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中大臣們猜測著皇帝到底是怎么想的，卻也知道征倭一事就這么定下來了。
唯獨和之前不一樣的地方，便是皇帝指定了三個人協助處理對倭征伐的種種機密事。
一個是假樞密使江辰，一個是曾經的戶政府尚書、如今入天佑殿的盧摯壘，另一個便是劉鈺。
這既在情理之中，又要意料之外。
當初軍改逐漸拿走了兵政府的權責，就有人看出來皇帝要繼續加強集權，尤其是對軍權的控制。
這三人征倭期間，明顯是作為皇帝的私人秘書，而非天佑殿那種有制度體系的秘書班子。
這三人各自有各自的官職和爵位，但是這一次對倭征戰的協理，卻又是個明顯的臨時機構，沒有名分。
至于日后會不會徹底改變，形成專職軍事的真正樞密院，甚至要對天佑殿進行改革，那就不得而知了。
刨除這三人的本職和名正言順的體制內身份，這三人名義上是沒有資格對下發號施令的。
最終不管是調兵、調糧、協調等等，還是需要天佑殿和六政府，皇帝作為其中的媒介，總領全局。
這樣一來，反倒是叫不少人心中一松，這么看來，劉鈺已經就是等江辰這一輩徹底退下之后的軍方第一人了？
若真是這樣，未必不是好事。
軍改之后，軍方第一人打仗的時候自是有用，可不打仗的時候朝中政事的發言權就小得多。
注定掌兵的人，皇帝應該不會讓他參與太多政事。
也有人從今日的事上，猜測亦或者日后還會有什么制度性的變化，六政府、天佑殿、還有那個初建未成形的樞密院，將來到底要搞成什么樣，現在朝中都有些看不太懂了。
唯獨一點可以確定，劉鈺并未失寵，海軍的事，怕是另有內情于其中。
朝會散后，這三人第一次在禁城里的一處房間內會了個面，皇帝自也在。
這里距離天佑殿不遠，屋子里也沒有其余人，只有四個人，這畢竟不是個有編制的機構。
窗子上仍舊是窗紙，非是可以被外面看清楚的玻璃，屋子里擺著降暑的冰塊，并無太監或者女官服侍。
劉鈺心道這回既是名正言順，又是名不正言不順，自己說話就算好使，但按照規矩就是放屁，最后還得皇帝出面走正規程序。
自己此時真是連個秘書都不如，有編制的秘書是有一定權責的，現在自己最多算是皇帝的門客，或者無職能的郎官，可以直接和皇帝說話甚至決策，但沒權…
剩下兩人，不管是江辰還是盧摯壘，除了這屋，那都是有公章的，自己現在就有一個私戳。
屋子里的幾人都熟，早在武德宮的時候就聽過江辰的故事，之后一直在西北執掌大軍。
原戶政府尚書盧摯壘在朝中自是見過，但不熟，也不知道此人的性情，不過皇帝叫他參與此事的原因也能猜到，一是天佑殿成員，二是本為戶政府尚書，戶政府的一些情況也比較了解。
斗轉星移，新人換舊人，此時的天佑殿成員早不是當初劉鈺還是勛衛時候的老人了。
軍改在制度上還未完全改完，江辰這個樞密使的職位很尷尬。
江辰倒不尷尬，但樞密使這個職位很尷尬，現在的權和威望是江辰的，樞密使到底是個啥，現在還沒定下來。
以后到底歸于哪、還是由皇帝牽頭直管海軍部陸軍部把樞密院獨立出來、亦或是定制樞密使入天佑殿卡一個名額，現在還不明確。
估計皇帝也是在嘗試，尤其是想利用這一次對倭開戰嘗試一下將來到底怎么搞。
變革總需要嘗試，但不管怎么嘗試，抓住軍權這一點，皇帝倒是想的清楚。
小圈子比之在外面要寬松的多，不需要始終跪著亦或者皇帝特許不跪才行，皇帝居中坐著，劉鈺三人坐在矮墩上。
“此番征倭，大略已定。海權在我，處處可以登陸，劉愛卿先去倭國轉了一圈，倭人分兵之勢大致已成，我看這一戰也沒什么好說的，你說呢？”
劉鈺這些年來滿腦子都是征倭的事，這是大順走出大海的第一步，也是確定東亞新型朝貢體系最重要的一步。
在大略上，他是把日本可能的動作都推演了一遍的。此時皇帝問起，他也不把話說的太滿。
“臣以為，倭人的選擇其實不多。”
“如果被臣逼得不得不分兵于各處，組織四五個分散各地的機動兵團，此戰簡單。只要陸軍上岸，大勢可定。”
“若是只管江戶、九州島，海軍或是運兵于釜山尋機，或是在琉球逡巡，見縫插針，不消半年，其國必亂。”
“如今大軍已集結威海，海軍一部也已會和松花江之兵，不日將占蝦夷。臣以為，如今大軍不宜先動，而是下令海軍先在釜山集結，以陸戰隊加上一部分陸軍在那扎營。人數三千即可。”
“海軍沿著倭國海岸線武裝偵查，看看倭國到底是不是將兵力分散成數個機動兵團。若是，則海軍主力返回，準備登陸作戰。海軍分出小半，攜釜山之兵登陸襲擾，攻城拔寨。”
“以臣之估算，和之前海軍參謀們的計算，此番軍費也就在二百萬兩以內，必可使倭國臣服。”
“倭人幕府，必先防內而后戰外，久戰對倭國不利。”
報出了一個叫在場三人都驚訝的“二百萬兩軍費”之后，三人頓時一驚。
“兩百萬兩？”
雖知道此戰應該不會比征準噶爾花的多，但要說只花兩百萬兩，著實不敢相信。
“兩百萬兩。最多上浮不過幾十萬兩頂天了。”
趁著眾人驚詫不信的機會，他又重復了一遍。
只不過劉鈺這也算是打了個埋伏，玩了個障眼法。
之前海軍造艦、興建海軍的錢，不算。
軍改、新軍訓練、換裝的錢不算。
后勤運輸用將來的貿易壟斷權外包給了貿易公司，這也不算。
開戰期間的軍隊正常軍餉，也不算，反正不打仗也得花錢養兵。
這么一說，給出的這個兩百萬的數額，聽起來就叫人震驚了。
兩百萬兩，看似挺多，可對于大順這樣的體量而言，其實干不成什么事。
雖然也知道日本不是太強，但有前朝在朝鮮作戰的經驗，總覺得這最起碼也得是個高句麗水準的大國。
二百萬兩把這么一個水準的大國打趴下，聽起來就像是兒戲。
二百萬兩能干啥？
原來的戶政府尚書盧摯壘對數字相當敏感，經歷過當年征伐準噶爾的戰爭，當日可真算是花錢如流水，二百萬兩放在當年的西北，也就是聽個響。
要不是劉鈺當年兵出阿爾泰山，借大策零敦多布的誘敵深入之計，將計就計，一舉擊潰了準部主力，征準一戰的錢，還得照著當年的一倍去花。
當然，事后這錢也沒省下來。一番軍改、造艦，把省下來的那點又都花進去了。
他覺得劉鈺是不是算錯了？
皇帝也是被這個數目搞得有些震驚，細細追問，雖心里信任劉鈺，卻也不敢相信會報這么個數。
可聽劉鈺詳細一說，又覺得好像的確是這么回事。
聽劉鈺解釋了一下錢都省在了哪，皇帝笑道：“江南的漕米，沿著運河走，京城要一分，百姓負擔不下四分。征伐準噶爾，十成軍糧，到了前線也只能剩下半成。一兩銀子一石的米，運到阿爾泰山，折算下來竟要二十兩銀子不止。”
“這征伐倭國，鷹娑伯給出的海運損耗，是十成取一。倭國相隔數千里，大海相隔，竟和從京城出兵打到張家口差不多？”
劉鈺心道，戰爭花錢的大頭，永遠都是后勤。你從北京打到張家口，這糧食的消耗，還真不一定有從松江運糧到長崎多。再怎么說，南洋的商人可是能從暹羅運米去廣東賣的，還有不少賺頭。
司馬遷的《貨殖列傳》里說：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在大海面前，已經不怎么對了。
又想，你要是當初征準噶爾的時候，規定運到哈密的米價是二兩一石，商人早就嚇跑了。但你要是打廣東，告訴商人不管哪來的米，二兩一石船到付款，只要有制海權，海商能把棺材本都拿出來去南洋買米。
鴉片戰爭的時候，從英國和印度運兵，打了兩年，加上工資和新造的一些特殊船，一共才花了1200萬兩而已，這里面還把當兵的工資算在了里頭。
從大順去打日本，又不求占地，又不求統治，距離又近，把之前造艦、軍改的錢都刨除在外、也不算軍人的軍餉工資，二百萬兩絕對足夠。
最關鍵的一點，便是征倭一戰，朝廷最頭疼的后勤問題，“承包”給了貿易公司，朝廷一分錢不用花，所需的只是兩年的對日貿易壟斷權。
而之前劉鈺插手之前，就大順海關的收稅水平，和走私橫行的狀態，對倭貿易的海關收入，一年也就大幾千兩銀子。
對日貿易不是劉鈺開創的，而是一直存在的。但錢能流入到海軍、作坊、軍工等方向，則是劉鈺主導的。
對朝廷來說，尤其是大順這種古典陸權朝廷、認為英國出口補貼反給商人錢的英國丞相腦子有問題的朝廷而言，總覺得沒拿到朝廷手里的錢，就等同于根本不存在。
大順特殊的高地租、高利息的情況，是沒辦法成立銀行搞債券國債的：老百姓沒錢買、有錢的自己放貸或者買地，收益都比國債高得多，除非大順朝廷能拿出年息百分之三十的高回報率，否則傻子才買國債。
而年息百分之三十的回報率，大順朝廷是還不起的。
故而劉鈺選擇了這種極為讓利的方式，用壟斷權換戰爭國債，看上去讓朝廷覺得一分錢沒花，但實際上兩年的壟斷權，至少價值個二三百萬兩白銀。
尤其是趕走荷蘭人、放開朝鮮貿易、放開日本貿易信牌制度的情況下。
但只要不從府庫里往外走，在朝廷看來，那就等于沒花。至于壟斷權預支…朝廷之前也沒有預支的機會，這個自然也不算。
故而劉鈺說的兩百萬兩，水分極大。
這兩百萬兩，也就是火藥、炮彈、鉛塊、藥材、撫恤金、殺敵餉之類的錢。本來松江今年的漕米就有一部分是要運到威海做軍糧的，運到威海和運到長崎，對這些跑了無數次長崎的海商來說，差別真的不大。
如果換算成正常全算上的情況，當在八百萬兩左右；算上軍改和造艦，更是當在一千三四百萬兩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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