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可法的失勢，使得一幫善于鉆營投機的官員執掌了南明小朝廷的朝政，這樣的人，其品格道德也是可想而知的，更不用說他們肯定不會把全部心思用在治國之上了。尤其是高杰、黃得功、劉良佐等人坐收“定策”之功，而朝廷中的大臣又紛紛拉攏這些武將形成奧援，這就造成了南明小朝廷文武交訌、將領紛爭、內耗既烈、無暇他顧。
尤其是在這國難當頭的時刻，南明如果想要有番作為，就一定要保持內部穩定。縱觀整個大明朝的歷史，無論是文官、武將，還是太監，隨便哪一方得勢，可朝廷的威信卻總是至高無上的。尤其是明朝皇帝，他們總是把皇權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而從武將這一方來看，直到崇禎末年，除了吳世恭、左良玉、吳三桂等寥寥幾人，文貴武賤的傳統卻一直積重難返。可是當南明的武將們發現他們已經翻身，于是他們的“翻身農奴的高歌聲”就唱得異常響亮了。
由于史可法在定策問題上猶豫不決，導致朱由崧乞援于武將。使得弘光既立時，那些武將坐收“定策”之功。而那些武將們既視皇帝為傀儡，朝廷也徒擁虛名，軍閥操縱朝廷的局面業已形成。
于是在南明小朝廷的內部，逐漸形成了四股軍閥勢力。他們都割據一方，根本罔顧朝廷諭令，飛揚跋扈，只想著自保實力，魚肉地方。對此，已知鑄成大錯的史可法等人，還想著竭力挽回這種局面。可是那些軍閥已經是尾大不掉了。
而當弘光朝一成立，朱由崧就召見史可法、高弘圖、姜曰廣等人，讓他們迅速議定用人、守江、設兵、理餉的事宜。于是史可法上奏本，除了重申設立四鎮外還談到了督師問題，他說：“有四鎮，不可無督師。應駐揚州，適中調遣。”這時候的史可法他們還想要用文臣節制住那些武將。
而弘光朝廷決定封高杰為興平伯，鎮守徐州、泗州地區；劉良佐封廣昌伯，鎮守鳳陽、壽州地區；靖南伯黃得功加封侯爵。鎮守滁州、和州一帶。左良玉封寧南侯，鎮守安慶這一帶，并且分兵一部鎮守淮安、揚州地區。
從這個兵力部署來看，史可法提出的四鎮駐地和所謂進取之基，都是在南直隸境內，而督師駐地更近在江北咫尺之地的揚州。所以當時的一些人士，都已經看出了史可法的毫無遠圖，只是意在保住江南。
而在當時，汝寧軍主力已經全部北上京城，而山東的魯軍也被剛入境俘掠的清軍打得是元氣大傷。而且對歸順南明還是大平朝是態度不明，因此，弘光朝廷足可以聯絡劉澤清部歸順甚至攻略，奪取山東。而汝寧軍所占領的湖廣地區更是兵力空虛。可是南明的軍隊根本不敢去攻打山東、河南和武昌、襄陽等湖廣之地，只是龜縮在長江防線。一心只想維持目前南北朝的局面。
當然，史可法這些人未必不能看到這一點，可是他們做出如此決策，無非是有著以下一些原因：
首先，因為吳世恭身為前明勛貴子弟，又曾經是前明舊臣，再加上他還是被劃為了東林黨一派的武將。所以與南明的許多勛貴和官員都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
因此，弘光君臣認為吳世恭是可以“爭取”的。他們甚至還腦洞大開，認為吳世恭現在的稱帝可能只是“權宜之計”。可能會如同北宋滅亡時的張邦昌一樣，最后會歸順弘光朝的。
就是退一步來說，兩國如果能劃江而治，弘光君臣也可以接受。因此。他們甚至派出了使者至北京，探尋“罷兵議和”的可能性，希望自己能夠茍安一方。
其次，由于前明是亡于農民軍和清軍之手，所以弘光君臣對于農民軍和清軍即是恨之入骨。又是懼如虎狼。所以他們幻想著吳世恭的大平朝可以抵擋住農民軍和清軍的聯合進攻，為南明建立起一道屏障。最好這三方最后是三敗俱傷，讓南明能撿個桃子。
第三，由于有阮大鋮等一些親汝寧軍的官員進入弘光朝廷，再加上揚州商團和江南商團資助的官員作為喉舌，所以弘光朝廷中的許多官員都不主張主動進攻吳世恭的大平朝。
如果說，以前那些官員對汝寧軍的政策還不怎么了解，現在可是對大平朝的國策了解得通透了。說到底，就算是大平朝攻了過來，只要那些官員及時“反正”，他們依然是高官得做，家財得保。就如同當年周瑜對孫權所說的一樣：眾臣子皆可降。
至于朱家王朝，誰又能管得了這么多呢？反而是現在如果一心主戰，出頭太狠的話，萬一惹惱了汝寧的那位吳鄙夫，那可就萬事皆休了。做官也得和做人一樣，還是留一條后路吧！
第四、汝寧軍還是在與南明的前線，駐防著一定的軍隊的，弘光君臣并沒把握一舉擊敗之，所以不敢輕舉妄動。
現在在湖廣、河南以及山東地方，有著周巡、張彪所率領的熊捶鎮和地方部隊近三萬；有著在汝寧、歸德留守的，薛強率領的汝寧軍留守部隊一個協、新兵二萬、內務司士兵二千、工坊司民兵七千多，共計三萬六千余人；在山東，有著熊正恩、遲明率領的，大平軍新編的兩個鎮，再加上劉澤清遺留下來的魯軍部隊一萬六千余人，共計四萬五千人馬。這樣的實力，其實已經不弱于南明所掌握的部隊了。
第五、別看黃得功、劉良佐、高杰、左良玉等人手中還有不少部隊，但他們都是新敗之將，手中也是屢敗之師。再加上他們的部隊中有著大批抓壯丁抓來的士兵，其實戰斗力是不值一提。
而且這些武將還都知道，以前的汝寧軍那強悍的戰斗力，所以他們不愿意主動挑釁，以免成為大平軍首先的進攻目標。
所以現在這些武將的軍隊，雖然在鳳陽府、湖廣地區和江北地區與大平軍是犬牙交錯，但兩軍之間進行著一種有默契的“靜坐戰爭”，誰也不愿意首先開火，保持著一種詭異般的停戰狀態。
最后，高杰、黃得功、劉良佐、左良玉等人已因“定策”有功，備受弘光帝的寵信，志驕氣盈，一心追求的是在江北爭奪繁華之地，那樣的話，既可過太平日子，又可就近要挾朝廷。要不然，一旦北伐，遠離了朝廷中樞，那他們又怎么能控制朝政呢？誰也不愿意去做那，被十三道金牌追回的，冤死在風波亭的岳武穆。
而且史可法出任督師時已是失勢憫墨之人，所以他就根本指揮不了“四鎮”，只好奔走調停于四鎮之間，如奉驕子，一籌莫展。
這些武官既以定策功封爵，人人都是以“天子門生”自居，日常所為都是桀驁不馴。如：督師大學士史可法在講話時常引用“圣旨”，高杰聽得是大不以為然，當面頂撞道：“旨、旨，何旨也！爾曾見皇極殿中有人走馬耶！”
而黃得功有一次跪著聽使者宣讀詔書，覺得不合自己的意思，不待讀完就爬起來，攘袂掀案，大詈曰：“去！速去！吾不知是何詔也！”
這些武將對弘光帝的態度都是如此，又如何會聽從那些文官的節制呢？而且他們一旦對廷臣有所不滿時，就上疏云“乞付軍前正法”。
劉良佐在陛見弘光帝時，就曾經大言無忌地說：“祖宗天下，為白面書生壞盡，此曹宜束之高閣。俟臣殺賊后，取而拂拭用之，以聽其受享可也！今請罷制科勿設便。”
束手無策的史可法，也在軍中寫信給大學士高弘圖，“盛言‘鎮鋒惡，盍謹避之！’”。武將們的氣焰如此囂張，皇帝和廷臣也無可奈何，雖然內閣的閣臣們也都交結外藩以為奧援，但他同樣受制于那些武將，所以是毫無作為。
高杰原受命安頓家口于揚州城外，然后統兵北征。可是，高杰貪圖揚州富庶，要求將家口安置于城內。揚州的百姓見高杰部下士卒在附近村莊到處搶掠焚殺，紛紛罷市登陴，不讓高軍入城。于是高杰惱羞成怒，下令攻城。
揚州進士鄭元勛從中調停，同高杰面議只讓官兵家眷安置城內，不在城內駐軍。不料揚州百姓群情激憤，當場擊殺鄭元勛。督師大學士史可法親自來到揚州城外的高杰軍營里，婉轉勸說，一味姑息牽就。經過反復磋商，最后決定把揚州附近的瓜州作為高軍安頓之地。
而寧南侯左良玉在崇禎年間就已是尾大不掉，自行其是。弘光監國和即位的詔書頒到武昌，他一度拒絕開讀，在湖廣巡撫何騰蛟、部下監紀副總兵盧鼎等人的勸說下，才勉強開讀成禮。
上行下效，南明其他將領如鄭芝龍、方國安等人見大將如此，也各自盤算自身利益，不以國事為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