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9月18日，北平城西郊，清華校園里官宦達人與新聞記者云集。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已經一年多，在三個月前的6月8日，北伐軍開進了北平，清華大學即從北洋政府的手中被接管了。而9月18日這一天，正是國民政府任命的清華大學新校長羅家倫正式上任的日子。就職典禮相當隆重。清華學校董事會、北平政府分會、平津衛戍總司令、北平特別市黨部、市政府、外交部、美國公使館、燕京大學等均有代表參加。羅家倫宣誓道：“余誓以至誠，謹守中華民國教育宗旨，謀造成國立清華大學學術獨立發展之一主要基礎，以完成建設新中國之使命，必遵廉潔，務去浮濫，如有或違，愿受黨員之嚴厲制裁。謹誓。”羅家倫：清華大學前一定要加“國立”二字羅家倫并非等閑人物。此公1917至1920年間在B市大學讀書，正值“五四”，成為學生領袖之一。畢業后赴美歐深造，1926年回國當教授，雖1927年春天才加入國民黨，但卻深得蔣介石器重，曾擔任蔣的秘書，軍階少將。此次任清華大學校長，是蔡元培推薦，也是蔣介石首肯。后來，羅家倫又擔任過中央大學校長等要職，一輩子活躍于政界與教育界。據羅家倫后來回憶，被任命做清華大學校長，他事先一點不知情。但是，一旦任命下來，他立即斗志昂揚進入角色。首先，他要求，在“清華大學”前面要加上“國立”二字，因為他發現自己的任命書上沒有這兩字。為此，他請當時的國民政府主席譚延貽寫了一張“國立清華大學”的大字，動身時帶上，后來，它成為清華大學的校匾。為什么一定要加上“國立”？這牽涉到清華的由來。眾所周知，清華學堂在1911年最初成立，是由美國人退還的庚子賠款而來，旨在用這筆錢辦起留美預備學校資助中國學生赴美留學。到了清華的第二任校長周詒春時，已經有了將清華改辦成正規大學的計劃，到了1922年曹云祥擔任校長后，又把這個計劃向前大大推進了一步，正式成立了大學部。曹云祥在任6年，做成的另一件事就是成立了日后名滿天下的國學院，聘任了梁啟超、陳寅恪、王國維、趙元任“四大導師”。所以到1925年時，清華已同時存在三個學制：游美預備部、大學部和國學研究院。由于這些歷史淵源，清華一直不是由教育部領導而是隸屬外交部。羅家倫決心把這件事給理順。果然，外交部提出種種不同意的理由，不肯交出清華。他們也反對在清華大學前面加上“國立”二字，說怕傷美國的感情。羅家倫反駁說：美國的賠款就是退還中國來辦學校的，這個錢本來是國庫的錢，現在美國退還國庫，我們為什么不能用“國立”二字？——時年31歲的羅家倫，果然年輕氣盛。清華正式成為國立大學，正是從1928年羅家倫就任校長開始，而正式從外交部劃出歸屬教育部，是在次年的5月，到了6月，國民政府教育部又決定取消清華大學的董事會——這個董事會成立于1917年，開始以10人組成，由外交部主導任命，掌管清華的財權，后來改為三人組成，外交部兩人加上美國公使館參贊，曾經成為清華的主導勢力。新校長羅家倫上任不足一年，即把這些行政體系上的障礙一一擺平。但是，羅家倫卻深知，僅憑自己新官上任這幾把火，是無法把清華治好的，清華的學生，桀驁不馴，清華的教授，自治與自立的意識深厚，不倚重他們，就無法在清華立足。教授治校：民主議事發揚光大羅家倫知道，在1922年曹云祥當校長之前，清華的學生們從1918年到1921年間，曾經趕跑了外交部任命的三位校長張煜全、羅忠詒和金邦正，成為轟動一時的“三趕校長”事件。而曹云祥當了校長之后，清華早期的畢業生陸續回校任教者日漸增多。這些留美回來的學生們大多不滿清華的落后狀態，主張改革清華，提高清華的學術地位，反對官僚政客控制學校，實行教授治校等，形成了一個頗具聲勢的“少壯派”。而這期間，曹云祥做的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初步建立了清華的“教授治校”制度。早期清華在建立起來之后，曾經歷過“職員管理階段”，即校長說了算，各部門職員協助校長管理；然后是董事會管理學校；再往后，董事會的主導地位下降，開始了“教授治校”的階段，這時教授協同校長管理學校，成為學校行政管理的主體。教授治校并非是清華的首創。在中國，最早提出教授治校的，是蔡元培。早在1912年蔡元培出任民國第一任教育部長時，就起草《大學令》，規定大學要建立評議會、教授會的組織。1917年，蔡元培主持設立了北大評議會，作為全校的最高立法機構，議長由校長擔任，評議員是各科學長和各科分別推舉的教授代表，任期一年。按蔡元培的想法，連大學校長，也應該是民主選出的。然而，出于種種原因，北大的教授治校制度推行得并不順利。而在清華，教授治校的原則卻得到了發揚光大。當留美回來的任教者對改革的呼聲越來越強后，經過反復討論，清華教職員會議在1926年4月15日三讀通過了《清華學校組織大綱》，大綱設了兩個重要的權力機關，一為評議會，一為教授會。評議會，由校長、教務長及教授會互選出的評議員共7人組成，校長為主席，職權范圍是：1.規定全校教育方針；2.議決各學系的廢立與變更；3.議決校內各機關的廢立與變更；4.制定校內各種規則；5.委任下列財務、訓育、出版、建筑四種常設委員會委員；6.審定預算決算；7.授予學位；8.議決教授、講師與行政部各主任之任免；9.議決其他重要事項。由此可見，評議會掌控了學校的教育方針和大部分人、財、物之權力。但是，這些職權中的第一、二、三、六項，評議會要征求教授會的意見，如果被教授會以三分之二否決，就要復議。也就是說教授會對評議會的權利是有制衡的。而教授會的職權是：1.選舉評議員及教務長；2.審定全校課程；3.議決向評議會建議事件；4.議決其他教務上公共事項；5.討論決定由評議會以三分之二通過提出對本組織大綱之修正案。此外，各系的主任，也由該系教授、教員于教授中推舉，任期二年。甚至出任院長和校長的人選也得事先征詢評議會的同意。1926年4月19日晚上，在清華的科學館212號教室，清華歷史上的第一次教授會如期舉行。到會的教授有47人，占了教授會人數的78，而且發言非常熱烈。事后的會議記錄上可以看到人們執行民主程序的熱情與認真。比如選舉教務長的過程。會場上有余日宜教授提出、并獲得趙元任教授的附議：在第一次和第二次票選時，通過者須超過三分之二多數，而第三次票選半數通過就可以。另有陳福田教授主張采用不記名投票方式，大家都贊成。結果，梅貽琦在第三次投票時獲得33票，成為了清華有史以來第一位民主選出的教務長。接下來，評議會和教授會不斷開會，設計各學系的設立，選舉出系主任，決定課程大綱，臺灣學者蘇云峰在他的《從清華學堂到清華大學》中記述這一切時不由嘆道：“可見二會成立后，教授們是何等的熱心和積極參與校務，且未曾間斷。”后人們從當年的另一位清華名教授吳宓留下的日記中，可看到這些名傾一時的中國大牌教授們，包括趙元任、陳寅恪、李濟、金岳霖等，如何頻繁私下聚會，討論校務，商量對策，起草宣言。人們常常覺得，但凡是做學問者應該對這些“政治”不感興趣，其實，當教授們被真正賦予管理責任與權利時，他們的熱情超乎人們的想象。兩年之后，當羅家倫來執掌清華大學時，清華教授會選舉出的教務長是余日宣，而時任物理系主任的葉企孫是評議會的成員之一。“真空”時期：一個個被倒掉的校長們羅家倫帶來了國民政府于當年9月5日頒布的《國立清華大學條例》，共31條。這個條例與清華在1926年的《清華學校組織大綱》相比，有了很多修改，教授會和評議會雖然還在，但是權力相對削減，比如教授會原來擁有的選舉教務長權、否決評議會決議權、推薦各系教授權和推舉系主任權就被刪去，而政府主管教育部門和校長的權力卻得到加強——實際上國民黨何嘗不想從教授們手中收回主管學校的權力呢？但是羅家倫馬上就感覺到了清華的教授們對這個條例的不滿。為減少阻力，取得教授會和評議會的合作，他也作了若干讓步，同意重修《國立清華大學條例》，賦予教授們更多的權力。盡管后人對羅家倫批評甚多，但平心而論，在掌管清華短短不到兩年的時間里，他對清華的貢獻是世人有目共睹的。他努力提高教師的地位；提高中國課程的地位；壓低洋人的地位；開解女禁；重視師資隊伍的建設，不遺余力地聘請了一批當時國內外著名學者教授到清華任教；增設地理系和土木工程系，成立文，理，法三個學院等等。歷史學家高華曾這樣評價羅家倫：“即使是他在清華實施備受批評的‘四化’，即‘廉潔化，學術化，平民化，紀律化’，也不能被一概否定。其中，廉潔化、學術化和平民化都對當時清華的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只有其中的紀律化政治味最濃，有明顯為當政者直接服務之目的，而且采取的措施也不妥當，過于激進，招致清華師生的抵觸。”高華這樣分析羅家倫最終辭職的原因：羅家倫的政治背景過強，他在清華實施的改革也過于突出政治；再者他資歷淺，學術上無地位，而且講話常大言不慚，招來許多非議和反對。1930年5月，國民黨發生內訌，馮玉祥，閻錫山對蔣介石開戰，汪精衛，閻錫山在北平另組“國民政府”。蔣介石在北方失勢，清華師生趁機掀起“驅羅”運動。5月20日，學生代表大會提出了“請羅家倫自動辭職”的議案，羅氏政治上失去靠山，在校內又得不到擁戴，內外交困中終于辭職而去。在羅家倫之后，清華經歷了一年多沒有校長的“真空時期”，說它“真空”，并非說它真的沒有校長，而是后來的兩位校長都不被清華師生所接受，先后被驅走，這一年多管理學校的，實際上就是教授會(及教授會所產生的評議會和校務委員會)，直到1931年梅貽琦校長到任。接替羅家倫當清華校長的，是喬萬選。他是由正占領北平的閻錫山派來的。說起喬萬選，其實也是個出身正路的學者，他是清華1923年畢業生，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法學博士，回國后任過東吳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央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等職。當然，他與閻錫山的關系也非同一般，不但是閻的老鄉，而且也是他的幕僚。清華大學的教授們不喜歡喬萬選并非是出于對他個人的什么好惡，而是對政治勢力干涉校務一向反感。1930年6月25日，喬萬選前來上任，竟是帶了閻錫山軍隊數車的士兵前來壓陣。而清華的學生們毫不示弱，打起“拒絕喬萬選”的大旗，在校門口組織糾察隊阻止喬萬選進校。喬萬選最終知難而退。事后，清華校務委員會致電閻錫山：學生純出于愛校熱忱，其心無他，而目前校務已由校務委員會維持，不受影響。兩天后，清華教授會也發布宣言表態：一、“校長自應由正式政府主持教育之機關產生，若任何機關皆可以一紙命令，任用校長，則學校前途，將不堪設想。二、愿學校行政，亦能走出政潮，獨立進行，俾在兵戈擾攘之中，青年尚有一安心求學之處。”閻錫山再也沒敢選派新校長前來清華。又過了9個月，此時中原大戰已經結束半年，蔣介石掌握的國民政府又控制了北平。清華校長的人選問題又擺在面前。這一次，親自兼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長的蔣介石選中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副主任吳南軒來做清華校長。吳南軒，復旦大學畢業后，留美10年，回國后擔任過HeN大學校長等職，也算是學人出身。但是在清華教授們的眼中，吳南軒并無學術地位，加上他與國民黨政府的關系，教授們對他并無好感。4月，吳南軒進校后，他公開宣布他的使命是“為黨國培養人才”，專斷獨行，反對教授治校的制度，很快就與教授會產生尖銳分歧。5月28日，教授會根據薩本棟、金岳霖、楊武之等15位教授的聯名要求，召開臨時會議，通過決議，譴責吳南軒“惟務大權獨攬，不圖發展學術，加以蔑視教授人格，視教授如雇員”，要求教育部“請另簡賢能”。第二天，清華學生會也召開全體學生大會，表示堅定支持教授會決議。學生們還整隊至校長住宅，請其即時離校。在清華的一片反對聲中，吳南軒帶了清華的印信，逃到了市區的東交民巷“遙控辦公”，但最終還是沒有撐過去，在6月25日離開了北平。這之后，南京的國民政府也不敢隨便派人擔任清華校長。吳南軒走后，南京教育部曾委派翁文灝“暫代校務”，翁以兼職太多一再推辭，教育部又轉派理學院院長葉企孫處理校務。在葉企孫按學校規定學術休假去德國后，清華教授會就向南京教育部索取了選舉代理院長、代理教務長、秘書長的臨時權力，在很罕見的沒有校長的一年多時間里，清華大學的教授治校體制就這樣合法化并固定下來。梅貽琦入主：開啟黃金時代1931年12月3日，梅貽琦校長進入清華大學，由此開啟了被人們稱為清華“黃金時期”的階段。梅貽琦為人木訥寡言，然而在他心里，他比前任校長們更清楚也更尊重教授治校的精神與制度。在就職典禮上，他講出“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的名言，他認為，教授是學校的主體，校長不過是率領職工給教授搬搬桌椅板凳的。他把校長比作京劇里演“王帽”的——所謂“‘王帽’，他每出場總是王冠齊整，儀仗森嚴”，但是觀眾看的不是“王帽”，因為好戲并不是要他唱的。如果觀眾對這臺戲叫好，他不過“與有榮焉”而已。在梅貽琦的任下，清華的教授治校體制一直維持到1948年年底，長達17年。梅貽琦對教授的尊重表現在他上任后就開始大力聘請師資上。一時間，清華名師云集：顧毓琇、聞一多、王力、錢穆、周同慶、蕭功權、潘光旦、馮友蘭、朱自清、陳寅恪、俞平伯、吳宓、葉公超、金岳霖、張岱年、吳晗、葉企孫、周培元這個名單幾乎囊括當時各個學科的一代宗師。與此同時，梅貽琦謹慎處理好清華的教授治校體制。在他面前，有兩份關于清華大學的文件。一份是國民政府1928年的《國立清華大學條例》，一份是1926年清華自己擬定的《清華學校組織大綱》。前者比后者刪減了許多教授會的權力而增加了校長的權力。然而，梅貽琦自動放棄政府所授予的大權，實際上，在他任校長期間，依據的仍是清華自己擬定的《清華學校組織大綱》，也就是，評議會為清華最高權力機構，教授會為制衡角色，而校長是“虛君”。無論評議會、教授會、校務會議還是學生會，校務依照民主體制運作，開會時與會者均有提案權與自由發言權，采取多數表決。這種尊重多數與個人自由表達意見的制度，成為了清華師生共同生活的一部分，即使在抗戰年代的西南聯大時期，除了評議會未設以外，其他制度一直堅持著。有一件小事，也許可以從側面佐證，什么是已經深入人心的教授治校理念。1935年，在清華任教務長的潘光旦教授接到了時任國民政府AnH省主席劉振華的一個請求：望潘光旦高抬貴手，讓自己的兒子能夠不經考試就能到清華當旁聽生。對于這一并不合清華規定的請求，潘光旦回答道：“承劉主席看得起。但清華之被人瞧得上眼，全是因為它按規章制度辦事，如果把這點給破了，清華不是也不值錢了嗎？”因而，臺灣學者蘇云峰如此評價梅貽琦：其“最大貢獻在于讓清華教授實質上享有其他國立大學未曾有的治校權力”。“通才教育”是梅貽琦上任后一直堅持的重要理念。梅貽奇提出“通識為本，專識為末”，要求學生對自然、社會與人文三方面都具有廣泛的知識儲備，即便是工程專業的學生，對“政治、經濟、歷史、地理、社會等都要知道一點”。否則他就只能做一個“高等匠人”，而不能做一個“完人”。當時考進清華的學生都會與錄取通知書一起接到一張通告，告知，“本校第一年文理法三院不分院系…工學院分院不分系”。事實上，當時強調的通才教育并非狹隘地要求學生在自然、社會、人文各方面成為綜合的通才，而是要求他們各方面都有一定的通識。它的真諦在于把所有學生作為“人才”來培養，給予人文、科學諸方面的教育，而不是“制造”猶如“機器”般的專才。梅貽琦在清華的師生中威信極高。他的通才教育、教授治校、學術自由思想，構成了他的教育思想的三大支柱，令清華的師生們心悅誠服，一向以驅趕校長為家常便飯的清華師生們，從此甘愿與校長一起，把清華帶入了前所未有的繁榮時期，也終于奠定了清華大學在中國數一數二的學術地位。梅貽琦自此成為清華有史以來任期最長的校長——而在清華學子心目中，他永遠是一位“終身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