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種程度上講，自由貿易和周禮，確實挺像的。
也和絕對零度挺像的。
都是一個夢想，但現實中又是根本做不到的。
尤其是，隨著大順主動參與世界貿易后，在這個時代，只會催生出反效果。
歐洲的支離破碎、人口不足、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搞完整的產業鏈包括此時的法國也不行的現實。
使得先有“絕對優勢”、后有“相對優勢”的這套理論，在歐洲，似乎是可行的。
比方說，你英國產不了絲綢，當年詹姆斯移植過去的桑樹只能活紅桑，吐出來的絲根本不行。
但是，意大利就能產生絲，最起碼意大利能種黑桑，質量雖然和東方湖絲差點，也肯定比紅桑強。
亞當·斯密就論證說，你看啊，英國能不能種桑？能，蓋個溫室大棚，違背自然條件，也不是不能種。
但，這么搞，為啥英國不生產自己擅長的東西，去意大利換絲呢？
這就叫絕對優勢。
而李嘉圖時代，這一套又出問題了，所以李嘉圖趕緊打了個補丁。這就叫“相對優勢”。
但問題在于，這些東西，在蒸汽時代——到第三次、第四次工業革命，全產業鏈可能需要至少10億人的規模，否則玩不轉。但在蒸汽時代，所謂的產業鏈，千萬人規模基本就夠——伴隨著大順入場，不管是絕對優勢，還是相對優勢，都出問題了。
簡言之，大順的出現，會急速加劇歐洲的反對自由貿易的思潮，各國的本土民族派、民族資本們，會紛紛站出來搞自立自強和關稅保護。
會急劇地導致歐洲的覺醒，和歐洲的反自由貿易運動。
因為，真的是要把歐洲逼得既沒有“絕對優勢”，也沒有“相對優勢”了。
對大順而言，有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
而地域廣闊、橫跨緯度從北極圈到赤道。氣候之多樣、雨熱之同期，手工業之發達，那就讓這一套脫胎于“手工業時代晚期的支離破碎的歐洲的自由貿易”理論，出問題了。
比如說，陜西倒是不能搞絲綢，那江南種桑不就得了？
山東、遼東一看絲這么好，那我們養柞蠶好不好呀？
再比如說，鋅冶煉加工的黃銅技術。
你松蘇地區沒有鋅礦，想搞也搞不了。
可是云貴地區，伴隨著大順開國經濟恢復而導致的“缺錢”問題，不得不大規模開發云南銅礦。而為了運銅，又不得不搞基建，保持水路通暢。于是，貴州地區的鋅、黃銅，也成為了重要的出口產品。
再比如說，英國這邊一直在爭論，說人口就這么多，要是都去種地了，誰來做手工業呢？經濟發展起來的時候，挖運河缺人、砍樹缺人、造船缺人、搞紡織業還是缺人。
所以說，要講一些絕對優勢、相對優勢，讓人口流向本國最適合的產業上。而不要把人口往本國優勢不大的產業上送。
可問題是，這在大順，是問題嗎？
農業缺人？缺個錘子的人啊，是農業多人，就算按照精耕細作的華北全面推廣兩年三熟制，還是多出來了上億人口。
造船缺人？紡織缺人？砍樹缺人？說句難聽的，歷史上滿清末期山東招短工，一天兩斤高粱米，趨之若鶩。
什么相對優勢、絕對優勢，只要能容納這些“過剩人口”，哪怕說朝廷閑的蛋疼，今天雇人挖坑、明天再把這些坑填上，都不可能缺人。
相對優勢要搶、絕對優勢還要搶、沒啥優勢那就創造機會創造產業鏈繼續搶。
英國圈地運動，一年弄出來個二三萬人，填補這些工商業崗位。
大順隨便來一場水災、旱災，兩三萬失地流民？那也就是個零頭，最多上個縣志的資格，連他媽的各省節度使向朝廷匯報的奏折都沒資格上。
以至于歷史上，晚清時候，華北婦女在麥子地里撿麥稈，回家編成草帽辮，這居然還能賣出去——要知道，這玩意兒不是絲，歐洲也是種麥子吃饅頭的，不是吃大米飯的。
再加上，中國自古就缺貴金屬。這使得這邊的銀價，購買力非常的強，至少肯定是比被西班牙超發了數百年貨幣的歐洲強得多。
這就使得，這一套理論是正確的，但觀察樣本和社會存在，是以“手工業晚期、蒸汽時代早期、支離破碎的不可能全產業優勢”的歐洲為基礎，而得出的一個結果。
并且，某種程度上講，這套東西，在大順也是實施的。
雖然說，不徹底。
但是，比起來支離破碎、關稅林立的歐洲，還是更有資格講“絕對優勢”、“相對優勢”的吧？
簡單來說，陜西有沒有出臺政策，對江南絲綢征收100的關稅，來保護陜西的絲織業啊？
湖北有沒有出臺政策，對湖南的大米，征收100的關稅，來保護湖北農民的利益啊？
亞當·斯密諷刺英國，說法國就他媽的是最大的葡萄酒產國，就隔著個海峽，英國卻舍近求遠，跑葡萄牙去買葡萄酒，這不是腦子有病嗎？
那江蘇有沒有說遼東柞蠶絲和江蘇絲是競爭關系，所以對東北加200的關稅，舍近求遠，舍便宜求貴，作為反制，而不用東北大豆，卻去日本買高價大豆啊？
顯然，沒有嘛。
而且，松蘇地區的棉紡織業發展起來，本來就是朱元璋時候的實物稅，導致松蘇地區以相對優勢獲取了棉紡織業的大發展。人家別的地方也不是不能織布，只是相對來說不如在家種水稻或者搓絲，去松蘇換布。
而大順的問題，更多的，在于“物流”。
物流成本、運輸成本，使得這個國內的真正的、純粹的、理論上完美自由貿易的國內統一市場，沒搞起來。
英國離著葡萄牙，和京城到長沙差不多遠。但那邊有大海，有海運優勢，別說現在，就是百年后、二百年后、鐵路鋪的遍地都是，海運還是便宜啊。
英國能從葡萄牙進葡萄酒，大順這邊你京城跑去長沙買酒運回京城賣，你看看能不能把褲衩賠進去？
這么高的物流成本，使得大順的手工業，呈現出多點開花、遍地都是的一種狀態。
對歐洲來說，德國的統一，意味著神羅關稅被打碎。
可對大順而言，大一統完成，百里不賣柴、千里不販糴的“物流成本的天然關稅”，靠啥來打破？
法國靠著征發勞役，猛修公路，獲得了國內市場的統一；英國靠著猛挖運河，獲得了國內市場的物流成本降低。
大順又不是傻子，別說大順了，就是滿清，都不是傻子。缺錢在云南挖銅的時候，都知道要疏浚河道、穿越三峽。
問題是，大順能修三峽大壩搞船閘從而實現通航降低沉沒成本嗎？還是大順有這本事，從云南挖個運河直接到京城去？
包括說，此時的大順，又在貴州挖鋅、又在云南挖銅、又改土歸流以鹽控西南而讓川鹽南下以及川鹽入楚。
可大順是修不了三峽大壩，直接通航的。
只能是在三峽兩側，修棧道、修纖夫道，靠纖夫拉纖的形式搞物流。
靠纖夫拉纖，這是什么成本？
這也即是，大順形式上的國內統一市場，是講自由貿易的、也是講相對優勢絕對優勢的。但是，即便說，鈔關什么的全部取消，那么“山川河流和距離”導致的“運輸成本”這個“天然關稅”，除非大順有移山填海之能，否則是無法解決的。
是以，大順本質上內部是自由貿易為主。
但，表現出來的，又是遍地開花、手工業全面發展、相對優勢地區之前又不太明顯的一種狀態。
當然，這是之前的問題。
伴隨著鐵路、火輪船技術的運用，大順內部就不得不考慮“子口稅”的問題。
以前，是靠大自然的偉力，來做天然的“關稅”。
但現在，大順雖然沒有移山填海，卻征服了上古植物的尸體內蘊含的力量，火輪船正式向“順流而下”這四個字，宣戰了。
所以，國內的問題，也就一下子嚴峻了。
簡單來說，過去來說，是松蘇地區的棉布，的確有相對優勢。但可能，生產成本10塊錢，運輸到湖北的成本15塊錢，那么湖北地區只要把成本控制在24塊錢，根本不需要地方保護主義，也一樣可以發展。
但現在，一方面殖民地掠奪和技術進本，讓生產成本降到了5塊錢；另一方面，火輪船等即將使用，逆流而上的成本大為降低，運輸成本可能也就要5塊錢。
那么，這就意味著，原本湖北地區24塊錢成本的棉布，除非降到9塊錢，否則這些人就得失業。
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
亞當·斯密，是用歐洲、大西洋、地中海和海運的社會存在，拿出了自由貿易理論。
在他的自由貿易理論中，并沒有過多地涉及“物流成本”這個問題。
但是，這不代表他的學說就是完全錯誤的。
因為，他在手工業時代末期、以歐洲海運的物質基礎，得出的這個結論，雖然欠缺了過多地考量物流成本、和超千萬平方公里的內陸帝國的問題。
但是，不久之后，人類征服了自然，驅動著上古尸骸的力量，用火車、輪船、鐵路、公路。
使得自由貿易這個概念，超出了大西洋和地中海的范疇。
是輪船、火車、鐵路這些高效的、亞當·斯密根本沒見過的運輸手段，讓自由貿易在世界范圍內成為一種可能。
否則，他這個理論的適用性，或者說在此時物流運輸能力條件下的適用性，是有問題的。
就像是拿三的甜菜疙瘩問題。
拿三擔憂馬提尼克的甘蔗，影響到法國的甜菜。
而馬提尼克在哪？距離法國幾何？
平移到大順，相當于伊犁河谷到蘇北的距離，甚至更遠。
但在歐洲、在海運的基礎上，拿三擔憂的不無道理，并且法國本土的甜菜種植業也感受到了巨大的壓力。
然而在大順。
假設，西域的伊犁河谷種植了上等的棉花。
就現在這個交通條件、運輸能力，那么等距于馬提尼克到巴黎的蘇北兩淮鹽墾棉花種植區，會擔心伊犁河谷的棉花影響到他們的收益嗎？
顯然，就現在這個交通和物流狀況，別說伊犁河谷的棉花，就他媽的截一半陜西種棉花，蘇北的棉花種植園也不會感到絲毫的憂慮。
作為大順的人，尤其是經歷了這二三十年變革的人，記憶最深的、或者說對大順經濟格局影響最大的。
既不是什么新技術的使用。
也不是什么自由貿易學說的傳播。
而是…廢漕改海。
交通、物流的改變，才是大順這二三十年劇變的最直觀、最顯著的變化。
揚州，廢了。
曾經繁華的號稱小揚州、小景德鎮的魯西地區，混成了后世的“國家級貧困縣”。
而魯西地區一直瞧不上的、視作“東萊子”的膠東地區，則因為海運和膠州到濟南的試驗鐵路，開始嘲笑魯西北是“山東的青藏高原”。
再往前點追述，那就是“鑿空西域”的價值，越來越低。
伴隨著航海術的發展，鑿空西域除了軍事和政治價值，其經濟價值，已經完全不可能與漢唐相比。
這就是劉鈺當年和皇帝說的“彼之西域為西域、吾之西域為南洋”的內在邏輯。
運輸成本。
任何理論，不考慮本國的物質基礎，那么總會搞成邯鄲學步、刻舟求劍。
貿易理論也是一樣。
正如老馬諷刺那些跑到澳洲帶去三千男女的人，說你把資本和人口平移到了澳洲，可你有本事把英國的生產關系、物質條件、耕地情況，平移到澳洲嗎？
一樣的道理。
大順本來就是搞“自由貿易”的，在內部是這樣的。雖不完美，至少比起支離破碎、關稅林立的歐洲，東亞的“自由貿易”的氛圍也比歐洲強。
但是。
山川、河流、峽谷、高原，這些大自然的、天然的“關稅”，以及龐大的帝國面積，使得大順內部的“自由貿易”，是以一種遍地開花的形式發展起來的。
然而，一個真正懂“自由貿易”的人，會明白一件事，會預感到新的危機。
那就是：
當鐵軌從平原延伸、當火輪船改變了“順流而下”的邏輯、當航海術可以走黑水洋而不是大運河…
一場巨大的危機，即將降臨在大順頭上。
這個危機的前提，是老馬說的農村地產的零星分散狀態補充了城市中的自由競爭和正在興起的大工業…小農的副業，快速地發展起來。
結合一下大順的現實狀況，也即“和歐洲海運不同的”、“山川河流高原峽谷所組成的‘天然的關稅’的”現實。
大順的手工業，呈現出一種大順特色的形式：多點開花、遍地都是、圍繞各省大府縣、依靠“天然關稅”的存在，而形成的星羅棋布的格局。
在改革之前、在鐵路火輪船出現之前。
松蘇、魯西北、江漢、程度、關中、河北、廣東…這些地方的手工業，都各有特色，并且至少實現了“本省的自給自足、和本省的市場填充”。
廢漕改海，失去了朝廷投資每年維修的大運河，魯西地區、揚州地區，率先衰敗。
而伴隨著鐵路、火輪船等降低物流成本的新技術的即將出現。
一場比之廢漕改海導致的揚州魯西等運河經濟區快速衰敗的“經濟格局重寫”，即將出現。
從大順“總的生產力”來看，無疑，是進步的、提升的。
但是，從各個地區、各個省、各個府縣分散的手工業經濟區來看，這將帶來一場毀滅。
快速的改變，也即會帶來劇痛。
一個廢漕改海，一個貿易中心從廣東挪到松蘇。
這都讓大順疼了三十年。
從魯西地區的漕工起義、到揚州鹽工起義、再到五嶺腳夫起義、粵繡織工起義、松蘇反抗南洋米低糧價騷動…連綿不斷。
看上去，大順這二三十年的變革，光鮮亮麗。
但這光鮮的背后，是劉鈺的青州軍軍改后的軍隊，從京畿鎮壓到五嶺、從揚州殺到了魯西。
而廢漕改海、貿易中心北移松蘇，只是涉及到了“商業”，還沒涉及到“工業”。
武夷山的茶農依舊在種茶，只是五嶺的腳夫失業了。
兩淮地區的鹽依舊在海邊產，只是揚州的鹽工打包工失業了。
魯西地區的基本經濟還算完整，只是圍繞著臨清、濟寧等地的和商業、運輸有關的人失業了。
然而。
新的運輸工具的使用，物流成本的降低，這將徹底重塑大順的經濟格局。
簡單來說。
在沒有火輪船之前。
湖北的紡織業，哪怕技術低于松蘇、哪怕棉花靛藍等原材料不如松蘇靠近殖民地海運的優勢。
但憑借“逆流而上”這個“天然關稅”。
湖北的紡織業，依舊還能抗的住——這就和歷史上蘇伊士運河修通之前，歐洲的確蒸汽機了、歐洲地區產業革命了，但是，海運不要錢嗎？不要成本嗎？還不是鬧出來了1893年南通布反擊機織布、把歐洲布壓到了上海城內的名場面？
真正要改變大順經濟格局、導致劇痛的，不是松蘇的那幾個蒸汽工廠、也不是松蘇的那幾項新技術。
而是…物流成本。
更具體點，也即即將投入使用的、可以逆流而上的火輪船。
這，對大順的影響。
將如16世紀，歐洲的風帆船沿著大海，來到了印度和中國。
而讓曾經富庶的西域，徹底淪為了一片荒涼；曾經坐地收錢的奧斯曼，逐漸沒落；曾經輝煌的阿拉伯文明，開始衰落。
在大順，看不到這個問題的人，是沒資格談自由貿易的。
在技術不斷進步之前，在火輪船和鐵路開始讓有先見之明的人擔憂內部經濟崩潰之前。
大順，是有國內統一市場的，并且理論上也是沒有內部關稅和地方保護主義的。
因為，大自然，就是天然的關稅。
都有天然的關稅了，為什么還需要行政手段？
而現在，認識不到人類已經開始撕碎大自然的“天然關稅”的人，認識不到大順即將迎來一波比廢漕改海更嚴峻的經濟格局變動的人。
完全沒有資格去染指皇位。
甚至，實際上，若不能明白這一點，實際上連天佑殿、六政府都沒資格進。
昨日商業繁華的魯西，二十年間混成了山東的經濟洼地，一片蕭條，乃至于一些繁華商業城市連“縣志”都編不起了。
連其中到底因為什么都搞不明白，反而訴諸于什么思想的守舊、什么沒有商業意識、什么投資不過臨清關…這樣的人，是不配在這個變革的時代，領導大順前進的。二十年前繁華的“小揚州”，難道二十年前那里的人思想不守舊、那里的人就有商業意識，而二十年后就沒有了？
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
有些社會存在，比如海運、比如狹小的國土、比如內部關稅林立，在歐洲，是“理所當然”的。是作為理論里不需要探討的問題的。
就像是，東北人談及臘月，是不需要加上“天氣零下二三十度”這個條件的，因為他們覺得加上這句話等于脫褲子放屁。
但是，作為一套完整的、以普遍適用為目的、以世界貿易為核心的理論，是不可以不增加各種條件。甚至于，不可以不考慮在西歐完全視作不需要著重考慮的“運輸成本”的問題。
在歐洲，尤其是英國這樣的小島國，運輸成本，似乎可以忽略不計。
但在大順…技術進步，在這個時代，甚至無法抵消運輸成本的優勢。
這，就是很多很多年前，劉鈺去黑龍江江畔抵抗羅剎入侵時候，看到的松花江的府兵家里“狗彘食人食”，但一個個缺銀子缺到哭爹喊娘的原因。在沒有一條鐵路貫穿松遼分水嶺之前，松嫩平原，連當商品糧基地的資格都沒有。
也即是，劉鈺說的“兩條腿”里的“人均糧食擁有量”，在大順，壓根沒有實際意義的原因。也即是他為什么非要解決“這兩條腿”的問題的原因。
而最終，劉鈺選的“前所未有的向東大遷徙”這條路線，實質上，選的還是兩條腿中的“糧食不長腿但人長腿”的路線，而不是“糧食不長腿，那就給它安上腿”的路線。
畢竟，給商品安腿，還是讓人長腿往商品運輸更便利的地方跑，這兩條路，后者似乎更容易一些。
但，無論是給商品安上腿，還是讓長腿的人往沿海海運地區集中，對于大順而言，都將是一場“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必將徹底重塑大順的經濟格局。
是讓因為天然關稅而散布在各省各府的“星星”，揉碎后化為東海沿海的一輪“烈日”的過程。
比起廢漕改海，這只是動了動“商業和運輸”的利益、波及的人數不太多的這點“小改革”。
這場給商品接上腿的大變動，真的可以讓二三十年間從京畿運河到嶺南腳夫的延綿起義相形見絀——百萬漕工、鹽工、船工腳夫而已。毛毛雨啦。
這次要動的，是至少2000多萬人的、分布在各地的如星辰般分布的手工業中心。以及大約一個億以縣城為中心的區域經濟小農和小生產者手工業。
百萬漕工？二十萬五嶺腳夫？百萬，很多嗎？
見過什么叫涉及上億人口農村普遍破產、小農經濟大崩潰的大變局嗎？
百萬，在大順，是可以鎮壓下去的“小”事。百萬級別，真的是“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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