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學西漸、西學東漸，和大部分文化交流一樣，都必然有個問題：既有精華的交流，也有糟粕的交流，有時候又是精華和糟粕混雜一起的。
有句話叫想要某某，就會得到某某的一切，大抵也是差不多的。
徐圭和蔣友仁關于大順這邊特殊的天主教的討論，便是如此。
不能說全是爛的，有些事朝廷不管，自會有人管。反動并不一定全是壞的，只是個中性的描述詞。
均田歸公之類的口號又不是第一次喊，連北派的儒家都有很多人試圖恢復井田制，折中下來也是能井則井、不能井則均。
然而朝廷又不管，也無力管，這自然就給一些人留下了可乘之機。
天主教不經過華夏特色的魔改，很難傳播開。畢竟華夏不是文化荒漠般的美洲和黑非洲，是有非常燦爛且深厚的本土文化的，激烈碰撞之后的妥協，當然會搞出許多奇葩的東西。
往回退是必然失敗的。
但歷史是不容假設的。
每一次簡單的幾個字可以總結的歷史經驗教訓，在大順這種人口體量下能被記錄為經驗教訓、此路不通的，估計至少也得波及幾百萬人口、死個大幾十萬人。
尋常一州一縣幾萬人規模起義的事，根本連上史書的資格都沒有。
問題就擺在這，朝廷想解決，理論上也不是不能解決。
但現實就是既沒有錢、也沒有能力、更沒有手段解決。
況且嶺南這事還不是簡單的、非常傳統的單純的土地問題。而是新時代之下所出現的特有問題，之前是幾乎沒有過的。
類似的情況在中國大地上也上演過一次，海運興起導致的西域衰落，但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而且并不是之前統治的核心區，最終的結果也就是西域的價值下降，明王朝對西域的興趣不是太大了，已然是標準的賠錢貨了。
這一次卻發生在王朝的核心區，嶺南如今當然是核心地區。而且還不只是農民問題，更牽扯到幾十萬因為貿易路線變更而失業的非農業人口。
這些問題，蔣友仁和徐圭都不知道，他們沒有這樣的視角，也沒有去做一次社會調查。
蔣友仁只是試探著說出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徐圭也對此非常支持，認為若以澳門為基地，在這里培養一些唐人傳教士深入內地，的確是個好辦法。
西洋人的模樣會招致警惕，官府也容易出手抓住。不是每個地方，都能發展成多明我會在福建那般，當地百姓挖地窖誓死保護傳教士的。
而這個想法的前提，恰恰就是澳門不能被大順收回，繼續作為一個窩點，遠遠不斷地對內部進行侵蝕影響。
蔣友仁的視角里，澳門問題，關乎耶穌基督在大順的未來。
自然，在經歷了這一次被香山縣令訓斥之后，蔣友仁擔心恐怕澳門不保。
是以，他覺得，無論如何，這一次最好的可能，也就是徹底和鴉片販子、人口貿易割裂，只要能保住澳門，那些都是可以、或者說理應拋棄的。
保住澳門，是最高優先級。
這一點，他和澳門的議事會、軍頭、教會等，無可非議地達成了共識。
與這些或是為了貿易、或是為了財富、或是為了傳教等等目的，覺得無論如何要保留澳門的這些人不同。
英國東印度公司對澳門是否收回，毫不在意。
他們關心的，是另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
這一次搜出的鴉片里，有半數是英國在印度那邊弄的。
雖然搞了挺多形式上的東西，程序上似乎和英國東印度公司沒有關系。
然而。
道理這東西，和國力息息相關。
若大順國力弱到英國覺得勞師遠征也能打的大順滿地找牙的程度，早就不廢話派兵興師問罪了：中國憑啥扣押我們的貨船、憑啥沒收合法的鴉片？
然而現在國力別說勞師遠征來大順，就算在印度打，英國也占不到便宜，這時候哪還敢扯這些話？
雖說程序上做了諸多的保險，又是讓鴉片販子寫聲明不會往中國賣、又是悄悄告訴鴉片販子出了事是你們自己的事別把公司抖出來。
但英國東印度公司在中國的全權代表法扎克萊，這個中國通卻明白，這些東西，在大順根本就是扯淡，毫無意義。
道理有個卵用？大順這邊正在大張旗鼓地組建對歐洲的貿易公司，顯然大順這邊是借機生事，來限制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貿易嘛。
大順得傻到什么程度，這時候講什么程序正義，說此事確實和東印度公司無關？然后開開心心地讓英國繼續貿易，搶走自己人組建的西洋貿易公司的貿易份額？
況且主管此事的，在法扎克萊看來，還是大順這邊最狡詐、最陰險的官員。和傻，實在太遠。
英國東印度公司當然不在意澳門，也不在意傳教，不在意人口買賣，甚至可以棄軍保帥暫時停下鴉片貿易。
然而，對華貿易卻絕對不能被打擊。
當年喬治·安森事件之后，都知道劉鈺對英國有種不知理由的討厭，甚至以至于有英國人懷疑過劉鈺就是個隱藏的天主教徒，站在舊教的角度親近法國。
法扎克萊當年在廣州負責坑荷蘭、法國、瑞典等國的東印度公司，掌握了頗多在大順活動的基本技能。當年各國使節入京的時候，他也是力主多送禮，并且將一萬多英鎊的銀子用在公關送禮上。
法扎克萊倒是認為劉鈺是個秘密天主教徒的想法純粹無稽之談，但他知道劉鈺對英國的態度可確實是不太好，還知道劉鈺和法國人走的很近。
他的擔憂，很快就變成了現實。
伴隨著松江府開埠，大順為了便于管理，各國商館總代理不能有的在澳門、有的在廣州、有的在松江。再加上本身長江中下游利于貿易，英國商館也早就簽到了松江府的上海縣。
按理說，審問，需要時間。
但實際上，福建教案是個意外突發情況，可鴉片問題是大順這邊早就盯上的，為的就是讓中荷聯合貿易公司今年在歐洲貿易上來個開門紅。
是以，劉鈺這邊剛在前往澳門的途中，大順從松江府大營里調集的軍隊就開進了上海和松江府，查封了松江府的商館。
一則因為孩兒軍在澳門那邊的密探，早就抓到了英國人的把柄。
二則因為皇帝覺得，證據這東西，就根本不是問題。就算真的沒有，孩兒軍的手段也能整出英國人參與鴉片走私的證據。
在大順，只存在皇帝想不想要證據，不存在找不找得到證據。甚至，國內的事，有時候并不需要證據，莫須有那都是給面子。
先扣住松江府的商船、查封商館，至于證據以后再說。
在天津的英國公使，也趕忙來到了松江府，試圖處理此事。
在和公使討論這件事該怎么解決的時候，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法扎克萊并沒有對大順破口大罵，也沒有大談大順這邊的法律絲毫不講證據。
而是對著英國國內的一些人，開啟了口吐芬芳模式，而且罵的這些人，還都不是政治家，而是一些“文人”。
“丹尼爾·笛福，就是個寫小說的。他唯一可以被稱道的地方，就是創作了《魯濱遜漂流記》。”
“作為一個小說作家，在小說界或許他的話有一定的道理。”
“但笛福懂個屁的商業和貿易？”
“笛福說，伴隨著1700年的東方棉布禁止法案，倫敦、諾維奇、坎特伯雷的紡織工人失業現象消失了，重現了過去紡織業的繁榮。”
“然而，他根本不懂，商業和工業的發展，需要競爭！”
“那些懶惰的紡織工人，沒有了印度和中國棉布的競爭，只會愈發懶散、并沒有繼續改進紡織技術的動力。”
“這樣下去，英國的紡織業怎么能夠進步？從長遠看，廢棄棉布禁止令，加大對東方棉布的進口，才能促進我們國家的紡織業的進步！”
“我可以負責任的說，笛福他收了那些紡織作坊主的錢！作為一個作家，用無恥的筆墨，損害了公司的利益，損害了正直的、從事商業的人民的合法利益！”
“這些寫小說的作家，利用他們在公眾中的知名度和話語權，收了政治獻金后為他們幕后的主人搖唇鼓舌，嚴重干涉了國家政策的制定！”
“還有創作了《格列夫游記》的喬納森·斯威夫特！他根本就是一個愛爾蘭的獨立分子，是個一直致力于削弱不列顛王國的托利黨人！”
“他懂什么叫貿易？什么叫關稅？他卻利用自己的名望，反對茶葉關稅的降低。公司沒有給他錢，所以他不會為公司說半句好話！”
“他明顯是法國的間諜，鼓吹和信奉的都是科爾貝爾的那一套本國替代計劃。”
這些話，當然是當著英國駐華公使的面噴的。
噴的這些話，基本就是東印度公司這些年無與倫比的怨氣。
這兩個人，在英國有很大的話語權，因為他們是在審查法案之前就有大量讀者的成名作家。在這個紙和筆的、信息沒有去中心化的時代，這些掌握了話語權的人在民間擁有很大的力量。
雖然說，東印度公司理所當然也花錢雇人，比如雇傭了一些人撰寫了《貿易論》、《論取締關稅對國家經濟發展的益處》、《呢絨布與棉布之異同》等等文章。
但是，雇傭的這些人名望不夠，根本沒有取得極大的影響。
和后世一些人的錯誤認知不同，東印度公司在一開始，是標準的買辦公司。
至少到現在為止，東印度公司都拒絕將英國紡織品帶到中國，因為每年會給公司帶來至少20萬英鎊的損失，還不如直接用白銀買——白銀外流，那是英國的事，不是東印度公司的事；被強制往中國運呢絨，損失的是東印度公司的利益。
公司要不是被政府逼著采買一部分呢絨，寧可空船來中國。
四年前東印度公司游說的議員，在國會上的發言，也是力爭“取消棉布關稅，增加競爭，才能促進國內紡織業進步。否則關稅保護只能養一群不思進取的紡織業主和紡織工人”。
他們的理由，用的也恰恰是劉鈺鼓吹的那一套：
事實上，在英國有資格、有工業實力可以自由貿易、對外輸出工業品的時候，很快就把東印度公司解散了。
想想也能知道，一個依靠“壟斷東方商品特許經營權”的公司，怎么可能會是本國工業發展的助力？用屁股想也能知道，這是個阻礙——一個特許專營進口棉布的公司，會支持本國的紡織業？真當股東都是為國家之崛起而不求私利的圣人呢？
法扎克萊狂噴的笛福和斯威夫特，他們對輿論的引導，讓東印度公司每年損失的貿易額超過400萬英鎊，1200萬兩白銀。
至少。
這只是法扎克萊一個簡單的最低估算。
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只是想借助這兩個人——一個是死人、一個是愛爾蘭人且為托利黨還支持愛爾蘭獨立，都不可能站出來辯駁——來表達對英國政策的不滿，并希望駐華公使能夠將這些話轉達給國內。
因為，很明顯，大順要借助鴉片問題，在大順嘗試開啟主動歐洲貿易的時候，來打壓東印度公司。
而大順之所以打壓而不是與東印度公司合作，其原因，在法扎克萊看來，就是因為英國有太多像笛福、斯威夫特這樣想法的、鼓吹本國工業發展和本國工業替代的“誤國”文人。
這是倆典型。
……ps：歷史上，東印度公司關于棉布貿易的爭取，挺蛋疼的。雇人寫的那些東西，也真是撿到鬼了，尤其是鼓吹棉布進口有益的那本《貿易論》，我感覺連初中生都難說服。買辦公司花錢買槍手、搞游說，很正常。但水平著實次了點。
笛福有本關于中國的小說，叫《月球記事》，手法確實高超：里面的中國，科技強大、道德高尚、遠超歐洲。但其實，都是因為月球文明的幫助——諷刺，這樣的中國，得去月亮上找，現實里根本不存在。
這是很標準的英國式諷刺，不過最根本的目的，還是“借古諷今”，來反對當時歐洲打著“中國為什么這么強大是因為絕對君主制”的風氣：嫌貧愛富，然后覺得一切都是制度原因導致的心態，古來有之。
他反對中國的原因，恰恰是因為他對東印度公司買辦行為的憤恨，覺得英國應該發展自己的紡織業，自己的制瓷業。而且當時中國貨代表著高大上…笛福的心態，我覺得非常容易理解，很常見樸素，稍微帶入一下，外國貨橫行、本國貨被人視作低端、審美趨向另一個文明，就能明白那是一種什么感覺，八零后很容易感同身受。
東印度公司當然對他恨得牙根癢癢，歷史上，笛福也憑借自己的影響力，三番五次試圖推動“棉布徹底禁止進口”法令。東印度公司當時都快哭了，能不恨嗎？
當然，歷史上，這不是滿清主觀上的發展貿易導致的，而是千千萬勤勞的織工、瓷工、采茶女等勞動人民打下的客觀底子，坐在家里收錢都能收的笛福這樣的人心態破防。
主觀和客觀一定要分清楚，勞動人民的功勞和腐朽統治者的功勞，一定要分清楚。
就像故事里的大順一樣，統治者知道個錘子的關稅調控、保護本國工業？但問題是底子在那擺著，就算海關零關稅，西洋的呢絨也賣不動啊，所以可以說大順以高超的貿易手段，保護了本國紡織手工業的發展嗎？
這就像是盛贊一個繼承了億萬家產的人，盛贊他經商有道、目光敏銳一樣。可問題是他哪怕是個白癡，一樣也可以億萬家產啊。18世紀的中國，就是這樣，哪怕是晉惠帝統治，也絕對是出口額第一、貿易無限順差。真心的你上你也行、司馬衷上都行，坐在家里等著歐洲人來送錢，需要啥能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