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備這趟為期兩年的出巡，下半程海路部分的始發站，是南海郡的番禺港，也就是后世的廣州。
在后世很多對三國不太熟的人印象里，似乎交州這地方，核心治所就該是這番禺縣，畢竟后世的廣州多發達，而嶺南其他地區似乎早年都是窮鄉僻壤。
但事實上，在漢末亂世開啟之前，交州的治所一貫是在蒼梧，也就是后世的廣西梧州。
究其原因，自然是因為原本漢朝重河運而無海運，所以番禺作為珠江入海口，重要性不太強。
而在重視內河航運的時代，作為珠江西江三大支脈交匯點的蒼梧，便成了交通要道、重中之重。因為當年秦始皇的修“靈渠”運河，溝通的便是珠江與湘江——
確切地說，是溝通的珠江的西側支流西江的支流漓江，與湘江的支流澧水。而桂林漓江就是在蒼梧匯入珠江西江的，這種扼運河出口咽喉的位置，才配當三百年的交趾刺史部治所。
從這個角度說，歷史上赤壁之戰前，劉備用來跟魯肅談條件的備胎、“欲往投蒼梧太守吳巨”，也不算太離譜。
在那個背景下，吳巨的地位理論上還是高于后來割據交趾自立的士燮的，相當于掌握了大半個交州。交州治所遷往龍編（今越南河內），也是建安后期的事兒了。
而劉備作為皇帝，這一世連荊州都很少來，原本在荊州最南邊只跑到南陽與襄陽交界、漢水之濱。所以他對荊南乃至交州的印象，就徹底停留在了上一個時代，
到了之后，劉備一時間還是挺不適應的，根本無法理解番禺這種海港城市，能在二十年里發展到如今這步田地。
“區區一座濱海小城，連田地都鹽堿不耐耕作，居然能發展出超過五萬戶人家，二十余萬人口，當真匪夷所思——這些百姓，都是靠商貿往來、船運周轉維生的么？
這南海之地，也不算什么商貿重地，朝廷近年來新增的金銀銅運輸，也不走這里吧？這兒為何能發展到如此繁榮？”
劉備在番禺港巡視了一番后，看著眼前百舸爭流的繁榮景象，還是被震撼到了。陸地上的繁榮，他這么多年開眼界下來，早已不意外，但海上確實是第一次見識。
對于皇帝的感慨，李素當然是責無旁貸地幫忙解說：“陛下不必驚訝，扶桑與旅漢的金銀銅礦運回中原，確實不走這番禺。
前者穿過東海后、在揚州會稽的句章港靠岸，后者也是在會稽的閩中靠岸后、沿著海岸北航，都不需要通過這兒。
這里的商貿往來，主要就只是與南海之外、原本交趾、扶南、狼牙修等地之間。往來貨物以胡椒、蘇木、豆蔻、丁香、珍珠、珊瑚、象牙、犀角、孔雀等香料珍寶為主。
這里的港口也不算繁榮，全縣才二十余萬人而已。陛下幾個月后，到了句章、山陰、吳縣，那里一縣的人口，可比此處再翻倍不止。”
劉備暗暗咋舌，原來是自己大驚小怪了，這兒的海港居然還不算什么！在如今大漢疆域內，都排不上海港城市前三名。
劉備不由感慨：“朕日常看奏表，倒也知道子初上報的諸多海商稅賦數字。只是一直隱約覺得，那都是靠官辦撐起來的。
這些香料和珍玩、藥材的貿易，完全出于民間自發，也能如此繁榮，著實出朕意料。丞相可知，這些年為何民間自發經營的海商，都能折騰出如此多的需求來？
他們就不愁買多了海外的昂貴卻無用之物、最后滯銷么？海上風險那么大，萬一有個三長兩短，這些人沒有朝廷支撐，自發怎么敢的？”
李素原本沒想到劉備會這么燈下黑，因為李素接受的畢竟是現代教育，在他看來“民營經濟在解決生活舒適性需求方面，比國營更靈活、更擅長揣摩市場需求”，這不是天經地義的么？
殺頭的買賣也有人做，只有賠錢的買賣沒人做。他們能摸索出什么東西進口進來能賣得出去，自然有市場的調節。
不過這個沒什么好解釋的，劉備不理解就不理解好了，太超前。
李素覺得，還是把劉備認知誤區里那個“民營航海不抗風險，不該有那么大膽子”的問題重點解釋一下就行了。
李素解說道：“陛下，近年來，民間自營海商發展比官營還快，日漸繁榮，臣以為，關鍵還是阿亮前幾年搞的一項名為‘連坐擔保’之法搞得好。
那法子，一開始還是為了鼓勵‘朝廷督辦、民間承運’扶桑金銀和旅漢銅錠時，想出來的。陛下應該知道，諸葛家的海陸運輸，都開得比較大。
商辦的海船，運費歷來是比朝廷官辦的便宜，所以能放手讓商人們做的，最好還是放手自營。而民辦最大的弱勢，便是本錢不夠大，承擔不起出現意外后的貨物賠付。
畢竟朝廷讓他們運的是扶桑來的金銀，一船貨貨值便極為巨大。一旦出現沉船，傾家蕩產也不夠賠給朝廷。
所以從七八年前開始，這些業務一方面是逐步向最有實力的大海商家族聚攏，比如被糜家、諸葛家族承運，因為只有這些家族承受得起意外風險。
哪怕幾百條運銅船里沉了兩三條，讓商人賠個好幾億，糜家諸葛家也輕松賠得出來。但是，全靠家大業大死撐也不是辦法，而且樹大招風，容易惹人嫉恨…”
后續的解釋，李素說得比較委婉。
原來，依然是因為諸葛亮很會做人，哪怕這個世界沒有“反壟斷法”，他也不希望三弟事實上對這些業務形成壟斷。
給朝廷運金銀銅的船隊，都由他家和糜竺家來辦的話，那成啥了？諸葛家成東印度公司了？
但是，其他小商人沒這個實力也沒這個魄力擔當，簡直是給他們機會他們也不中用啊！
最后，諸葛亮反而還要想辦法培養自己三弟的競爭對手。建議諸葛均鼓勵中小型承運人聯合起來、也組團承包這部分朝廷業務。
如果中型承運人承擔不起風險，就給他們組一個類似“保甲連坐”的制度，互相承擔連帶分攤責任，出了事故大家湊份子賠，攤薄了就賠得起了。
這條辦法，諸葛亮沒有親自拿出來，他是借了諸葛均的手拿出來的，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么深諳算學概率之道的妙法，肯定是諸葛令君想出來的。
后來他發明的這個風險連帶法，居然成了最初的“海運保險”前身。
凡是承運標的物貴重、超過承運人風險承受力的朝廷訂單，都要從收取的運費里計提一筆出來，作為參保費，幾乎跟后世買大車搞物流得交交強險一樣了。
而且，事后諸葛亮也沒想把這個“航運保險公司”捏在自己家族手上，路子摸索清楚之后，他就讓諸葛均自己建議，把這個“連坐保險”交給朝廷托管。
這倒不是諸葛亮良心多好，而是畢竟他也是古人，沒意識到“保險公司”這門生意本身也是有巨大利潤可言的。
諸葛亮剛發明海運保險時，這東西就是非營利性的，負責居中做賬協調的人不能拿好處，收上來的保費也是封存在專門的一個庫，就算用不完，也跟運營者無關。
還是這個“航海保險”的路子，傳到丞相李素耳朵里時，李素才小小瞠目結舌了一把，感慨如今的諸葛亮已經是青出于藍了，都不用他這個恩師點撥提醒、用先知開掛。
諸葛亮自己憑借著已經足夠豐富的見識儲備，已經能自己滾雪球一樣滾出越來越多靈活妙用的新知，治國理政理財都是游刃有余。
劉備因為數學不好，對這些“金融管理創新”也不懂，所以盡管這東西出現已經有好幾年了，他還是此刻親自到番禺巡幸，才親眼見證了諸葛亮一套治理妙法之下、讓大漢的自發航海變得多么繁榮。
“有孔明賢侄在，你我君臣以后也沒什么擔心的了。”劉備聽取完匯報、觀摩完之后，不由感慨。
對于海路出巡這項事業而言，有一支強大的民營航海船隊作為基礎，最大的好處就是可以極大減輕朝廷造船的壓力。
道理也很簡單：在民營海船不發達的情況下，朝廷貿然增加一筆巨大的海運需求，就得全部臨時造船。
歷史上隋煬帝南巡的時候，為了造去江都的龍舟，以及為了造打高句麗的海船，揚州和青州有多少百姓都常年浸泡在海水中，數以萬計的人死于疫病，或者是腰以下都泡爛了皮膚、生出蛆來。
而皇帝出巡結束后，這些船基本上也不可能挪作民用，那就是極大的物力浪費。以至于歷史上很多時候皇帝坐船出巡比騎馬出巡還費錢。
劉備出巡就簡單很多，除了皇帝的旗艦是專門造的，另外一小部分是海軍戰艦挪用過來。剩下至少七八成，都是租賃的民船，直接從諸葛家的“物流公司”征調過來。
最后折算下來，兩年近五十億的巡幸開支，第一年的騎馬走陸路就花了將近四十億。第二年的海路坐船才花了十幾億。
兩者成本差距達到三倍，而且海路預期要走的里程甚至比陸路還遠一點。
至于劉備乘坐的旗艦，也堪稱是這個時代造船科技的巔峰之作了。比十年前李素去扶桑坐的旗艦又升級了一大截。
畢竟十年前大漢全國的鋼年產量才五千多噸（北宋巔峰期三千五百噸）。
十年過去了，還是和平建設的高速發展期，如今關東地區工業水平也成長得跟關西一樣發達了，而關東地形是大平原、人口更為眾多，所以大漢十年來鋼鐵產能翻了一倍都不止。
去年最新的鹽鐵統計數據，是年產鋼接近一萬三千噸。
而十年前，李素坐的船，已經可以跟歷史上17世紀的一流西班牙大帆船、或者說三層甲板蓋倫帆船差不多噸位了，大約是一千五百噸。
十年后的今天，劉備的旗艦已經突破兩千噸，基本上跟18世紀、米國立國之初的“憲法號護衛艦”差不多級別了。也就是拿破侖戰爭時代前、最好的三桅風帆護衛艦級別。
歷史上，西方海船的造船思路，從17世紀的“蓋倫帆船巔峰期”向18世紀的“高速飛剪船、護衛艦”過渡，一個重要的特征就是把高大的船艉樓給裁撤了，搞成全通式平甲板，造型也更為流線型，船體風阻和流體阻力都更小。
在民用領域，飛剪船就在18世紀出現了，軍用領域則是護衛艦、戰列艦。這些船都不用考慮接舷戰的問題，包括民船也放棄防海盜近戰的抵抗力了，全力堆適航性，戰斗全部靠大炮。
如今才218年，大炮還遠遠沒出現，海戰也不可能在肉搏距離外就結束戰斗，所以這種全通平甲板用來當戰船肯定是不適合的。
但皇帝的座艦又不用直接參與戰斗，造成這樣就沒問題了，反正旁邊一大堆護航。
同理，這種設計思路也適用于遠洋探險船。比如李素準備拿來發現美洲澳洲的，那些地方的土人根本不需要打海戰，為了近戰強勢而放棄的適航性，可以全部撿回來。
另外，風帆時代的船只，在順風順水的情況下，肯定是小一點的航速更快，因為風力與本身質量的驅動比更高。好比風帆護衛艦肯定比風帆戰列艦開得快。
所以劉備現在這支艦隊，本來皇帝旗艦因為最重，理論上應該是開得最慢的。但唯獨這些大船做了適航性優化，而護航艦依然保留高大艉樓、兼顧近戰，這就抵消了原本的航速差異影響。
差不多整支艦隊都可以保持穩定側后風速下8節左右的航速。順風而且風力夠大時，瞬間能到1215節航速，在帆船時代已經是很夸張了。
船體外表包金屬加強的技術，十年前就有，現在也沿用，還有所改善。
主要是經過這十年的摸索，諸葛家的造船廠在實踐中發現了一個道理：用金屬包裹的鐵甲船，在海里時間久了特別容易生銹，哪怕刷桐油以及用別的手段上膠刷漆也沒用。
尤其是當金屬包裹層質地不純、各部分成分有所差異時，含相對惰性金屬雜質較多的位置，腐爛銹蝕起來特別快。
諸葛亮一開始都不知道這是什么原理，他也沒覺得這問題可以請教李師，因為諸葛亮都已經對“丞相在理工科方面已經沒什么可以教他的了”這一事實習慣多年。
后來還是他自己搞實驗對比、撞得頭破血流都解決不了，一次偶然機會跟李素提起，李素才憑借著他超前的物理化學常識，好歹看穿了這個現象的本質——
這種銹蝕問題，不就是相當于因為船體包鐵不純，所以不同部分之間加上作為電解質的海水、共同形成了一個“原電池”，導致自身一部分和另一部分之間，發生了氧化還原反應嗎？
還別說，這種事故，在各國海軍嘗試軍艦包銅包鐵的早期，還都遇到過，歷史上英國人就是在米國獨立戰爭期間，發現他們的包金屬新軍艦特別容易銹，耐久度很差。
不過搞一個包了金屬的可拆卸舵面、用那些被犧牲的金屬部分來充當電解池的負極，爛完后換一塊，做到模塊化可拆卸可替代，成本也就降下來了，無非是每年損耗一些金屬耗材配件。
技術升級之后，大漢造船工業自然彌補了“鐵甲船無法造得更大、并同時兼顧鐵甲耐用性”這一短板，才有了更先進的戰艦。
另外，在這十年中，隨著當初高倍望遠鏡越來越先進、戰艦桅樓也越來越高大，金屬芯桅桿和金屬龍骨也越來越成熟，桅頂觀測條件也得到了優化。
為了解決桅頂風太大的問題，皇帝座艦不好再用百葉窗來觀測，最后是用上了近年來逐步成熟的玻璃燒制技術。
沒看錯，就是很多穿越者穿越之初就拿出來的玻璃，李素都來到這個時代三十年了，才享受到——不過這么說也不確切，因為非透明玻璃，也就是琉璃，大漢一直都是會燒制的。
所以玻璃只能說是改良，不能說是發明，而且其中的推手依然是諸葛家。諸葛亮早年都鉆研了那么久的預熱吹氧煉鋼和耐火磚窯高溫燒瓷，再拓展到燒玻璃也不奇怪。
而且這東西是個循序漸進的過程，217年的玻璃依然不是很純凈，顏色還是略微帶點雜質渾濁的。而且要燒出平板的玻璃，面積也沒法太大，只有數寸見方，再大良品率就驟降了。
所以用來造造望遠鏡鏡片，是已經沒問題了，可以取代天然水晶。而要造大面積的平板窗戶或者鏡子，還是很有難度的。只能造直徑不到一尺的鏡面，用于軍艦上的瞭望塔觀測窗，尺寸也比后世民航飛機上的圓形舷窗還小，看起來視野一點都不爽。
任何東西都是慢慢來的嘛。
不過，這些東西雖然無法讓李素驚訝，卻也已經足夠讓劉備賞玩得樂不思雒了。他對自己那條充滿了“科技感”的兩千噸級旗艦，已經非常滿意了，從番禺到林邑，一路上十幾天內都沒覺得無聊，光是上上下下參觀就參了很多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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