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卿之言，或為民請命、或老成持重，皆有道理。”
皇帝悶了一聲，暫且先止住了眾人的爭辯，便轉過身，不再說話，而是看著滾滾河水發呆。
淮河的清水、黃河的濁水，雖沒有龍興之地涇渭分明的壯景，卻也別有一番奇妙精致。
認為構建的大堤、水閘、泄洪道、沖刷閘，這些數百年間不斷修繕起來的工程，不知道耗費了多少人力物力。
然而，這些人力物力造就的浩大工程的背后，又隱藏著多少問題？
前朝治水之義，以保祖陵為上、保漕運次之、保民生最后。
本朝又有什么區別？
若不是祖陵不在這，難道不也是一樣的嗎？便是祖陵不在這，依舊是保民生在最后。
朝廷向來知道，漕運、河道這些官員都貪腐。但有時候就是默許的，只要保證了漕運，剩下的事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李淦說，自己不是鴕鳥，但自己在海軍成型之前、下南洋之前，又當了多少年鴕鳥呢？
事到如今，皇帝也不得不心服劉鈺力主建海軍、下南洋這一戰略的影響了。
單從漕運海運這件事上來講，二十年前，提及海運，朝中反對的聲音，必然是“危險、容易被海寇劫掠；不安全，萬一遇到風浪就沒了；是脆弱的后頸皮，一旦被人切斷航道，南北分裂”之類的聲音。
凡提海運者，必與禍國殃民聯系在一起。
當年江蘇節度使上書要求試行海運的時候，劉鈺并沒有立刻站出來支持。
到現在，至少，嘴上反對海運的人，再也不用二十年前的那些理由了。
因為，那些理由沒有靠辯論辯贏，而是靠做事做的叫他們無話可說了。
當那些“為國為社稷”的大道理講不通后，這些反對者的嘴里，也就只剩下了很現實的問題。
然而，當南洋問題、航海術問題解決之后，剩下的這些反對的理由，就可以用一句話來說了：沒有錢解決不了的問題，如果不能解決，那就是錢還不夠。
剛才信使送來的消息，并沒有說與荷蘭完成了貿易談判，只是說荷蘭政變。但皇帝也知道，根據劉鈺的戰略，政變這一步做完，談判的事可謂就穩了九成了。
只要談妥，錢到位，那么很多事就簡單了。
當初劉鈺的承諾，是兩三個河南省的賦稅進皇帝的內帑。現在看來，似乎比預想的要高。
壟斷費、股本生息分紅、官窯瓷器專賣、外加錫蘭不在南洋之內其肉桂檳榔之利亦歸皇帝，單單這幾樣錢，便不止了。
而錫蘭都督杜鋒給皇帝的奏折中，也拍著胸口表示，印度土邦的兵，他絕對有信心五千破三萬。如今印度又是唐末情況，各地節度使亂戰，必有“石敬瑭”之輩，想借“契丹”之兵。
若能取之，視之如外，能守則征賦稅、不能守則退諸南洋，無有前朝揚、奴亂之虞，一年亦可得銀百萬不止。
如果一切順利，三五年內，每年手里至少能多出六七百萬兩銀子。刨去再多往西北西南每年多投個百萬兩，亦還剩下五六百萬兩。
皇帝心想，只要有錢，這淮河，怎么也治的了吧？就算治十年，若能換個兩淮復宋前之富，也大值得。
當初江蘇節度使的上書就說的很清楚。
黃淮地區，出不了朱元璋了，至少在大順的中央集權能保證的情況下，黃淮地區最多就是為王前驅。
除非大順的集權爛到跟蒙元一樣，小吏錘殺省級官員封閉漕運假裝欽差，中央竟毫不知情，爛到這種程度，那才有可能在黃淮出帝王。
但是，黃淮糜爛，為王前驅，引出的問題卻多。尤其是如果不改運河為海運的情況下。
歷朝自古以來就存在一個必須要面對的問題，南北之分。
這里阻隔南北，又關乎運河。到時候，或南方督撫日強、若別處再有起義，朝廷又把大量精力兵員砸在黃淮，怕是要出大事。
黃淮，恰在南北中間，加上運河，若以人論，恰似一人之腰。
手疼醫手、腳疼醫腳，可要是腰有病，核心力量廢掉，全身都使不上勁兒。
自宋以降，中華歷朝就像是一個腰被砸傷的人，以前千斤的力氣，現在病懨懨的，腰都沒勁，哪還有力氣？
問題在哪？
江蘇節度使看來，問題就在漕運上。
如果天下太平，這還好。
一旦天下有事，打仗是不是得用南方的錢糧？
南方的錢糧是不是得經過運河？
運河是不是有將近十倍的損耗？
運河的損耗是不是運河兩岸的百姓來補足？
出的人力力役折損是不是要催發起義？
起義是不是會截斷漕運讓問題更嚴重？
漕運糜爛，是不是打仗也要出問題？
當然，江蘇節度使不能用“起義”二字，用的是叛亂、民變、愚民被人所用等詞匯。
到時候，外患引發內憂、內憂引發內亂，縱然黃淮地處中原，朝廷可以全力鎮壓，最多只能為王前驅，成不得事。
然而引發的一連串連鎖反應，朝廷若有明君還能壓住，一旦是個孱弱之主，天下就要大亂。
皇帝對此是認同的，其實心里也明白，大明大順兩朝，對黃淮百姓，確實是“狠”了點。
為了保漕運，一旦有水災，朝廷雖不明示，可實際上是默許“保北不保南、北堵南疏”的政策的——說的就是安徽，以至于自明以后，提起安徽，魯南河南等地的百姓，想到的第一個詞，就是要飯花子。
十年倒有九年荒，問題不出在鳳陽那個朱皇帝身上，而是出在燕王那個朱皇帝身上，出在靖難之役定都北京又廢海運走漕運上。
過了黃河，運河緊貼著黃河。黃河的泥沙一旦進入到運河里，運河就走不了船了。
幾十年前，荷蘭使者入京請求貿易順便攻擊天主教的時候，使團成員彼得·馮·霍姆就測量過運河的水深，也看出了運河的問題，并認為淤死是早晚的事。
之后的荷蘭使節團還奇葩地給出一個結論，說是底部的淤泥導致了水深過淺，而不得不用平底船，這導致了國家的造船設計傾向于平底船，過度傾向于平底船使得這個國家距離海洋越來越遠。
連第一次來運河的荷蘭人都能看出來的問題，國朝的人能看不出來嗎？
所以，“默認水災保北不保南”，就是朝廷的政策。雖說淤死是早晚的事，但不讓黃河泥沙入運河，最起碼能晚淤死個幾十年上百年。
洪澤湖越來越高，淮河上游，尤其是安徽地面的淮河流域，水往下流不動，怎么能不發大水？怎么能不十年九荒？
而如果不默認保北不保南，黃河從北邊出事，濁水沖入運河，就黃河的含沙量，運河還能通行嗎？
自明朝起，就不敢用黃河的水做運河水源。
于是才有了各種各樣的奇葩政策：灌田者，不得與轉漕爭利。
旱天缺水的時候，運河不放水，不準澆灌土地。
雨天發水的時候，運河排水，大量的水入溝渠、淹農田。
當地的老百姓沒啥文化，“素質”顯然不高，不懂之乎者也，自然直接罵娘。
當地士紳有文化，“素質”略高，懂之乎者也，遂言：國家大計在轉輸、轉輸資漕渠、漕渠資河壩。然，民之富藏于田、田之利藏于水。無水灌禾則民貧，民貧何以給轉輸？
不用黃河的水，就得和農田爭水。
可用了黃河的水，最多二十年，過了黃河一直到濟寧的河道，就全得淤死。
所謂默認，就是皇帝當然不能直接說出來。皇帝也不可能在朝堂說，南邊的百姓可以禍害，北邊的漕運不能禍害。
但官員干的時候，北邊開口子影響了漕運重罰、南邊開口子只要事后堵上也就打個哈哈就過去了。
當皇帝嘛，對百姓沒有什么良心上的譴責。
但之前默認，是為了保漕運。
現在有了海運的能力，自然要拿百姓說事了。
之前默認保北不保南時候已經扔掉了良心，現在卻忽然長出來了。
若真能解決了漕運導致的治水“束手束腳”問題，甚至根治淮河，相當于大順手里的基本盤面又多了不少。
將來就算大亂，手里捏住海軍，就等同于始終捏死了囊括安徽、蘇北的北方諸省的人口糧食，外加海軍能控制的蘇南、浙江、福建、廣東。
別處再怎么折騰，只要把京畿、山東、山西、河南、陜西、遼地、治理好的蘇北安徽捏在手里，沒有黃淮攔腰截斷分為南北，別處便有叛亂，平定便是早晚的事。
因為外患暫時看來，問題不大。
內患的話，捏著這幾個地方，海軍控制住福建、廣東、浙江、蘇南。剩下的那些省份，還有啥力量呢？
四川不提，基本穩定，除非是中央集權徹底崩了，這地方才能亂。
除去四川，刨除掉大順能控制住的地方，能出亂子的省份實在沒什么太強的力量。
若真能花銀兩，解決黃淮區的禍患，哪怕只是解決一下蘇北、安徽，聽起來似乎花費頗多，但也值得。
唯獨不知，這些水利官員，在沒有祖陵和漕運束手束腳之后，能否拿出一個根治淮河的方案——根治黃河是別想了，皇帝便是再有雄心，也沒敢想著根治黃河，自己心里還是有點批數的。
拿出方案，也不知多少錢，能夠呢？
已得知荷蘭那邊政變成功消息的劉鈺，也算是了了一樁心事。
見皇帝在那看著河水發呆，自己只往河邊看了看，便收回了目光。
心道我是沒那本事。
后世黃河改道之后，治理淮河，尚且花盡心思。
要說現在，黃河還在奪淮入海，就想徹底治好黃淮？那得多大的本事？
便是后世，要是依舊奪淮入海的局面，怕也不好治。
反正要治，就得等著哪天一場大雨，黃河決口走山東，死個幾十萬人，說不定或許大約也許可能可以治一治兩淮。
但這是幾十萬條人命，只能說等個意外，等場天災。
術業有專攻，自己根本不懂治水，拿后世的東西照抄作業都沒法抄——黃河走北、黃河走南，這兩個最基本的條件都不一樣，抄作業那不是扯嗎？
就現在走了海運，此時的人力和技術，要和大自然的偉力，而且還是黃河這樣的自然偉力抗爭，只能說是一個字：難。
便是束水沖砂、便是不考慮漕運安全了，黃淮怎么治？
洪澤湖決口走高郵揚州，幾乎是必然的，照這個態勢走下去。或者今年、或者明年、或者十年后、百年后，只看哪一年有特大暴雨了。
黃河沖開口子走千年前的北線，也幾乎是必然的，兩淮地區都已經淤積出地上河了。也只看哪一年出大事吧。
思來想去，唯一能做的，就是讓朝廷手里隨時捏著三五千萬兩白銀。真要是出了黃河改道、洪澤湖潰堤之類的事，能立刻拿出錢來治理救治，也便是自己現在唯一能做的事了。
好容易讓皇帝找了件覺得“可以做、應該能做成、相對于徹底解決土地兼并等問題來說理論上最容易做成”的一件事，也算是個好事。就得需要有人給你弄錢不是？
關鍵皇帝要是就想修個大園子什么的，那才幾個錢？要真就那點出息，海外貿易和工商業怕是長不大就被皇帝斃了。
最好是皇帝多找幾個需要大筆錢的“愛好”，或者叫“壯志”。
只盼皇帝能把這件事定下來。這時候，可別前怕狼后怕虎，擔心漕工、憂慮花費，就得下下狠心，非得有一勞永逸的幻想，或者叫志向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