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論利害，自不是單單宋國一地，若只是宋國一地，先發制人只有利而無害。
幾個人七嘴八舌地又說了一些弊端，為首那人一一記錄下來后，問道：“那既說完了弊端，且說說利處。”
有利有弊，利處也不少。
剛剛反對妥協隱忍的那名頗為激動的墨者道：“若談利處，首先一點就是我們先發制人能不能成功？”
“若能成功，那么自然可以談利處。若是不能成功反而失敗，那么一點利處都沒有。”
“我還是那句話，我們和那些舊貴族，是你死我活。因為我們的樂土之中，人人平等，沒有貴族；貴族的樂土之中，尊卑有別，沒有平等。這就像是是和非的關系，二者只能存其一。”
“不是說我們如此妥協隱忍，他們就會尊重我們。如今各國諸侯對我們更多的恐懼而非尊重和信任，他們現在不敢動我們，不在于我們隱忍，而在于我們五年前中原一戰讓貴族膽寒。”
“所以，宋國的事也一樣。”
“做成了，做的驚天動地，各國諸侯反而可能會畏懼我們，至少對于我們在各國都城活動的同志不敢趕盡殺絕，不敢說必然如此，但至少也有這種可能。”
“可若是我么隱忍，各國諸侯都會覺得…連宋國我們都不管，為了不打仗而放棄，那么在別處對付我們我們最多也就是抗議和反對，反倒是助長了我們對付我們的心思。”
“四年前菏澤會盟的戰爭法，各國諸侯之所以遵守，不是因為我們說服了他們，而是因為我們槍決了齊公子午，各國諸侯貴族大夫都要考慮到萬一他們做的類似的事被我們抓住槍決怎么辦。”
“如果有人覺得，那是因為講義理而使得貴族相信不殺為義，那就可笑了。”
本身就有幾個人是支持先發制人的，聽這人一說，也都紛紛點頭。
四年前菏澤會盟前后，泗上墨家可謂是說了許多出格的話，連周天子前來冊封的使者都不屑于接觸，斷然拒絕封侯之事。
這要是在春秋時代，少說也是個楚王問鼎的罪狀，各國都會出兵干涉以維護舊制度。
楚國當年可以問鼎，可以自稱蠻夷觀中國之政、可以自稱王爵，到頭來還是靠戰場上說話。
四年前菏澤會盟，各國諸侯也只是口頭上責罵了一些，卻并沒有太多的動作。
無他，僅僅是因為中原大戰泗上漁翁得利，受損最小，各國都不敢打下去了。
放到宋國這邊也是一樣的道理。
如果在宋國先發制人，可能會招致各國諸侯屠殺在明面活動的墨者，但也有一種可能就是禮送出境。
這種辯證的考慮，便是這邊越兇狠，那邊反而越客氣；這邊越隱忍，那邊反而越兇狠。
和舊貴族之間的分歧，那真的是你死我活。如這人所言，墨家所規劃的天下中沒有貴族的位子；貴族們規劃的天下中也沒有平等的位子。
大戰不可避免，這是四年前菏澤會盟就已經說清楚的事，從墨家絕口不提非攻轉而制定戰爭法的那一刻就已經說得清清楚楚。
有些事，不需要說的太清楚太直白。
從“非攻”，轉為“一天下為大利，非攻的解決方法就是兼愛、兼愛的前提是消除齊魯越晉人的區別”的宣傳口號的變動，再明白不過了。
之所以現在沒打起來，只是因為各國包括泗上都覺得時間站在自己這邊，越拖下去越有利，都在謀求變法集權。
宋國的地理位置決定了宋國不是費國，一旦宋國出事，整個中原都要有所反應。
宋國決定了三晉南下最重要的通路；決定了楚國北上最為便利的通路；也決定了泗上周邊的安全和謀取中原的通路。
牽一發而動全身。
眾人沉默片刻，負責人道：“既說是獲勝才可以談利弊，那么就現在來看，不考慮泗上出兵，我們獲勝的可能有多大？”
那個支持先發制人的墨者自信滿滿地道：“七成，至少。”
“我們在商丘有不少人，而且隨時可以組織起來至少四個連隊的士卒。”
“皇父一族的私兵距離商丘還遠，兩天時間，我們足以控制住商丘的局面。”
“商丘既得，戴氏一族本就頗得民心，況且二十年前政變之后，民眾一直有武裝，所謂非攻守城。”
“一旦控制住商丘局面，便可以武裝起來至少三萬士卒。騎兵雖無，但炮兵我們有優勢。”
“野戰對壘，卻也不懼，商丘城下決戰，未必就輸給皇父一族。”
“就算不決戰，我們固守商丘，皇父鉞翎也攻不下來。到時候，泗上是否出兵，時間都在我們這邊。”
“擴軍之后，三個師就在泗水，防備宋國有變，六指為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便可控制宋國局面。”
“而魏楚等國，想要出兵卻難。”
“一則，魏國出兵與否，需要考慮秦國和韓國的態度。”
“二則，陳蔡等地，楚王集權變革，那里并沒有實權的封君，楚國想要出兵，便必須要經過楚王的允許，而不是有封君私兵縣公可以直接用縣兵先出征，倒逼楚王宣戰。”
“泗上不出兵，商丘的事，那是皇父一族嘴里的戴氏之亂。”
“如果各國以戴氏之亂的名義出兵，就必然不敢動我們在各國明面活動的同志，他敢動我們的人，那就不是干涉宋國，而是對泗上開戰。對泗上開戰，我們可以直撲魏國河東地、楚國陳蔡地，他們只怕也要考慮。”
“所以，只要我們能夠成事，回旋的空間極大。泗上中央那邊自然會作出應對。”
“可若是我們直接妥協隱忍，那失去了主動，難不成我們這的放棄宋地？”
“不放棄宋地，那么我們便師出無…無舊名。以利天下和害天下的名義發動戰爭，那就是徹底和各國宣戰。只要我們能夠成功，那么還可以用助戴氏的名義出兵。”
這人說的極有底氣，而這底氣的原因，就是因為商丘是泗上之外墨家的大本營，那是墨家起家的地方。
二十年前就有木器廠里安插各種成建制的墨者士卒的行動，現在更是如此，墨家在商丘的勢力遠不是皇父鉞翎能夠想到的。
對基層的控制力，是個悖論。如果皇父鉞翎能夠做到集權、控制思想言論、控制墨家活動，準確掌握商丘的各種情況，那他也不至于現在連那些分權的貴族都沒解決。
這年月，不是誰想集權就能集權的，原本的歷史上從吳起逃到楚國開始，楚國就想要集權，集了百余年到頭來還是沒集成。
皇父鉞翎雖有才能，可他畢竟是舊時代的人，商丘城內的局面是他所學習的、家族傳承的貴族統治術從未面對過的大變局，他隱約感覺到了時代的變化，但距離總結出新的統治術還差得遠。
商丘城內的局面，遠比皇父一族想的復雜。
磨坊、木器作坊、大型打鐵作坊，里面有許多成建制退下來的士卒，經常輪換，平日看似為民，一旦需要立刻就可以連同軍官之類都直接復原。
他以為那些失地農夫受墨家言論影響，實際上卻是真正平等派的農家，兩邊的道義細細思量實則有著巨大的差異。
他以為本地的自耕農和工商業者在自己的私兵來臨后便像是舊戰場上車士陣亡后的徒卒一樣，實際上里面成組織的墨者既是無冕的隱藏基層政權、又隨時可以轉為軍事組織。
再加上墨家在商丘活動了太久，民眾極為認可，名聲又高又好，商丘本地二十年前政變之后，民眾一直強勢，也經常有參與守城的軍事訓練。
雖然比不上那些專職的士卒，但相對于一般的農兵，組織力還是要強許多的。
不算皇父鉞翎掌握的私兵，可以說皇父鉞翎在商丘城的勢力并不是太強大。而那些成建制有組織的私兵，在抵達商丘之前只要先發制人成功，那么這些私兵就要被困在商丘城下。
商丘民眾缺乏正規騎兵，但步兵卻不缺少，而且很快就可以拉起來一支數萬人的國人義師。
在商丘先發制人成功的可能性極高，這也就有了談利弊的資格。
至于之后的事，那就需要整個天下的墨者去承擔后果，可這后果本身就是要承擔的，早晚都要承擔，或許只是提前了。
況且，這人說的也沒錯，就算隱忍了，反倒是讓諸侯覺得泗上如今不想打仗，極為虛弱，反倒可能一致結盟。
除卻那些自耕農和手工業者的“非攻”的為守城自發可以組織起來的國人義師，還有一支更為激進的、可以借用的力量。
那就是涌入城中的失地農夫，之前貴族想要挑唆自耕農工商業者和失地農民矛盾的事，被墨家化解，使得這些失地農夫的怨恨日增。
市賈豚當年來到商丘，提出的條件大肆宣揚。泗上出錢出人遷徙這些人開墾荒澤，恰恰是皇父鉞翎和貴族們反對，因為他提了一個貴族們根本不可能接受的要求。
現在這份怨恨的宣泄口，就是那些用各種手段占地的貴族，這些人也是一支不可輕視的、在國都中極具破壞力的力量。
農家的“賢者與民并耕而食”、“土地均分”、“市賈不二價”的真正平等的宣揚在這些人中很有影響力，而農家的人和墨家的關系很不錯，至少此時是完全可以合作的伙伴。
負責的人琢磨了一下，闔上了記錄利弊的小書本，心里也不得不考慮這些失地農民的巨大破壞力。
如果這一次隱忍，隱忍的只是墨家，而農家的那些真正平等派的人是絕對不會隱忍的。
到時候，宋國的局面就會比預想的還要混亂，直至完全得不到控制。
宋國是個泥潭，對于泗上而言需要的是宋國穩定、可以繼續中立，而不是徹底的混亂，現在就爆發一場完全不可收拾的由農家主導的“真正平等”的國人暴動。
弊端的確存在，可就像是那人所言，先發制人，把握主動，將來怎么做回旋的余地更大；可若是后發制人，除了贏得天下的同情之外，并無意義。
思索許久，他想到了泗上時候適和他說的話。
“如今，泗上有自己的教育、自己的軍隊、自己的賢才培養體系。天下那些人的同情，無關緊要，只需要他們支持我們的道義、認為我們能夠讓天下人包括他們得利就已足夠。再多的士人來泗上，也還是需要從頭開始學習新的體系，不再是二十年前天下識字的人就那么多的時候了。”
“二十年前那些同情我們利天下之行的人，可以引以為同心同德的同志；而現在，只需要讓他們做我們的朋友就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