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備雖然不尚繁文縟節，年輕時也習慣了戎馬生涯。所以哪怕當了皇帝，出巡也是習慣騎馬、帶上一群親衛部隊。（當然現在也不算老，39歲）
不過，因為蔡邕臨時找他陳情，希望作為太傅，可以隨行巡視，從此移居雒陽，暫時不回長安了。
反正太傅也不用上朝，一貫以年老體弱告假。等將來劉備正式把朝廷遷過去，有事兒再請教他也不遲。
考慮到蔡邕年事已高，劉備才改為乘輿出巡，他自己坐了一輛六輪的新式玉軾金根車，蔡邕也配了一輛車。
劉備的車，裝飾奢華，內部卻未必多舒適，主要是要考慮到大漢的威儀，以氣派體面為主，所以裝修風格非常硬朗，不能跟原先桓靈時的鑾輿差異過大。
不過好在桓靈都不尚武，大漢已經多年沒有皇帝武裝出巡的臥車樣品存世了。所以倒是給了將作監的工匠們一定的發揮空間，可以吸收結合李素發明的西域大篷車的技術優點。
另外，皇帝坐的臥車，自古是叫“辒辌車”，沒窗戶為辒，有窗戶則辌，秦始皇巡游天下用的就是那個，漢武帝武裝出巡時也坐過。
武帝死后，讓霍光輔政，待遇極高。霍光死時，漢宣帝賜他葬禮如蕭何故事、仿秦始皇以辒辌車載尸。
不過自此以后，漢朝皇帝覺得這名字不吉利，便淪為了專門出殯運尸的載具。活人皇帝坐的“臥鋪車”，只好另外取名。
今天，劉備坐的車叫“玉軾臥輅”，已經跟諸葛亮之前在上黨戰役中造的水陸兩用船差不多大了。車廂長達三丈六尺，橫闊九尺，十六馬拉車。
車廂有前后四尺寬、左右一尺寬的回廊，廊檐里面有圍壁。圍壁里才是三丈長、七尺寬的房間，還分前后兩段，各長一丈半。
前面是處理政務的書房，后面是臥室。書房旁邊還有熏香更衣之所，產生的穢物可以直接打開車廂底蓋排污到路面上。
不過，即使如此體面，劉備還是覺得不如李素給老丈人蔡邕造的車舒適——
蔡邕不用講朝廷體面，所以車子不帶回廊，也不用飛檐斗拱的復雜雕飾車頂，但因此室內空間反而更寬敞舒服。
書房也不用四平八穩很正派，偏處一角布局都行，也沒那些摸起來礙手礙腳的硬朗家具。
空出來的位置甚至還能把更衣室做得更大，實現干濕分離，擺個洗手臺和泡澡浴缸，甚至連更衣用的桶都自帶沖水。
所以，劉備也就是在出巡的前兩天，在新豐和灞上這些地方時，好歹還是關中平原，條件還不錯，所以坐坐自己的玉軾臥輅，不舒服的話晚上也可以不睡車上。
第三天過了華陰縣，進入崤函道，崤山山區形勢雄峻，每天生活起居只能在車上，劉備很快就嫌棄自己的車太形式主義了。
于是他也不等到雒陽，每天到太傅的車上蹭聽講，美其名曰請教學問。
劉備內心還忍不住感慨：特么的還是伯雅孝敬他老丈人的車舒服！這象皮里塞了海綿的座椅，比朕那硬得磕人的御座都舒服！
正好，蔡邕出發之前，也跟劉備提過“統治蠻夷之地的關鍵，在于考據自古以來那些地方都屬于華夏故土，制造向心力”這個思路。
雖然劉備覺得李素更專業，但既然蔡邕也懂，就趁著趕路這幾天，提前學習起來。作為皇帝，雖然不用親自操作，但也該吃透這里面的學術原理，順便看看是否真的有用。
蔡邕顯然是有點學究的，皇帝問他，他雖然要給出實用性的答案，不能掉書袋。但他還是利用太傅的身份，希望皇帝能自己受到啟發，而不是被灌輸，這樣得到的新認知才更加徹底。
劉備來請教他這天，巡游隊伍剛好是在華山腳下略作游歷，繼續旅程。
蔡邕耐著性子，就借助名山大川與上古神君的源流譜系說起，為劉備建立起深根固本的正統性認知基礎：
“自古正統之道，分屬宇宙二途，六合彌漫無極為宇，古今綿延無盡為宙。
當年孔孟、公羊倡‘使百姓免戰為德’，乃至如今被罷黜的董仲舒，曾經那些錯誤的嘗試，都算得上試圖窮究‘宙之天道’，也就是論證天命正統的歷數無疆。
此道多為儒者所究，其余百家，亦略有涉獵。老臣與小婿所修《殿興有福論》，也算是其中一種嘗試，目前來看，對大漢還算是最合適的。
而除了這‘宙之道’，正統論還有‘宇之道’。
宇之道，不在論證朝代興替的萬年無期、天命永固。而側重華夏德行之輻射，悅近來遠，無遠弗屆。而此道多為史家所修，窮究史籍奧秘之人，便能揣測其中本源，不知陛下，頗讀史否？”
蔡邕的話，用人話翻譯一下，就是：
宇道是論證華夏天下無遠弗屆，想辦法證明空間上不管千萬里外的人，也是炎黃子孫分出去的，所以我有權拿回來。
宙道就是殿興有福論那種，設法論證天命在時間上古今長存。
一個是華夏正統在空間上的蔓延，一個是時間上的存續。
這兩門學問，其實都是有很深奧的講究的，古今為皇帝搞正統論的帝師級哲學家搞的就是這個。只不過大部分小白不感興趣，不如打打殺殺來得熱鬧。
而蔡邕的學問方向也是搞這個的，所以恰好都略有研究——如果十二年前蔡邕沒遇到李素，他當然搞不出《殿興有福論》，但如果給他時間，他也能琢磨出一些次一點的成果，只是沒現在這個那么好用。
劉備聽蔡邕這么說，立刻鄭重起來，他倒也謙虛：“朕少不讀書，自起兵之后，倒是常常請教身邊博士，求以史為鑒，而知興替。
不過朕也就讀讀那些能直接借鑒古人行政、用兵、用人做法的史料，其余不曾多涉獵。太傅是當朝史家第一，朕那點粗淺讀史，不值一提，還請太傅直言教我。
反正還有三四日才到雒陽，有的是時間，朕這三天就專心向太傅求教。”
劉備這么謙虛，主要也是他的心理期望瞬間拔高了：蔡邕要介紹的絕招，如果又是一個類似于《殿興有福》那么牛逼的玩意兒，那他這個皇帝也做得太爽了，上天直接賜給他時間和空間兩大神級殺器！
蔡邕心里有底了，就從基礎開始掃盲：“陛下既然也略讀過史書，《史記》本紀第一篇《五帝本紀》，總了然吧？”
劉備一愣，有些尷尬：“這…看是看過。實不相瞞，朕一直覺得，若是那些有帝王施政得失詳述的篇幅，朕都是認真學的，不懂也會找博士講。
但這《五帝本紀》，雖為史記第一篇，卻大而無當，無非是講了五帝血統傳承、世系族譜、遷徙流轉，沒什么經驗教訓可學。
朕并非治學之人，實在不愿死記硬背上古先王的族譜籍貫。難道，這里面還有什么深意？”
劉備這番辯解，不是熟讀過史記全文的人，或許聽了有點懵逼，所以需要再稍稍翻譯一下：
《史記.五帝本紀》的主要內容，都是黃帝開始，加上后面顓頊、帝嚳、堯、舜，這五個人祖宗是誰、誰是誰的子孫、還有什么旁支兄弟姐妹、娶的老婆是什么氏的，又遷徙到哪里…
想想也很正常，尤其是現代人都知道，華夏有體系的文字是甲骨文才開始，所以夏朝連遺跡都不能說明確挖到，原始文字史料記載自然也極為稀缺。哪怕是司馬遷寫史記的時候，只能是從傳說里搜集掌故。
這種情況下，五帝本紀確實只能記這些很粗略的事情，至少堯舜開始，才有一些行政理念的典故，還是為了起到寓言警示作用的。而皇帝、顓頊、帝嚳根本沒有什么有教育意義的典故，純就是家譜。
不光劉備讀了會郁悶，很多不懂正統論的人，如果讀《五帝本紀》，也會懵逼，都什么沒價值的流水賬！
不過，在蔡邕這樣的行家眼里，情況就完全不是一回事了，蔡邕是直接透過現象看本質。
他微笑著聽完劉備吐槽，捻須啟發道：“陛下覺得這不過是家譜籍貫流水賬，也不奇怪。天下讀書人，讀到這一篇，一萬個人至少九千九百九十九人，是跟陛下一樣的想法，不知其中另有深意——所以，才民智可用。
讓老臣為陛下梳理一下吧，《五帝本紀》的譜系籍貫部分，幾句話概括，大致是什么意思呢？
黃帝是有熊氏少典之子，有二十五子、建氏者十四人，黃帝自己正妃嫘祖為西陵國人，其余納妃又分屬何氏，所以其子有混入那些氏的血統…
再到黃帝之子玄囂、昌意，分別娶妻東夷鳳鴻氏與蜀山氏。
昌意生帝顓頊，而玄囂之孫為帝嚳，帝嚳又生摯、放勛，初立摯，不賢而天下人改擁放勛，是為帝堯。連最后的舜，都是黃帝八世孫、帝堯的女婿…
總結下來，黃帝為五帝之首，第二的顓頊是他次房的孫子，第三的帝嚳是他長房的曾孫，堯是重孫，舜又是另外一支的八世孫…”
劉備聽到這兒，有些頭發昏，他連忙擺手表示希望提速：“太傅，朕雖讀史不詳，不過這些還知道，雖然記不清五帝后四個分別是黃帝哪一房哪一支，好歹還記得輩分，能直接說重點么？”
蔡邕無奈地搖搖頭：“重點就在這里啊！可惜，老臣為陛下如此剖析，陛下卻沒有注意到——難道陛下覺得，顓頊帝嚳堯舜，他們真的是黃帝的子孫么？
五帝本紀末尾，太史公言：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傳。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為本紀書首。
太史公這段話是什么意思？儒家所尊《尚書》，推崇的是‘三代之治’，也就是堯舜禹，所以只記載到堯以下，本來是沒有五帝前面三位的，太史公是從《春秋》、《國語》中擇善而錄，才補齊那么多——他為什么要補齊？他補齊的時候，真的相信《國語》里面多出來的這一部分么？”
劉備愕然，他從來沒想過這個問題，他也沒哲學論證過三皇五帝的真實性：“難道不是么？”
蔡邕：“史家有個不能言傳之秘：上古之史，發掘的年代越晚，挖掘出來的史料內容卻越早。《尚書》早于《國語》，國語卻能增補前者未聞之事。
編《尚書》之人，竟不知天下曾有黃帝、顓頊、帝嚳，只知堯舜。
陛下難道就沒想過，這是因為《尚書》成書之時，華夏的范圍還不包括‘東夷’和‘巴蜀’，所以堯舜世系籍貫狹窄，東夷人巴蜀人不算是‘堯舜子孫’，也無所謂。
不會影響周天子的天下觀、不會覺得‘華夏’與‘夷狄’相比，華夏的疆域范圍概念太小。
而《國語》成書略晚，或許當時齊魯已盡并萊夷（東萊），秦人也已通商巴蜀，所以堯舜之上，需要有更古的人君，他們還有側室、旁支分別是娶東夷女、蜀山女所生，蜀山女所生的昌意還要降居若水（雅礱江，就是越巂郡一帶）
這一切是為了什么？就是為了堯舜不夠久、他們的子孫覆蓋不到東萊巴蜀時，再造一個堯舜更古的祖宗，讓堯舜有遠房堂兄弟是巴蜀人、東萊人，所以華夏才自古以來都擁有巴蜀和東萊的正統，他們都是黃帝子孫。
另外，左丘明的《國語》上，其實說得比太史公采信的那部分更多，《國語》除了五帝之外，還詳載三皇。
太史公引用《國語》中‘黃帝為少典之后’，卻沒有引用‘少典，伏羲女媧后也，娶有蟜氏女，生黃帝、炎帝，祖母華胥氏’。
如果完全引用，那就連皇帝和炎帝也是兄弟了，或許是太史公覺得沒必要吧，畢竟炎黃曾有一戰，說他們是親兄弟，也有違仁愛孝悌。而黃帝的子孫，已經足夠覆蓋華夏了。
所以，今日‘華夏’與‘夷狄’的分野能定在目前的大漢疆土范圍內，要感謝左丘明與太史公的敏銳。
孔夫子畢竟不是史家，孔夫子在世時，也不是為人君奔走，儒家不用考慮寰宇之正統。而史家必須對疆域之正統依據極為敏感，所以左丘明補上了孔子的疏失。否則，如今的益州人和東萊人，說不定還跟占城人漠北人一樣，絲毫不覺得他們是華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