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米內光政等人反對戰爭擴大化還有這更深層次的擔憂，板垣征四郎提出的那個加強與德意兩國的聯系，甚至締結軍事同盟的方案雖然暫時沒有通過，但是支持的人卻不少。米內、山本、井上等人認為，如果日本同德國締結同盟或進行協商，不久將有誘發日美戰爭的危險，如果日本一旦卷入對美作戰的漩渦，則是相當危險的，也是日本海軍難以忍受的，因此,無論從國策上還是戰略上考慮，都必須反對與德國締結同盟。米內、山本這幾個月旗幟鮮明的反對，阻止了加強日德協定提案的進一步升級，暫時將日本從陷阱中拯救了出來。
在大量地數據面前，陸軍方面被米內、山本、井上等人批得體無完膚，盡管他們依然不同意與中國進行和談，但是包括首相近衛文磨在內的很多高層已經認同了米內光政等人的建議，因此接下來的事情就成了該怎樣與中國談判，大日本帝國的底線是什么？
與中國談判也不是一個輕松活，從1937年全面侵華戰爭爆發后，日本也不是沒有與中國政府接觸過，但是每次談判最后都是以失敗而告終，這次談判結果如何日本方面沒有太大的把握。
經御前會議決定，情報部門先派出一名大佐或者大佐級別以下的軍官與中國政府進行有限的接觸，如果中國政府對和談有誠意，那么雙方再進行更高級別的談判，但是和談必須要迅速，決不能與支那政府扯皮，因為帝國拖不了多長時間。
在日本高層的指示下，日軍鈴木卓爾中佐與宋子文的胞弟宋子良秘密在香港會面，日本方面與重慶的接觸自此開始。在此以前的12月中旬，鈴木中佐通過香港大學教授張治平的斡旋，曾要求與宋子文的胞弟宋子良會面。但宋子良以需得其兄子文同意為理由，予以拒絕。而此次則是由宋主動要求進行會談的。因此，鈴木中佐認為，這可能是反映宋子文或重慶政府的意向。
事實上與鈴木卓爾中佐會面的并非真正的宋子良，而是由軍統局的特工假扮的。對于和日本和談老蔣心里頗有疑慮。其實從37年開始，老蔣就一直試圖與日本人接觸，在鈴木卓爾中佐之前國民政府已經與日軍進行過兩次秘密談判了。
第一次是1938年的“宇、孔秘密談判”。這是蔣介石第一次主動要求同日本進行的“和平交涉”,而且這次雙方派出的代表的級別都不低，國民政府這邊派出的是新任行政院院長兼外交部長孔祥熙，日本那邊派出的是陸軍大將宇垣一成，當時宇垣一成大將出任改組后的近衛內閣外相，可以說那次和談是兩國外長級別的交涉。
對于那次和談老蔣期望最高，畢竟他本人和宇垣一成私人關系不錯。因為蔣在“二次革命”失敗后亡命日本，宇垣一成曾對他給以照顧而結下友誼。蔣執政后，曾多次派張群去東京、漢城（朝鮮京城）同宇垣一成就中日關系交換意見。鑒于滬寧、徐州失守，日軍猛撲武漢，形勢嚴峻，蔣介石命行政院副院長、國防最高會議秘書長張群于1938年5月電賀宇垣一成就職，同時提出希望可以與日本進行和談。甚至于也以讓親日派首領汪精衛作為談判大使。
對于國民政府提出的和談請求，日本方面表現的并不是很積極，甚至拒絕讓汪精衛擔任和談大使，宇垣在答復國民政府的新建正是這樣說的：“由先生與汪兆銘出面處于第一線，則需慎重考慮。在貴國人士心目中，一聽說張群或汪兆銘，會當即認為是親日派巨頭。日本人同您和汪兆銘在交涉前列對話，很容易談攏。但貴國國民卻會譴責這是親日派干的。他們賣國求榮，反而使交涉陷于不利。”同時宇垣指名要“與日本關系不深”的新任行政院院長孔祥熙出面交涉。
1938年6月26日，“宇垣一成、孔祥熙秘密談判”以日本駐香港總領事中村豐一與行政院秘書喬輔三之間在香港舉行“預備會議”的形式進行。
這次交涉日本宇垣外相對中國方面提出了六個要求：（一）承認滿洲獨立；（二）華北、內蒙劃為‘特殊地區’；（三）對日賠償；（四）經濟合作，共同開發（中國）資源；（五）在某些地區駐兵；（六）中國接受日本顧問或其他指導者。
由于當時武漢會戰煙云正急，所以急切謀求妥協，因此對于日軍提出的要求國民政府經過慎重考慮之后，在“滿洲獨立”問題上對日本做出從無先例的大讓步；“在內蒙設置特殊地區是可以的。”；“關于接受（日本）顧問。共同開發資源都是好事情，幾乎全盤接受了日本人的條件。
只不過孔祥熙又從中國的國內局勢提出了一些請求：“在條約上公開承認滿洲獨立，我們國內很困難，只有悄悄地逐步實行。例如。首先設置領事，凡屬經濟問題由領事間解決。如遇眾多政治問題，領事解決不了，接下來再派公使或大使。同時在華北設置特殊地區不適宜，中國無力支付對日賠款。”
其實國民政府已經做出了最大的讓步，但是最后又日本試圖以“蔣介石下野”作為中國中央政府“屈服的條件”之一。經過雙方的多次會晤，最終日本要求“蔣介石下野”是這次交涉的焦點問題，也是難于達成妥協的癥結。
為了促成這次和談國民政府甚至提出一個退讓方案：“由孔祥熙本人以行政院院長負全責而辭職，至少在履行條約完畢之前，蔣先生依然居于其原有的地位。”
可是，日本方面斷然拒絕。為了達成妥協，孔祥熙答應乘日本軍艦親自赴長崎與宇垣外相直接會晤。最后，日本陸軍強硬派板垣征四郎、東條英機堅持要“蔣介石下野”，并以成立“興亞院”為手段迫使宇垣外相辭職，最終這次談判無疾而終。
第二次談判是1939年老蔣直接指揮的復興社杜石山與日本萱野長知、小川平吉之間的香港談判。1939年1月，老蔣在中國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上確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在這一歷史背景下，3月4日，他致電駐香港辦事處負責人杜石山指示他同日本進行“和平交涉”。方針是：“和平之基礎”“尤不能忽視盧溝橋事變前后之中國現實狀態”。
3月16日，宋美齡蒞港指導。17日，柳云龍、杜石山、萱野長知在香港大酒店350號房間開始交涉。柳云龍提出如下條件：
平等互讓；
恢復盧溝橋事變前的狀態；
領土（完整）主權（獨立）；
（日本）撤兵；
簽訂防共協定；
中國贊成經濟合作；
不追究維新政府、臨時政府人員的責任；
對滿洲另行協定。
3月24日，日本前鐵道大臣小川平吉抵港參加談判。日本方面對柳云龍的條件不予置理。4月初，小川平吉提出一個和談的“先決問題”，即要求蔣介石將“容共抗日”改為“排共親日”，首先討伐共產黨。然后實行局部停戰，同時開始“和平交涉”。
這個“先決問題”是在八路軍等抗日力量日益壯大的情況下提出的，表明日方將“討共”作為日蔣妥協的基礎。這是此次香港交涉內容與以前和談的明顯不同之處。杜石山將小川所提首先討共的“先決問題”報告宋美齡，宋稱可以密約辦理。隨后，杜致電蔣請示，蔣復電“用密約辦理”。
詭譎的小川試探蔣的誠意。指出：“方案內容極為微妙而且秘密，非面晤蔣委員長心腹要人不能詳細議談。”蔣介石聽到小川要求派孔祥熙或居正赴港，表現逡巡不前。杜石山搪塞小川：此次交涉乃蔣之“嫡系人物”所秘密進行。柳云龍是蔣委員長姨母之子，直接與蔣以密電聯絡。且陳誠已派參謀長來港說明對付共產黨的準備工作：山西、陜西兩省有70萬大軍對共軍取包圍態勢，各軍校共系學員已悉行驅逐。5月11日，小川平吉直接致函蔣介石：“當此艱局，毅然不惑。如揮快刀而斬亂麻，此誠真英雄豪杰之所為也。”請蔣派要員來港，或允小川偕萱野赴渝聆教。
小川密函轉到重慶，蔣提交嫡系干部會議討論。但事為延安方面和桂系得悉。延安方面要求“通緝主和人員”，要蔣履行西安抗日約言，不得中途妥協；桂系聲稱：如果議和，廣西軍隊將單獨抗戰。
當日蔣圍繞派遣要員問題糾纏不休之際，汪精衛降日活動已有進展。東京確定實行“倒蔣立汪”政策。9月13日。日本政府聲明：將扶持汪精衛成立中央政府列為施政方針。于是，萱野長知10月13日離港，日蔣交涉停頓。
有了前兩次的和談，老蔣對于日本人這次提出的和談請求表現的并不是很積極，一方面是以為日本人的胃口很大，以現在老蔣在國民政府的地位根本就不能滿足其巨大的野心。一旦他與日軍媾和，那么他本人將要面臨來自國內外巨大的壓力。甚至于會因此而倒臺。
其次，現在日軍的各個戰場上的表現已經遠遠比不上剛開戰時那樣強悍了，在一些局部戰役中國民黨部隊已經有能力與日軍一較高下了，這也讓老蔣可以挺直了腰板說話。
最重要的是。與日本媾和這根本就違背了蔣百里等人為他戰前制定的抗日戰略，用蔣百里的話說，放虎歸山的最終結局就是養虎為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