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天的科舉很快考完了，不過等閱卷和公布成績，還要足足小半個月的時間。
尤其今年的考試，有道附加題是文部的官員都拿不準評判標準的，需要等丞相的新學說系統公布之后，他們才拿得準官方意識形態的準繩，那閱卷就更慢了。
等于是考生和考官要一起學新東西。
而歷來每一年的“高考作文題”，都是最容易引起士林熱議的話題。
加上今年的“高考作文題”還跟官方新學說同步出現，那同頻共振的討論熱烈度，就更是甚囂塵上。
結束了考試的眾考生中，有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但憑本心答卷，答完后也不后悔，如司馬芝。
有些人挖空心思想揣摩上意，最后發現公布官方意識形態后揣摩錯了，還字里行間留下了很多牽強附會的破綻，不由捶胸頓足。
當然也不乏少數直接放棄治療，字里行間那些怨念之心溢于言表。其中個別年輕氣盛的，絲毫不知道自己的卷子里能被人看出“懷念袁紹統治模式”的破綻，這就等于他們的仕途已經終結了。
將來再想為將帶兵，基本上就只能去當漢奸了。
畢竟劉備即將統一天下，雖然還要開“知兵”科的考試，取武舉生，但將來的考試規模錄取比例肯定不如戰亂年代那么多。
和平發展為主流的年代里，將才依然需要，但確保將才的忠誠度和人格可靠性更重要。
李素也不會因為歷史上南北朝和宋朝那種“提防武臣、武備荒廢”的朝代對外戰斗力過于孱弱，就全盤否定宋朝的士大夫治天下路線。
只能說是不用像宋那么提防武臣，沒必要打壓武臣。但在將才候選面足夠大的前提下，要求德才兼顧本身沒什么錯。
九月底的最后幾天，乃至十月初的那幾天，越來越多的朝臣從長安分批遷來雒陽，即使他們的職責和科舉工作沒關系，也都盡量抽時間學習李丞相剛剛公布的新學說。
雒陽各家經營印書業務的豪商，也都加班加點雕版印刷，一時雒陽紙貴，短時間內就把署名李素、實則蔡琰編寫的《儒法論衡》賣出去足足幾十萬卷。
光雒陽城就賣出去超過十萬卷，剩下七八成都是販運到外地賣的。
今科的經義考題加丞相著作加官方意識形態三重加持之下，不趕緊學習簡直都自慚形穢容易覺得自己不配當官。
劉巴、法正這些功利主義的九部級高官，當然也在學習新思想的行列，他們也是剛到雒陽不久，就專注拜讀起來。
隨后法正就有些慚愧，那種感覺，就像是歷史上劉備剛入成都成功時，法正一開始肆意妄為、隨后被諸葛亮一對比，就慚愧起來了。
這一次，他也是為自己陰暗的世界觀而慚愧，只不過折服他的不是行動，只是哲學理論。
而且更夸張的是，不但法正覺得折服，連諸葛亮都有點折服，畢竟歷史上諸葛亮原本也該是“依法治國”的代表，可見諸葛亮對于人性也是沒什么信心的。
這次跟著李師多學了一些，才補上了諸葛亮唯一的短板，讓他認識世界更多了一個角度。
當然了，這并不影響諸葛亮的做事風格，畢竟他原本的執政效率就很高也很公允了，李師的新學說，只是讓諸葛亮覺得精神上更受鼓舞做事更有底氣了。
一個學說，把法正和諸葛亮同時折服得心服口服，可見其確實是到了顛撲不破的程度，真理越辯越明，根本不怕反復論證。
等待科舉閱卷和普及新學說的日子里，李素也沒閑著。
他趁著這段閑暇，把大部分精力投注到了今年他手頭的最后一項重要民政工作中去，也就是戰爭國債的發售。
同時，有空的時候稍微分出一點注意力，關心河北戰場的進展。
劉備的工作重點也跟李素差不多，只是劉備還要多關心一件事兒，那便是遷都安置的進度，這涉及到朝廷體面。
把這幾個事情搞定，章武四年基本上也就可以無為而治了，就等來年春耕后，發動進一步統一戰爭。
戰爭國債的發售工作，是九月初就開始的，每年都是跟秋稅的征收工作同步，這也很符合政府的工作習慣。
按理說去年已經賣過一次戰爭國債了，而且去年的認購額就達到一百二十億錢。
政府還注入了大量的貴金屬貨幣和鈔引來穩定物價、允許之前的政府采購白條充抵債券認購款。防止政府聚斂過多的市面上的金錢，導致錢貴物賤。
有了那么成熟的工作經驗，今年的戰爭國債發售制度已經比較成熟了，需要解決的問題也比較少。
但那么大規模的錢糧工作，不可能完全沒有問題，尤其是人心是會變的，市場信心也是瞬息萬變，所以今年的主要調控重點，就在于如何確保市場信心，確保認購熱情。
實際開賣之后過了半個多月，李素和劉巴也漸漸回味過來，發現了一些各州上報上來的問題。
問題還是比較普遍的，因為連去年認購工作主持得最好的益州布政使孫乾，都上報了市場信心動搖、認購份額不足的問題。
如果不采取措施的話，今年的戰爭國債發售額別說保不住一百二十億的規模，可能連一百億都有點懸——
畢竟朝廷年年這么大規模收錢，民間財富也確實在縮水，流動性出現了緊縮。去年一年賣出去的鈔引，夠商人正常經營用四年了。
商人的生產回本還沒跟上，光為了這點利息，也確實不可能無限量囤更多鈔引、只為一個優先排隊供貨權。
畢竟他們暫時覺得自己的“供應鏈”已經安全了，可以看看風向，再決定是否加大鈔引持倉。
去年孫乾用了不少“制造短缺恐慌”的細節手法，渲染鹽引和其他緊俏物資的供應鏈。
讓大家相信“早買早有供貨權，晚買要排隊等早買的兌現了才能提貨”，但這種手段其實是有點哄騙屬性的。
一個月半個月之內，富商們會怕缺貨、供應鏈斷裂而腦子一熱捧場。但足足一年冷靜下來之后，他們也會回過味兒來，琢磨明白很多道理。
今年孫乾再加大力度推銷時，遇到的最大懷疑和信心不足，就是有商人想要試探性地贖回去年買的債券了，想看看“這種債券是否有可能提前承兌償付，朝廷承諾的年份優先提貨權，能不能有償放棄”。
這個口子孫乾當然不能隨便開，而且也確實于法無據，屬于之前工商稅相關法條沒有明確規定的地方。
于是孫乾就加急給劉巴寫了私信，還給朝廷上了表章，信和表章都是十月初抵達雒陽的，希望十月底之前能拿到回復，給成都的富商群體一個明確答復。
劉巴得到的地方匯報問題，當然不止孫乾這一家了。他全部匯總并在部內討論后，因為茲事體大，就專門再來請示丞相。
這天是十月初九，第二天就是秋闈公布榜單的日子了。
李素的丞相府上卻是忙碌無比，剛花了大半個上午的辦公時間，送走了來匯報工作的文部尚書管寧。
正要吃午飯，就又迎來了財部尚書劉巴，李丞相也只能是把午飯時間都騰出來，請劉巴一邊吃工作餐一邊聊政策。
偏偏皇帝也想提前了解一下科舉的錄取工作，所以劉備知道管寧從李素這兒離開后，就微服信步到丞相府，一邊蹭個飯一邊提前看個榜。
結果就撞到了李素和劉巴在聊重要的財政工作，正聊了一半呢。
劉備也很隨和：“伯雅、子初不必拘束。卿等繼續，朕旁聽就行。”
劉備直接要了個一份飯，坐在主位上旁聽。
劉巴也習慣這種辦公氛圍了，直接跟李素繼續請示：“…情況便是如此了，益州、荊州都有不少富商去年認購了鈔引的，今年也排隊提貨了，他們對于用不完的部分，想看看朝廷有沒有提前兌息的政策。
雖然朝廷可以不兌，但屬下以為，朝廷如果法外施恩，有助于民間進一步建立信心。而且現在民間最怕的是認購太積極、朝廷愈發濫發鈔引，后面年份的鈔引就越來越不值錢了。”
李素顯然之前也已經思索了很久了，也看了一些劉巴匯總上來的草案意見，他并不用直接決策，只是在劉巴提供的多個選項方案里選一個他覺得最穩妥的就行。
李素舍棄了一個最激進的方案，公允地說：“提前承兌鈔引債券是不可能的。當初發行的時候就說好了原則上只能用來進貨國營物資時抵稅，要折現至少也要五年后或者十年后。
依法定下的期限哪能隨便改？如果改了，引發擠兌，朝廷信用那才會愈發不可收拾。所以本金是絕對不能提前兌現的。
但是，畢竟這些東西本質上還是進貨憑證，利息只是附著在進貨憑證上的。如果連利息都完全不允許兌現、放棄提前進貨權的話，那也不利于民間相信‘越早年份買的鈔引越值錢’這個信念。
這樣吧，今年發售的時候，我們允許民間商人拿章武三年的鈔引，來‘換購’章武四年的新鈔引，并且還他百分之十的利息，面額不變。
這樣的話，他如果覺得‘未來進貨不需要用章武三年的，哪怕章武四年也夠優先了，不怕進不到井鹽、鋼鐵’，那就可以拿了百分之十的利息先走人，回點本，朝廷來去自由嘛。
如果他不選擇拿現金利息，那也可以多給他一成數量的章武四年新鈔引，也就是去年的十引換今年的十一引。”
劉巴聽了李素從他給的多個備選方案里，折衷拼湊出來的新路線后，也是眼前微微一亮，暗忖丞相這個法子確實老辣。
之前拿著多年期鈔引的富商們，其實最擔心的，就是當鈔引被存了多年后、真的拿來進貨時，其實會虧損很多利息，相當于是拿了多年的利息來換一個“物資短缺狀態下的優先提貨權”。
比如一張章武三年的鹽引，一直留到章武八年才用，才拿去進貨井鹽，這里面已經過去五年了，按說鹽引都產生五成的利息了。
但是，只要你是真的用于進貨，章武三年的鹽引其實并不會給買家利息優惠，它只是“比章武四年的鹽引更優先提貨”，要三年引的進貨者都買完了才輪到四年引的持有者。
這等于是利用了市場的無形之手，讓商人之間狗咬狗、競價溢價來爭奪進貨權，最后實際的付出，比理論上的鹽引價還高，政府白白多賺了利息。
而人總是厭惡競爭的，總有人不希望在互相爭斗中付出高額溢價，這時候如果給他們一個退出殘酷競爭的機制，那么他們在進場時的心理負擔就會小很多。
李素和劉巴現在設計的這套有限退出機制就不錯，雖然還是不能直接提前承兌債券本金，要到年限才行。但至少可以把利息兌出來，然后逐年放棄提貨優先權。
這樣商人就不擔心沖動買多了之后將來虧。
比如五年后的哪一天，要是某個商人發現自己手頭還有章武三年的鹽引沒用完，而同行拿出來的至少是章武五年的鹽引了。
他用三年的鹽引進貨，碾壓浪費太大，那還不如提前換成章武四年的，一樣有優先權，還多拿回百分之十利息。
而且，這種允許提息的鈔引，事實上還承認了“復利”，只不過要多一番操作，你每一年都得重新買。
劉巴也不愧是當世經濟奇才，他聽了李素說的“允許前一年的鈔引按照一點一倍折換下一年的”時，立刻就意識到，這會導致早期投入的錢利滾利膨脹，讓朝廷的付息壓力大增。
劉巴不能和稀泥，他立刻把這個風險向李素指出了。
李素其實也想到了，畢竟這個需要的數學知識并不復雜，所以還是有解的，他探討地說：
“前面不是說還要解決‘商人們擔心朝廷無限制超發’的問題么，依我看，這防止復利無限利滾利，就可以和解決擔心朝廷無限超發，一起解決掉。
去年朝廷沒有公布鈔引戰爭債券的發售總額，基本上是民間能賣出去多少咱就發多少。這種態度是不可持續的。
今年，朝廷要說清楚，好好勸解，讓商人們知道，去年沒定發售上限，是因為第一年實施，是試行，朝廷對于民間的認購熱情也沒有底，所以不忍讓有心報國的義商有錢沒處花。
今年朝廷已經有了經驗，要在去年的基礎上定個上限額，去年不是賣出去一百二十億鈔引么，今年上限就定為一百五十億錢，明年也只有一百五十億錢。
如果天下太平、重新實現徹底統一，考慮到新并入朝廷統治的原淪陷區人口，發債上限最高不得超過一年二百億錢。
而且，這種發債必須在天下統一后三年內，重新下降到一百五十億錢，天下統一后五年，下降到一百億錢，此后逐年縮表朝廷財政負債。
朝廷的實際發售額可以低于這個數字，但不能高于，這只是上限。實際上會根據需求發——這個具體數字，還請陛下圣裁。
如此，即使有民間商人想靠復利利滾利，也不可能全部換購成新年號的鈔引，因為今年的一百五十億賣完就沒了。
朝廷為今年發行的鈔引，愿意承擔的利息上限就是每年十五億。不管民間認購熱情多高，反正站在朝廷角度就是十五億利息付完，要多也沒有。”
李素這番策略，如果是放在后世，那還是沒什么公信力的，畢竟大家都見多識廣了。
美聯儲你定個印錢上限定個縮表路線圖，不也是跟草紙一樣隨隨便便開個會說突破就突破了。
但眼下這種“政府主動公布一個發債上限”的操作，因為是全球第一次出現，還是很有公信力的，加上天下讀書人對李丞相這種圣人設計的制度有一種盲目的敬畏。
只要李素自己真的嚴格執行，嚴于律己，還是可以確保不出現惡性通脹甚至信用崩壞的。
說到這事兒，其實還是回到了信用貨幣的本質——貨幣信用是否崩潰，跟金屬含量是否足額，還真不一定有關系。關鍵在于“金屬不足額的時候，政府印錢得自律”。
明朝的寶鈔之所以崩壞了，關鍵是朱元璋沒有經濟常識亂印。
歷史上季漢的直百錢，銅含量確實少，但是有一點很可貴，那就是一開始說了直百，那就一直堅持直百。
諸葛亮有拿蜀錦和直百錢綁定，確實按照一枚直百錢可以購買原先百枚五銖錢才能買到的蜀錦，同時做好直百錢的鑄造防偽，嚴格打擊假幣，防止魏吳的假幣混淆擾亂市場。
這樣一來，直百錢還是一直有人用的，它只是一個解決“貨幣供應量不足，通貨緊縮缺乏流動性”的問題。
歷史的關鍵，就在于歷史上季漢用了直百錢后，發行規模一直是嚴格依法治國的諸葛亮本人控制的。
諸葛亮的道德節操和自律沒得說，他擁有了一項隨便印錢的權力后，卻堅持十幾年一直慎用，沒有多印，說印多少就是多少，才把季漢的經濟穩定盤活了。
縱觀歷史，這是非常難得的，誰能經得住無限創造貨幣的誘惑而依然保持初心謹慎呢。
歷史上魏吳雖然是后來模仿的，但他們的統治者明顯沒有諸葛亮的自律，一開始說印直百，后來就往五百一千、兩千五千這種超大面額去了，所以百姓嚇怕了，寧可在吳國用直百。
李素跟劉巴現在搞的債券也是這個道理，關鍵是可以兌換，可以賣貨，同時你承諾了印多少就是多少。
做好防偽工作，政府自律不超發，面額大本身就不是問題。
劉備聽取了李素和劉巴的討論之后，也理解了其中原理，終于意識到這里面的關鍵，在于“政府自律”，說到做到。
劉備拍板道：“百姓肯信任朝廷，著實不易。朕也不能破壞百姓的信任。既如此，丞相商定的數字，朕一定嚴格監督，確保實施，為君者也不可違誓，天下才得長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