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件事最難的部分已經完成，剩下的只要按部就班基本即可成功的時候，大部分情況下是不必擔心能否完成的，只需要擔心一下會不會有人干的更為激進或者急躁即可。
黃河現在就是這么個情況。
激進不激進的，劉玉也覺得無所謂。哪怕是激進如趙翼的五十年南北互換的設想，在劉玉看來…五十年后，工業發展起來了、灌既農業起來了，要擔心的，可能不是黃河決口，而是黃河要不要斷流了。
山東現在大抵恨他，因為此時黃河無論如何都是個災星、災禍之源、會增加數倍的當地勞役。但將來，說不準又會因為黃河走山東而因有水而慶幸。
前人栽樹，后人乘涼。大抵后人是沒資格嫌棄栽樹的人心懷不滿的。
至于此時還能“再栽多少樹”，其實真算起來，永遠栽不完。
比如伴隨交通發展和海外貿易，湖南湖北改種茶葉；比如對洞庭湖退耕遷民；比如西南山區的玉米土豆等山區作物的普及；比如廣東廣西的對外貿易和產業發展…
即便說在不考慮均田等大事之下，依舊還有許許多多要做的事。事情，是永遠做不完的，也不是一勞永逸的，更不是因為念了民族或者資本的經書就能一步飛升天堂的。
想做，永遠有事。
但劉玉覺得，他已經做不成了。
從當初北征羅剎俘獲白令探險隊開始，至今為止的一系列變革，對于整個大順的舊力量，依舊渺小。改變了經濟基礎、為新的上層建筑的生存創造空間的地區，也就那么大，全加一起算上東北南洋也不過三五省。
將來會怎么樣，他大約可以預測。
正如他喜歡的那番話的略微修改：我們不是算命先生，未來的發展和變化，只應該也只能說出個大的方向，不應該也不可能機械地規定時日。但我們所說的巨大變革快要到來，決不是如有些人所謂“有到來之可能”那樣完全沒有行動意義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種空的東西。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桿尖頭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
當他為大順留下的絞索收緊的時候，如果說，大順的皇帝真的能把這根絞索都破解掉，屹立不倒…那，那也就只能說這是封建統治者中最厲害的人物，真有本事，別無他話。
但不管怎么樣，哪怕仍有皇帝，舊的基礎終究是要顛覆的，至少不可能統治階層再向以前一樣照舊統治下去了。
至于將來大變的真正力量，到底是誰，他無法預知。
但可以確定，肯定不是眼下大清河河堤上的這些正在這里赤著臂膊、宏大來看為了讓中原地區免于那場波及數千萬人延續百年的決口之災而挖掘著泥土的人。
因為，這些人，終究是要離開、遠赴扶桑的。
既然大順這邊，都已經給取了新益州一樣的名字，那么等到真正大變的時候…終究，中國的事，是要靠生活在中國的人來解決的，腳下的土地生活的人，才能決定這片土地的未來。
于是，劉玉沒有再去關注河堤上的人，也沒有像是每個官員基本都會做的那樣，去詢問詢問那些服役的人還有多久的役期。
而是在張望了一陣后，選擇回了濟南城，難得的去了趵突泉。
隨行的官員心下詫異更多，雖然平日便知劉玉好收集一些花草竹石、世界各地的奇異事物、可能還有“喜歡”煤煙或者蒸汽機的轟隆聲的怪癖，當然也不乏喜歡去游歷名山大川。
但如今，正是大清河的第二道外河堤，也就是將來的黃河第一道堤開工巡視的日子。
《女總裁的全能兵王》
這幾日不但欣賞了一些關于風騷靈性的詩，更居然在這樣的日子來趵突泉游玩，這著實叫這些隨行的官員摸不著頭腦。
略轉了幾圈后，劉玉道：“我記得，是從前朝開始，濟南府才成為山東省治的吧？”
隨行的官員忙道：“正是。自洪武年間，濟南府才為山東省治所在。本朝因之，雖之前因為諸多事分出膠遼，但省治未變。”
劉玉又道：“若論經濟，之前濟南在山東各府中，工商興盛也排不上號吧？”
“國公所言極是。若只論工商發達、商鋪鱗次，濟南實在算不上興盛。西比如臨清、濟寧；即便不談運河，也不及周村、濰縣、煙臺。按照國公以往的城市分法，濟南與京城倒有幾分相似、亦或者如國公之前練兵處的威海。只是作為政治或者軍事的中心地位，若論商業，不過是為了滿足城中省治各官、軍隊駐扎所用。”
這官員跟隨劉玉日久，知道劉玉對城市的一些認識。比如當初的威海衛，就是一座依靠軍隊的消費型城市；比如京城，此時也大可以算是消費型城市。
而如濟南，實則也差不多。都是因著作為省治，又駐扎軍隊，又有省級官員官府，城市的手工業基本上也就是圍繞著城市自身需求來的。
西邊有運河。
東邊有大海。
夾在中間，工商業想要大發展，顯然也是不可能的。
這官員說完這個，又順著話茬道：“昔日太史公作《貨殖列傳》，講了生產、講了消費、講了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甚至講了各地的風氣習俗百姓習氣。”
“唯獨在‘交通’一事上，著墨甚少。”
“昔日不覺，以為理所當然，自來如此便是自來如此。如今運河被廢、膠濟通車，前后許多年間，只論工商形式，竟大不同。”
“昔日濟寧號小蘇州，如今敗落至此。”
“而濟南城，昔日魯人誰人不知，這濟南就是個省城、駐兵的地方。如今卻因為膠濟通車，西、中各地物產，皆云集于此，通往膠州而出海。這濟南竟是一日日富庶起來，連帶著膠濟路周邊市鎮，也都多有發展。”
很多時候就是這樣。一切不變，那么很多問題也就暴露不出來，即便說有人給出了正確的道理，卻也沒法驗證，尤其是關于成百上千萬人的事。
而劉玉當初說的一些話，如今一一驗證，也叫大順的許多人，有了一個明顯的、適合的觀察對象，研究工商業發展到底需要什么。
這些年，交通、物流、運輸方式的變化，可以說，對松蘇和山東的影響是最大的。
大到山東連續爆發了幾場大起義、以及西部地區的工商業顯著蕭條…甚至蕭條的一些西部運河富庶縣都好幾年沒有士紳商賈出錢修縣志的地步，而之前運河沒廢之前那里的縣志可是年年修的。
整個山東的經濟格局，全都被改寫了。
這也使得大順的很多人開始思考一些事：在不考慮動一些基礎的諸如所有權等基礎上，到底是什么對工商業的發展影響巨大？
是各個州縣的百姓的性情、習慣？
是各個州縣官員的能力、本事？
亦或者，這些東西加在一起，甚至不如簡單至極的“交通”二字？
而一旦開始考慮這樣的問題，便有更多的問題等著去考慮、討論，尤其是面對二十年內山東經濟格局的重新改寫…而且是特別劇烈、肉眼可見的這種劇烈的改寫，不免是要讓許多人思考的。
有時候，或許會說，經濟學有時候像是先射箭后畫靶子。
但有時候，又并不是。
而經濟，政治，又是不分家的。
劉玉聽到這些官員們在談關于經濟、工商發展的見解，卻笑了笑，搖頭道：“今日我倒并不是想說這個，或者說…這個本就不必談。運河被廢之后的諸多問題，已然足以說清楚了。”
“你們也知道，我是少談義、而多談利的。”
“先秦先賢，有人言：交相利。他們也是談利的，要以交相利而大利天下。”
“太史公，也是談利的，所謂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
“但既說利，或者說，利天下…”
“那么，這天下到底該怎么算？”
“世上，沒有變法，能讓所有人都受益，至少現在沒有。哪怕是技術上的，你做出個更好的東西，便可能叫一些原本從事這事的人無業為生。”
“僅以山東為例，這些年的變革，可謂是徹底毀了魯西、魯北、運河沿岸。但同樣的，又肥了膠東、沿海。”
“所牽連的百姓，兩邊各有千百萬。”
“既然說，變法有利有弊，不可能讓所有人都滿意、也不可能讓所有人都受益。”
“那么，真得有個標準。”
“在這個標準下，有些變法，是利天下而損一些人；有些變法，是損天下而利一些人。”
“那么，這個標準該怎么算？”
“我是不怎么學周禮的，所以這些事就和周禮不同。按照周禮去變法，接近的便好、遠離的便壞。”
“可按照利去變法，有的人得利、有的人受損，那么就算以‘利天下’為正確。那么，又怎么評價那些是利天下、哪些是名利天下而實損天下呢？”
“或者說，你們覺得，這些年的變法，利益受損的百姓，從運河到兩廣，所受損者不下五百萬。你們覺得，這些變法，是有利天下的嗎？”
雖然談利，但大順畢竟還是個講傳統的王朝。哪怕是王安石變法的時候，最起碼在道理上，那也不能直接說為了充實國庫，而是得說這是符合利于天下的、或者貼近周禮的。
實際上，大順可能已經沒有機會走“托古改制”的道路了。換句話說，修改儒學經典、亂解周禮制度，從而讓“變法”獲得“貼近圣人”的合法性，已經不太可能了。
所以，看似劉玉在談“利”。
實則，其實是在覺得自己該做的事基本做完了后，詢問一下這些被他潛移默化并不太深的大順官員一些事——是否具備了一種隱約的進步的、或者解放生產力的三觀評價體系，來評價一些事？
因為，至少就劉玉這些年做的事，如果想要獲得“正確”，那么只能依靠唯生產力的評價標準，才能輪得到一個“對”字。
既不符合復古儒學、不符合周禮制度、不符合耕者有其田的私有制下的天然正確、更不符合之前的儒學體系，那么，怎么才能說這些年的變革是“對”而不是“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