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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九章 先質后文

熊貓書庫    戰國野心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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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片刻后,適拿出一本索盧參這幾日編纂的西行過義渠禺知的見聞風俗。

  從義渠到禺知,一路上并非荒漠,真正到荒漠也至少也道過了黃河之后。

  這些見聞此時對于秦國而言算是無價之寶,但是對于其余別國來說,卻屬于只能看卻不能用的內容。

  這本小冊子,適送給了吳起,并沒有送給此時官方級別更高的那幾名叛墨。

  這時候,獻圖獻冊于君侯,都有封賞,也是進身之階,想來以吳起的名聲用不到這東西當做階梯。

  只是終究適和叛墨之間存著一些疙瘩,背叛者最難被原諒,因此寧可將這些東西給一個“外人”,也不可能給那幾名背叛者。

  除了這些之外,適又拿出一本小冊子道:“這是墨家眾人以天志為依,所提出的一些在秦地變革的想法。如按墨家之義,這里面的內容都不是全對的,但是想來秦君既攬叛墨,也不會用墨家之義。”

  “臨火災而罵,不如抱盆去救。雖不能滅火,卻至少盡了一份力。這里面的東西,是在你們能夠接受之下,又能讓民眾更加得利的策略。”

  “鐵器之術,我們可以派人去秦地,以行變革。但有一樣,秦地的文字必須是用墨家以及天下市井間通用的這種文字。度量衡亦然,若不能,墨家則認為秦地得鐵器不能利天下而只能害天下,必以為敵,且不能修建鐵爐。”

  “至于制度,正是鞭長莫及,那就另說。”

  吳起接過,隨意翻看了幾頁,點頭道:“正好合用。若秦君親見,也必能答允。”

  適微微一笑道:“如此就好。若秦君向西,公成大業,也勿忘施以仁義。”

  吳起也笑道:“仁義之說,儒生常談。墨家如今也談仁義?”

  適搖頭道:“此仁義非彼仁義。如義渠之俗,死而火葬,義渠以為‘孝’,于中原則為‘不孝’;如橋夷之俗,烹其長子以純血統,橋夷以為善,中原以為惡。”

  “墨家自有墨家的仁義勇,如尋常人的勇,在墨家看來不過是五刑之勇、漁樵之勇。如聶政刺秦,長虹貫日以絕秦祭河伯之祀,此為君子之勇。”

  “儒家之仁,謂之克己復禮。墨家之仁,謂之愛己。愛人如愛己,是為兼愛。”

  “自己因為私利而傷害別人時,其余人也可以因為各自的私利傷害你,是以需要每個人出讓一部分權利,以成公權維持自己不被他人傷害。不被傷害,這是愛自己的基礎,是以集眾義以行公權,是為墨家的仁的基礎,而非克己復禮的仁。”

  “至于義,自不必談。義之大者,利于天下。”

  “墨家之仁義,總有一天會通行九州,響于諸夏,儒墨之爭,亦是爭于仁義。爭取仁義,便是爭對天下人事的評價。”

  “嘗有人說,楊朱利己,是無君也;墨家兼愛,是無父也…這里面沒說楊朱和墨家壞,只是說無君無父,因為無君無父在以往的規矩中就是大逆、大壞,壞已經不足以形容。”

  “可若是將來一日,墨家的仁義傳于天下,以為天下之上流而非下流,這無君無父,我看未必就是什么壞詞嘛。說不準還有人以此為榮,以無君無父自稱,以彰顯自己利天下之義,做湯武革命之先驅。”

  說到這些,適才真正算是以墨家這個學術團體二號人物的身份來評論這件事,即便仲尼已逝、墨翟長辭,儒墨之間仍舊死敵,可以夸贊仲尼,但是對于儒家的學說必須要站在墨家的角度上批判,這是個原則問題。

  容不得和稀泥,更不能偽裝為“理客中”,除非適不想做巨子了。

  儒墨之爭,在正常的歷史中,到后期墨翟去世后已經達到一種極為尖銳的地步。

  原本雙方都已經展開了全面的人身攻擊,墨子存活時尚且可以稱贊仲尼而非議儒家,可等他一去世,雙方的矛盾勢如水火。

  以至于就是直白的人身攻擊,尤其是《非儒》中,開創了貶斥孔子的先河,不稱仲尼,不稱孔子,而是一律稱之為“孔某”,這種帶有一絲人身攻擊蔑視的稱呼也一直流傳到了后世。

  適看著吳起,半開著玩笑道:“儒墨之爭,其實于公也大有關系。若是儒家之仁義為天下主流,你的后世評價,多半不好。不仁不義、不忠不孝、貪名好色,這十二個字的評價怕是要占全了。”

  這樣頗有些打人打臉的話,吳起卻不惱怒,哈哈大笑道:“這倒也是。”

  “如你所言,我若得義渠禺知,通商路、教萬民、同文字、定律法、易風俗、一仁義、興水利,反倒在你們墨家的評價中,尚能落個好名聲?”

  適也哈哈大笑道:“子墨子言,惟害無罪,犯禁方為罪。正確的仁義勇智的評斷基礎出來之前,便是犯了錯,那也不過是局限之下無可奈何之舉。”

  “如我墨家之索盧參,入墨之前,狡詐無雙,傲貴而不忍下,詐貴以濟窮貧。但是隨著墨家道義的發展,他終于知道到底做什么才算是利天下之舉。”

  “在墨家的道義總結出來之前,他可能也懷著對舊世不公的憤恨,想要改變,卻找不到出路。此謂之局限性。”

  “將來若墨家之義行于天下,評價你,能夠在你做的那些墨家認為并不有利于天下的事上,加上一句歷史的局限性,那便是極好的夸贊了。”

  吳起聽著這番話,面露微笑,點頭道:“愿是如此。能得墨家的夸贊,卻不容易。”

  “當年文侯問于李悝我何人也。李悝回文侯,說我吳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及也。你所謂的這個局限性,便是然之意?”

  “若那些事成,便說我吳起做了許多有利于天下之事,然也做了許多害天下之事?”

  適搖頭笑道:“是…然,因為歷史的局限性,做了許多害天下的事。”

  吳起大喜道:“這便有了些意思。如李悝當年論政,言:雕文刻鏤,害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傷女工者也。農事害,則饑之本也。女工傷,則寒之原也。饑寒并至,而能不為奸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飾美以相矜,而能無淫佚者,未嘗有也,故上不禁技巧則國貧民侈。”

  “我觀泗上之政,民益豐足,饑苦少見,我曾以為李悝的這番話,是對的。那么以您來看,這些話的局限性在哪哪?”

  李悝的這番話,算是魏國變法的“主義”,這是正常歷史線上影響秦國變法內容的根基,畢竟商鞅曾經做過公叔痤的中庶子,思想受到了李悝的影響極大。

  這番話就是說,人民饑餓的根源,是因為興土木;人民寒冷無衣的根源,是因為都去紡絲綢得利而不去織布。而這些又是導致國家貧困的根源,所以要禁技巧,只讓國人男耕女織小農經營。

  吳起不解的就是他覺得李悝的這番話有道理,可是在泗上看到的事實又覺得墨家根本不是實行這種政策,但是泗上的富足又遠勝魏國變法最深的西河,他想要知道其中的根源。

  適想了想這番話,鄭重道:“因為勞作創造財富。雕文刻鏤,是因為世卿貴族無償地占用了民眾的勞動;錦繡纂組,是因為麻布貴族不買,而能買得起麻布和錦繡的只有貴族,所以民眾自然錦繡纂組。究其根源,是因為世卿貴族掠奪了民眾的勞動。”

  “這就如同,刺人而殺之,季充君認為殺人的是兵器,他只是看到了表面。而墨家則認為,殺人的是人。”

  “人人求利,若世卿貴族不做蠹蟲,那么若是雕文刻鏤所得金錢,勝余耕種,證明糧食豐足,人們求利便去做。若是雕文刻鏤所得金錢,遠不足于耕種,若無強制,豈有人去做?”

  “根源不解,卻去改變表象。時代轉變,鐵器牛耕已興,卻用世卿貴族時候的畝產去考慮政策,這不正是楚人渡江落劍而刻舟之事嗎?此季充君之一謬也。”

  “再如泗上,糧價日賤,農人思變業。做錦繡,數倍其利。緣何?因為糧食日足。”

  “故子墨子言:食必常飽,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麗。居必常安,然后求樂。為可長,行可久。先質而后文,此圣人之務。”

  “世卿已常飽,故而求美;君侯已常暖,故而求麗;王公已常安,故而求樂。這沒有錯。”

  “錯的是,天下人口千萬,緣何常飽、常暖、常安之人才那么少?這是根源,解決了這個問題,能夠使的天下人求美、求麗、求樂,此方為利天下。”

  “子墨子自苦以極,是因為世人不飽,故惡求美;世人不暖,故惡求麗;世人不安,故惡求樂。”

  “卻從不認為,求美、求麗、求樂是錯。他只是認為天下只有少數人可以求美麗樂是錯。”

  “不去解決天下少數人能求美、求樂、求麗,卻寄希望于天下人不飽以求飽、不暖以求暖、不安以求安,此為季充君之二繆也。”

  “先質而后文,需求有層次,物質滿足是追求更高滿足的基礎,此為天志,不可違背,順之無誤。是質而后文,還是不質求質、非天下文?此番言論,請公細思。”

  吳起念叨著先質而后文這幾個字,猛然道:“卜子曾問孔子: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孔子曰:繪事后素。曰:禮后乎?孔子曰:起予者商也。”

  “如此看來,先質后文,繪事后素。竟如《系辭下》之辭: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

  適不置可否,不能回答也不敢回答。

  想要回答就必須談禮后乎,到底后乎什么?

  天才一秒: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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