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頁 因靠前指揮滅宋之戰，正乾六年（公元1127年）的元日（春節），徐澤是在巡幸途中陪同護衛將士和新取之地百姓一起度過的。
但大同帝國開春之后的籍田和緊隨其后的滅宋獻俘儀式，都需要皇帝親自參與。
由是，徐澤還是提前結束了本次巡幸。
一月初九，皇帝車駕抵達河北路冀州衡水縣。
早在宣和二年，大名府之戰同軍擊敗宋軍，同舟社控制河北兩路后，徐澤便將興修水利、鋪設道路和治理黃河三項大事結合起來抓。
經過這么多年的改造和持續加固，如今的黃河大堤不僅是堅固的防洪工程，還是溝通大同南北的交通要道。
徐澤這次返回燕京，便選擇了經由黃河大堤北上，以實地檢驗這幾年的治河成果。
皇帝以萬金之軀深入險地，自然會有忠心的大臣極力勸諫，而掛名主持治河大事的工部尚書陳規卻絲毫不慌。
黃河大堤加固工程關系國計民生，其人一直都在親自督辦，心里還是有數的，皇帝車駕通過完全沒有問題。
當然，問題的關鍵還是此時是一年中最冷的時節，黃河全流域大面積封凍，下游流量極小，防洪的壓力微乎其微。
要是在這種情況下，都對大堤的牢固程度沒有一點信心，其人這個工部尚書也可以直接引咎辭職了。
其實，陳規還是承擔了一定壓力的。
去年夏天洪峰期，冀州黃河段就曾決堤過，并造成了近萬百姓受災，十余人失蹤的嚴重后果，這也是大臣們反對皇帝“以身涉險”的主要原因。
趙宋王朝違背自然規律試圖以水阻兵的“三易回河”之舉極度愚蠢，因此而造成的“人災”即便在其滅亡后，還要持續至少數十年。
所以，早在大同立國前，徐澤便提出了“百年治河”大目標。
結果還算不錯，其人這一路走來，無論是堤防體系建設，還是官員對治水工作的熟悉程度，以及百姓抗災自救的常識掌握，都要明顯好于當年。
便是去年的冀州黃河段決堤，洪峰來臨前官府發出了預警，決堤后的處置也非常及時有效，將損失降到了最小，災后重建也比較得力，受災的百姓基本沒有怨言。
當然，問題還是有的。
任何時代都不會缺少混日子、干壞事的官員，大同照樣有。
只不過現在尚是欣欣向榮的政權新生階段，且監部、吏部和法部接連出狠擊的效果比較明顯，相對于腐朽的大宋而言還是少了很多。
總體來說，瑕不掩瑜，這一路的情況還要略略好于徐澤的預期。
皇帝滿意的結果，自然是各地表現優異的官員皆有獎賞。
大同立國之后就一直在開疆拓土，官員缺口很大，更需要能臣干吏。
可以想象，這些受獎賞者的前途必然一片光明。
人與人的喜樂哀愁并不相同，有人歡喜必然就有人愁。
因懈怠職事或貪贓枉法而將受到處理的河北官員不提，被同軍三路大軍追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的趙構更是一度生出了就這樣放棄的頹廢想法。
幸好，關鍵時刻，其人等到了最有力的增援，并成功逃出生天。
當然，宋軍的喜訊即是同軍失利。
“敗了？”
徐澤接過范青遞上的第五軍軍情急報，認真查看起來。
為了創造“十面埋伏終有一疏”的戰場形勢，馬擴之前擬訂作戰計劃時，便刻意控制了各部作戰命令下發的時間。
第五軍渡江部隊收到命令的時間最晚，倉促間難以湊齊運送重炮營過江的船只，且漢陽水系眾多重炮營難以展開，便只在漢陽軍投入了張雄一個缺編師。
其部在前面的渡江和穿插作戰表現都很不錯，接連打敗了依托地勢頑抗的宋軍，按時完成了作戰計劃的各節點任務。
但在渡過漢水，準備截斷趙構退路時，半路卻殺出來一個程咬金。
宋軍韓世忠部意外地出現在戰場上，并果斷向正在渡江的同軍發起了突擊。
相對于同宋兩軍動輒數萬人的大戰，這場僅有數千人交戰非常不起眼，卻是同軍兩軍這些年來最激烈的戰斗。
戰斗結束時，雙方各自付出了千余人的傷亡。
同軍張雄部在半渡遭擊的極度不利形勢下，師正親自打反擊，擋住了宋軍的瘋狂沖擊，還救出了絕大部分傷員，嚴格講并不能算輸。
但宋軍韓世忠部也憑此戰的戰果，順利遏制住了同軍狂飆般地進攻勢頭，并成功掩護幾乎走投無路的康王趙構突出重圍。
更難得的是此戰還打出了正傷亡交換比，極大的鼓舞了宋軍士氣，稱此一戰為“漢水大捷”也絕不為過。
“下發陣圖害死人啊！”
放下戰報，徐澤以手扶額，為自己在滅宋之后的狂妄自大而檢討。
在他看來，正是因為自己的輕敵狂妄，才有了馬擴這份漏洞明顯的作戰計劃。
由此才給了韓世忠可乘之機，最終造成了數百名忠勇將士的陣亡。
九百多年前的赤壁之戰，七百多年前的肥水之戰，曹操和苻堅皆是占盡優勢，又都在勝券在握時“飄了”，最終功敗垂成，失去了一統天下的寶貴機遇。
漢水之戰并非兩軍決戰，同軍也沒有失去再次大戰的能力，無論是規模，還是戰爭的結果，都和赤壁、肥水兩戰不在一個層次上。
但欺負孱弱的趙宋王朝久了，大同帝國從皇帝到一線將士都少了創業之初的那份如履薄冰的謹慎，開始狂妄了，試圖一直將宋軍操弄于股掌之間，才有此之敗。
此事當戒！
當日，正乾皇帝就下發了圣旨，慰問在漢水之戰中表現堅韌的第五軍第六師，表彰他們團結一心，頑強不退絕不拋棄袍澤的戰斗精神。
其人還在圣旨中認真總結了此戰失敗的原因和教訓，并主動承擔了決策失誤的責任，勉勵六師官兵放下包袱，抓緊時間休整補充，以待再戰。
之前，大同朝廷詔告天下趙宋已經滅亡，要求趙宋各殘余勢力放棄抵抗等待同軍接收，以還天下百姓安寧。
從目前反饋的情況來看，僅有實 (本章未完,請翻頁)
第(2/2)頁 際上已經被同軍攻陷大半的兩淮和京西北路剩余部分州縣受詔出降，其余各地的反應皆很平淡。
究其原因，除了趙宋王朝剛剛滅亡，大部分地方還在憑慣性運轉，不及做出反應外，最主要的還是大同沒有開出任何出降的優惠條件，沒有展現包容天下的大胸懷，讓殘宋勢力選擇了觀望。
大宋亡了，沒有朝廷統籌全國力量，憑借一隅之地繼續對抗大同帝國絕對是以卵擊石的愚蠢行為。
但只要同軍還沒有打上門來，又有幾個人愿意一點好處都沒有，就交出自己掌控的社會資源，然后任由大同主宰自己的命運？
而隨著趙構逃出同軍追擊并登基建國，這些觀望的殘宋勢力在遭受大同沉重打擊前，更不會主動投降。
如此也好，同軍在兩浙路、京西南路的擴張戰爭還沒有結束，而新收取的淮南和京西四路還有較長一段時間的治安戰要打。
在平定境內動亂并初步完成新拓之地社會改革之前，大同帝國不宜繼續盲目擴張。
同宋雙方在一定時間內，將會出現大戰暫停，小戰不斷的摩擦狀態。
如此一來，大同帝國之前劃分的戰區就有些跟不上形勢的發展了。
徐澤隨即調整了同軍的兵力部署：
其一，第四軍戰區調整為京西北路，主要作戰方向為陜西路宋軍；
其二，第五軍戰區調整為淮南兩路，主要作戰方向為江南諸路宋軍；
其三，增援第六軍兩個師，其軍部移至杭州，以盡快拿下兩浙路剩余州府。
其四，組建第七軍，軍正為岳飛，戰區為京西南路，主要作戰方向為荊湖路和蜀地，并協助第四軍、第五軍作戰。
陜西、江南、荊湖、蜀地、兩廣等地的地理特點都明顯有別于一馬平川的中原，很多地方都不利于大規模騎兵和炮兵的快速投送。
不同的地理特點決定不同的戰略戰術，在大戰再次開始前，各軍的主要任務是維持對殘宋勢力的壓制，并研究本戰區的新戰法，以備將來的統一之戰。
另一邊，岳飛攻破臨安城后，將趙佶、趙桓兩位昏君和趙宋皇室一鍋端，為了押送這些人和被俘的大臣北上，其人專門分出了三千人，由郝思文帶隊。
大冷天里離開舒適的皇宮，在風雪中步行前往數千里之外野蠻荒涼的大同帝國皇都迎接未知的命運，對這些身嬌肉嫩的貴人來說，絕對是件足以要命的大磨難。
俘虜們一路磨磨蹭蹭哭哭啼啼，行進速度慢得可以，走了大半個月仍在河北路境內，甚至還落到了正乾皇帝車駕的后面。
不過，這些人走得慢也不全是壞事。
事少吸引了沿途百姓的圍觀，也算是大漲國威的一件喜事。
押送的同軍軍士只是遠遠隔開圍觀百姓，并不禁止他們的指指點點。
特別是進入河北以后，強烈的今夕對比，早讓受盡災難的各地百姓對腐朽的大宋王朝深惡痛絕，不少人攜老扶幼，爭相目睹宋室的丑態。
隨“二圣”北上的趙宋大臣原本以為這些本是宋民的百姓，肯定有心向宋室的忠臣義士，肯定會周濟俘虜們，讓同軍不敢太過分。
甚至，搞不好還會有人沖擊同軍，讓自己趁亂脫逃。
卻不想沿途所見皆是百姓的指點、嘲弄和謾罵，趙宋尚書右仆射兼中書侍郎何矯、中太一宮使唐恪等人不堪受辱，相繼絕食而亡、咬舌自盡。
消息報至正乾皇帝御前，徐澤不置可否。
趙宋王朝已經滅亡，被俘的趙氏昏君、妃嬪和宗親等，因為身份敏感，肯定要圈禁相當長一段時間，并強迫接受勞動改造。
但其朝臣卻不可能真的全部關押到死。
因為如此做不僅是極大的人力資源浪費，也顯得新朝皇帝沒有包容天下的胸襟。
大同的疆域不斷擴張，人才缺口始終存在。
而傳統的士大夫既有田產美宅權勢富貴的物質利益需要，也有入世治國施展平生抱負的精神追求。
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乃是讀書人的終身目標。
至于這個帝王姓趙，還是姓徐，甚至姓耶律、完顏、孛兒只斤，區別肯定有。
但在只有一個選擇的情況下，所謂的氣節，能值幾個錢？
作為志在天下的王者，對舊朝臣子應該分化、瓦解、打擊、使用并舉，擇其可用者而用之，擇其不可用者而棄之。
愿意接受改造，并為新王朝實心做事的，還是要給機會。
對于那些始終不愿接受現實，仇恨抵觸大同者，徐澤自然沒有耐心慢慢改造他們。
本就不是大同需要的人，死了就死了！
就這樣，正乾皇帝的車駕不急不緩地繼續向前，并一路視察沿途政事。
但在進入河間府束城縣后，徐澤卻命車駕加快速度。
因為燕京傳來消息：內閣學士趙遹突發惡疾。
趙遹曾是徐澤的忘年之交，也是后者挖到的第一個能臣干吏，還是其同舟社事業擴展期炙手可熱的社務部長史，又是大同帝國的國丈。
無論哪種身份，都是尊貴無比。
只因其人當年公開質疑正乾皇帝欲要建立新秩序的大決心，而被徐澤逐出中樞。
趙遹這幾年先后出任遼東路和京東東路、河北東路巡撫使，表面看，皇帝對其恩寵不減當年，實際卻是逐步被邊緣化。
因而，當其子趙永裔出知河間府后，為避免父子同地為官的嫌疑局面，年逾六旬的趙遹便以年老體弱不堪重任為由再三請辭。
皇帝最終從了其人之請，并加其內閣學士，實際是徹底閑置下來。
趙遹這些年其實早想通了自己被邊緣化的原因：
不僅是與皇帝執政理念相左，更重要的是身為外戚，不可任顯職。
從這點上講，陛下一直都很清醒，時刻都能分清公與私的界限，堅決不給后世留下可以借鑒的“前例”。
但其人本是勞碌命，一旦閑下來，多年的隱疾便再難壓制，終于一病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