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只考慮松蘇江南地區的話，印度這邊空出來的產業份額，應該一點都不分給齊魯，應該全力支持松蘇的產業發展，通過歐洲和西非的貿易，快速增加紡織工場的數量，全力加速當地的轉型和資本主義體系的深入。
但如果考慮整個大順的情況，那么印度這邊空出來的產業份額，就必須要拿出許多分給齊魯這邊。借由朝廷的調節管控，渡過挖河修堤占地的艱難日子。
不過，即便這樣，短時間內生活水平的下降，那也是肉眼可見的。
的確，相較于大順開國之初，魯西地區的人均土地面積銳減，百年的休養生息、人口滋生，人多地少的矛盾確實愈發嚴重。
但勞動人民的智慧是無窮的，一方面是婦女從事副業紡織，另一方面也是人多地少辯證地去看，也確實依靠著勞動人民的智慧，有所緩解。
二年三熟制，固然說需要小冰期結束之類的限制條件。
但，人口滋生這個因素，也是必須要考慮到的。
假如說，一個勞動力，耕種著家庭的三五十畝地，你讓他搞兩年三熟的種法，他也真的承受不住。勞動量實在太大的。
伴隨著人口增加，人口因素也導致了兩年三熟制度，在山東這邊快速普及。
冬小麥夏大豆春高粱亦或者冬小麥夏玉米春谷子的模式，開始推廣。
因為人均土地減少，使得勞動力不得不在有限的生產資料上，投入更多的勞動。
而更多的人口，也使得兩年三熟這種極為疲憊、極耗勞力的種植方法，是在勞動極限之內的。
人均25畝地的時候，就算你有兩年三熟的技術、也有小冰期過去的氣候，沒有拖拉機和收割機，你也玩不轉兩年三熟。太趕時間了，種收日子一旦下雨，那就根本不可能了。
人均5畝地的時候，兩年三熟的技術，就可以迅速普及。一方面是逼出來的，另一方面也確實能忙過來。
故而，雖然說人均土地的面積已經減少，但是日子也還真差不多過得去。當然這種過得去，就是過得去，很脆弱，稍微有點災害，就要完，而且基本上家里根本沒有積蓄。
而且，兩年三熟、搶種搶收的勞動強度，真的是能讓人崩潰的。
此時北美的一些上層、軍官等，吐槽北卡羅納州的“懶散”農夫，說是農閑時候曬太陽、一年就忙那么一陣的日子。但，這種懶散，正是許多農夫巴不得的事。
幾十年后歐洲工人渴望的那種當農民的夢想中的“農民”，可絕對不是大順這種撅腚哈腰芒種前后熱死人的天氣割麥子、然后趕緊搶種豆子甚至不睡覺、然后第二年種高粱還得把高粱秸稈一刻不落地收拾回家垛起來當柴禾否則連飯都做不了的華北平原的二年三熟和缺乏燃料狀態下的“農民”。
固然說，此時大順絕逼可以嘲諷全世界的“畝產”，真的是群嘲全世界。
甚至于，此時的山東，嘲諷150年前的山東“畝產”，都沒問題。
但這種“嘲諷”，是建立在拼了命干活的事實上的。實際上，嘉靖年間，二年三熟制還缺乏足夠勞動力，依舊還是一年一收的半粗獷式勞作。
可以說，兩年三熟，是技術進步，最大化地利用太陽能量，使得單位土地面積的產量增加，平均畝產冠絕全球，在智利硝石和海島鳥糞石大規模投入種植園之前，富戶憑借豆餅肥田、窮戶只靠豆類固氮，整個世界沒有比這畝產更高的操作。
但也要清楚，要是“五口之家、百畝之田”，在牛耕時代，是不可能有力氣搞什么兩年三熟的，更是沒必要搞的。
就如同，法國人會驚呼荷蘭人排干沼澤以種地的壯舉嗎？不，法國人只會覺得，這不腦子有問題嗎？不嫌累嗎？去旱草甸子種地多好？為啥要費好大力氣去排干沼澤？
假設兩年三熟，簡陋來算，就算增產到原本的15倍。
以兩年三熟三十畝地計算。
若排除掉稅、賦、攤派、銀錢兌換、火耗等等這些，只算毛產量，基本可以視作和北美的120畝地的一季麥產量差不多。
因為到了北美那邊，120畝地，是要拿出10畝作為草場地、剩下的那些要輪作休耕種豆科植物等。另外還有個人的柴草地，不需要非得燒秸稈做飯，沒秸稈連飯都做不成。
但是，這兩者的勞動強度、生活舒適度，農民這兩個字的吸引力，是截然不同的。
更不要說，那些稅、賦、勞役、水旱、柴草等問題，是不可能排除的。
山東，河南一些縣的農業徹底崩潰，歷史上要到1855年黃河決口之后，漫灌淤積導致的大面積鹽堿化、荒漠化、耕種土層被覆蓋。
現在，華北地區的農業，小農經濟，是在崩潰的邊緣，但還沒有崩潰。
這正是最難搞的一個時間節點。
往前點，可以轉型，人均土地只要達到20畝，男耕女織的體系崩潰，也不至于活不下去，最多是活得艱難點。
往后點，真到崩潰的時候，所謂的“盛世”一過，再想搞大移民、大工程、大水利除非是一個逆天組織力的中央政府再度出現，否則沒戲。
但偏偏，現在移民這事，大家都不情愿。
尤其安山湖地區。
因為大順廢棄了運河漕運，所以安山湖作為“水柜”的意義消失。
做水柜的時候，保漕是第一要務。墾荒？圍湖？抓著就給你平了。
現在漕運都廢了，安山湖淤積半死，朝廷的草蕩漕運巡邏隊也裁撤了，湖邊人家紛紛圍湖墾荒，耕地面積相對于廢棄漕運之前，還有所增長。
因為大順不是宗教入腦的國家，社會氛圍也不是如此，所以造就了之前的輝煌。
但同樣的，因為大順不是宗教入腦的國家，一切得講利益、講實際，所以沒辦法用“應許之地”的故事、用“出埃及記”的附會，讓許多人漂洋過海，相信“先知”的指引。
是故，哪怕劉玉和各層官僚，把道理說破了天、畫了美好的餅、講的去那邊有多么好，依舊是應者寥寥、阻力極大。
一般來說，在關于時代變革的故事里，多數會選擇一個中等家庭的視角。
可上可下，才能叫體驗人間沉浮、變革時代的中產命運。
而劉玉之所以選擇分化移民，第一批移走的，是魯西農村地區的中等之家，原因倒沒這么多沉浮之嘆。
主要是富戶和士紳，他們造反意愿不強，給他們好處，甚至是類似于“逃奴法”一樣的隱藏好處，讓他們裹挾佃戶遠遷關東。
而底層，再差也差不到哪去。
而這些中等家庭，一來家里即便沒有功名，但是可能距離秀才很近，最起碼也是開過蒙、識得一些字的二來挖河修堤并不是個好活，底層或可忍，甚至覺得生活水平沒怎么下降、畢竟本來就在底了再降也降不到哪去，而對這些中等家庭來說，挖河修堤無疑肯定是苦日子，他們的情緒會更加強烈。
畢竟，一般來說，就算出勞役那至于亂世時候被抓壯丁，中等家庭也會選擇出點錢，雇人去。
安平湖周圍的一家姓王的家庭，就是這樣的中等之家的典型。
家里尚未分家，老爺子今年六十多歲，喚作王成，娶妻劉氏，也還健在。
膝下四個兒子，兩個女兒都嫁了出去是別人家的了。
四個兒子的名字，也是俗之又俗的龍、虎、豹、彪，在一起過活。
老房子、帶堂屋。
和歷史上黃河北決之后的魯西地區的中等家庭，最大的區別，可能也就是少了一艘始終在房頂上“躲水”的船。
再就是因著黃河數百年沒從這邊走了，是以這邊的老屋子，并沒有一層一層又一層的地基淤積。
家里四五十畝在賬的地，七八畝湖邊不入賬的墾田、養了個牲口。
四個兒子都結了婚，孩子也有了。
在遷徙這件事被公開之前，家里面的事，無非也就是圍繞著婆媳、妯里這點事轉。
老爺子多給了大伯哥家半個西瓜、婆婆悄悄給了老三家二尺布、昨兒二嫂子買了斤桃沒給我家小孩無非就是這些。
自給自足、小農經濟、不分家單過、婆婆掌內公公掌外、紡紗織布自己用、偶爾賣點換棉花。
體現在這，便是大順已經變革了十年，甚至已經在歐洲干了一仗了，但實際上外部世界的變化，對這樣的家庭而言，幾無影響。
倒也不能說變革毫無影響，比如說漕運被廢，這就有影響。至少，他們家以后不用每年都出漕運徭役了，也不用去修安平湖的堤壩以便蓄水濟運河了。
這算是為數不多有影響的對方。
至于剩下的，不管是松蘇已經開始用蒸汽機了、還是大順在直布羅陀擊敗了英國艦隊、亦或者大順的棉布在西非取代了印度布等等，這些，對他們家都無影響。
日子還是照常的過，一如既往。
直到要遷徙的消息傳來，平靜的日子破碎，一切熟悉的生活轟然崩塌。
此時，長子王虎正跪在祖屋前，雙手死死壓著老爺子早就打造好的壽材，勸道：“爹，沒用。我們就是抬著棺材去衙門，那也沒用。前幾天縣里已經鬧過一次了，一群人抬著棺材去了就是不肯走。結果怎么樣了？還不是把各家的兒子叫去，打了一頓板子。”
“胳膊拗不過大腿，人家是當朝國公，縣太爺能怎么辦？爹，去也沒用，你是不知道，他們都是帶著兵在縣里呢，一個個兇神惡煞的，都是北邊的兵，那是真打啊。”
六十歲的王成拍著桌子，胡子氣的一翹一翹的，罵道：“真就沒有王法了嗎？戲里說什么金兀術壞、東虜韃子壞，我看就是他們得了天下，也沒說要逼著人搬走的吧？也沒說要扒黃河的吧？我看吶，這大順朝啊，是要完吶！奸臣當道，不辨忠奸了！”
他雖不是秀才，卻也讀過些書，胞弟是中過秀才的，但也就是個秀才，沒借著什么力。但既是讀過些書、識得些字，最基本的“奸臣亂國”的認知，是有的。
東虜韃子到底什么樣，他又不曾親眼見得，自是難免生出一些他們也未必干的比這還壞的想法。
王龍聽的父親這樣說，趕忙道：“爹，這話在家說說也就是了，可千萬別出去說要我說，既是拗不過，不行就從了吧。要不咋辦？說是到了那邊，十六到五十的丁口，一丁120畝荒地，幾年免稅，又沒勞役”
王成罵道：“聽他放屁。關東沒人，那是冷，尿個尿都得拿棍子敲。我就不相信了，這世上還有這么好的地方，竟沒人住？要走你們走，我是不走，他要是非逼我走，我就吊死在祖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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