還是有的，可臨淄卻擋不住莒城方向的猛攻。
條約中明確規定，哪怕是齊國和燕國結盟，也視為有害天下之心，只要結盟會盟就要挨打。而且沂蒙山盡失，長城東南線被墨家占據，無險可守，齊國的局面比五年前還要兇險——一大堆戰爭中被俘的貴族、齊西南地區被土改不準變動的土地，都讓齊國內部不穩定。
魏國倒是想撕破臉，可就怕他當出頭鳥撕破臉，那邊中山、趙、秦、楚等國立刻和泗上盡釋前嫌…
這些東西，都是這些高層墨者學習過的，聽過泗上那些墨家的核心人物講過的，因為這時候通訊不便，那些分派到各地的墨者的負責人都必須要熟知天下局勢，有綱領指引，以便做出準確的判斷。
現在商丘的局面，是皇父鉞翎準備自己點一把火，讓整個宋國燃燒起來，不受控制，逼著各國諸侯盡釋前嫌，防止平等尚賢封田國人共政的火焰燒到他們的頭上。
所以現在要做的，是要把這場大火，偽裝為一場炊煙，哪怕各國都不相信，但至少樣子是要做一做的。
既然皇父鉞翎想要點火，墨家這邊要做的，就是帶人滅火。
等火燒起來再滅，便難。
既是這樣，不如先動手，先把要點火的人弄死。
畢竟，皇父鉞翎只是詢政院令尹，宋國真正的國君，是那個吉祥物宋公。
只不過許多人都把他忘了而已。
只要能夠先發制人攻入宮室，逼問宋公為何要造反、為何要支持皇父鉞翎亂政…在火槍的槍口下，想來宋公定會痛斥皇父一族亂政。
都是做吉祥物，在皇父一族那里做，和在戴氏一族那里做，又有什么不同？若是不想做，費、繒、薛等地的侯爵故事，宋公想必也該聽過。
權衡再三，負責人終于道：“我支持先發制人。但必須要做到三點。”
“其一，起事，與戴氏一同直撲宮室，控制宋公，由他出面怒斥皇父一族，派出使者，表示這是宋國內政，此事涉及到和墨家的非攻盟約，一旦有他國入宋，即視為對墨家宣戰。”
“其二，擊殺或者趕走皇父一族，全城戒嚴，組織民眾，分發武器。”
“其三，派人通知泗上的同時，建議中央的態度要強硬，作出總動員的態勢，使得宋國繼續中立成為一種各國都能接受的選擇。”
“如有可能…直接出兵，越快平定宋國的局勢越好。不要給魏楚任何的反應時間，在他們作出行動之前，宋國已經安定，那么他們出兵的可能性就越小。越拖，越促使他們可能出兵。”
“越要打，他們越不敢打；越不敢打，他們反而越想打。做的樣子越可怖，我們在各諸侯城邑里的同志越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