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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章 提頭來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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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很多門外漢來說,指揮打仗就是一門玄學。

  處于玄之又玄的戰局之中,能夠準確判斷下一場戰斗將于何時何處以何種方式打響的人,都有資格在戰爭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

  而能夠準確預判敵人的預判,并合理利用手中兵馬打得敵人無力招架者,都當得起“名將”之稱。

  可在真實的戰爭中,能準確預測敵軍行動的將領卻少之又少,每一個都是稀缺資源。

  不少人因為誤判戰爭形勢而被敵人牽著鼻子走,更多的時候則是相互誤判而亂打一通,最終的的勝負只取決于雙方的“誤判率”對比。

  嚴格地講,大宋京東西路經略副使蘇遲并不算是門外漢。

  其人雖是文官,卻因守土有責,對同宋兩軍的很多戰例都有深入研究。

  蘇遲非常清楚同強宋弱的客觀事實,早就預料到只要同軍進攻濮州守軍必然潰敗,也明白濟州照樣擋不住同軍的全力進攻。

  正是基于這一判斷,以及同軍幾年內數次南下都是直接威脅開封府的事實,其人之前才會將兵力收縮于有洸水可守的濟州任城。

  其目的就是盡可能發揮麾下兵馬的最大效能——不求殲敵獲勝,只求有效牽制同軍兵力,以盡量給朝廷大軍爭取寶貴的時間。

  本就相差天壤的軍力,加上錯誤的布局,注定了宋軍這一戰極度不利的局面。

  大戰開始后,濮州不戰而降,鄆城土豪晁蓋又跟著造反,濟州門戶大開,蘇遲之前的布局出現了巨大漏洞。

  而此時巨野縣城中的兵力卻不到三千人,其人只能命范瓊急速回防。

  勉強知己知彼的蘇遲之所以會誤判戰爭形勢,在于沒有搞懂同軍此戰的戰略目標和重點方向,錯誤地把濮州作為同軍南下的側翼戰場,而不是主攻方向。

  在其人看來,大同以“討宋”為由出兵,最優的出兵路線不在京東西路,而在京西北路。

  此時黃河正處于封凍期,戰力遠勝宋軍的同軍完全可以經懷州強跨黃河,然后一路鑿穿鄭州、潁昌和汝州,攻入南陽府,逼迫大宋朝廷再次簽訂城下之盟。

  朝廷雖然在鄭州東、西兩面的東京開封府和西京河南府部署有重兵,但靠這些軟腳蟹守住城池都夠嗆,就算冒險出城了,也沒辦法對同軍后路構成實質性威脅。

  以同宋兩軍的戰力差距,這一穿鑿戰術不僅有實現的可能性,而且可能性極大,也符合同軍集中兵力直指要害的用兵慣例。

  大同最多也就是在開德府部署一支偏師,牽制開封府方向的宋軍,以掩護主力快速南下。

  只要能成功逼迫大宋朝廷投降,割地賠款還不是要多簡單就有多簡單。

  如此形勢下,敵軍根本用不著在遠離南陽府的京東西路浪費時間。

  而大宋要應對的,就是不吃同軍聲東擊西這一套,老老實實集結重兵于京西北路硬著頭皮打,依托眾多的城池一步步拖疲同軍。

  然后,再依靠后方持續不斷的小規模襲擾戰迫使其無功而返。

  就算最終不得不和談,大宋也能付出最小的代價。

  襲慶府發生動亂后,京東西路形勢無比危急,朝廷卻沒有從西線抽調一兵一卒,始終將重點放在戰場正面上。

  蘇遲由此相信朝廷肯定比自己更清楚戰爭整體形勢,才能做出如此清醒的應對。

  其人要做的,就是守好濟州這個關鍵節點不失,盡力拖住更多的同軍,以配合朝廷的疲敵戰術。

  很明顯,忠心大宋的蘇副經略使雖然對同軍的戰力有清醒的認識,卻嚴重誤判了大同正乾皇帝滌蕩天下的決心。

  徐澤發動這場戰爭的真正目的,當然不是如之前檄文所說,只是為了追究大宋朝廷挑撥同金聯盟欲要夾擊大同的罪責。

  哪怕趙宋朝廷的確有錯在先,授人以柄,洗都洗不干凈,但這點真不重要。

  同軍的戰術選擇,必須服務于大同帝國的戰略需要。

  徐澤選取的“討宋”借口再正當,都掩蓋不了討宋之戰是大同帝國從趙宋王朝身上割肉的事實。

  所謂懲戒教主道君皇帝之語,不過是為了掩蓋大同發動拓土戰爭事實的借口而已,并以此繼續麻痹軟弱可欺的趙宋朝廷。

  徐澤需要軟弱的趙宋君臣在不斷為大同貢獻國土的同時,仍竭盡全力維持其剩余國土的基本穩定,而不會因為害怕國滅身死直接散伙分家當。

  畢竟,若是一戰就打崩了趙宋朝廷,導致其徹底失去了對地方的控制力,神州大地將有極大可能會出現軍閥混戰生民涂炭的局面。

  若是如此,徐澤就只能提前很長時間發動滅宋之戰了。

  以大同帝國的實力,只要徐澤愿意招降納叛,兩三年甚至更短的時間內收取趙宋剩余國土都不是什么難事。

  代價則是擴張過快而不得不繼承趙宋王朝絕大部分的歷史遺留問題。

  不趁著兼并戰爭消滅盡可能多的守舊勢力,就等著新興的大同帝國在這些人的折騰下快速“折舊”吧。

  即便以正乾皇帝的雄才偉略,也不愿面對這樣的局面。

  徐澤不懼與守舊勢力進行任何形式的斗爭,不管是來文的還是來武的,玩陽的還是玩陰的,他都沒有任何心理負擔。

  但其人終究只是一個人,要做而又能做的事情太多,他可不想把有限的精力用在與國內守舊勢力的勾心斗角上。

  家與國在很多方面的道理是相通的,無論治國,還是治家,風氣都很重要。

  大同帝國雖然處于開拓期,國內的主基調卻不是戰爭,而是建設與發展。

  原本動蕩的敵國地區納入大同治下,都能快速安定下來,完成社會改造的底層百姓很容易爆發建設美好家園的激情。

  大同國力蒸蒸日上的同時,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也在發生著千年未有之變化。

  百姓始終都很樸實,明白美好生活從何處來,自己的利益又靠誰來保障后,便自發投身帝國的開拓大業中。

  打敗時刻不忘顛覆大同的大宋王朝,持續吸納更多的人口,建立更大的市場,便成了大同帝國從上之下的內在需求。

  客觀上講,大同帝國還有很多問題,朝野之間依然存在各種利益爭斗。

  境內的舊勢力面對官府和共建會的強力鎮壓選擇了屈服,但只要有機會,肯定會上竄下跳,嘗試奪回他們在社會改革中失去的特權。

  不過,這些并不是主流。

  正乾皇帝大權獨攬,國力蒸蒸日上,內部利益爭斗遠不足以影響建設與發展的總基調。

  這種良好的內部環境對一個國家的塑造來說極為重要,甚至重于開拓的速度。

  并不是徐澤故意挑起討宋之戰,而是快速發展的大同需要擴張、擴張、再擴張,反倒是徐澤刻意壓制本國擴張的速度。

  軟弱無能的趙宋王朝必須滅亡,但在徹底滅亡之前,這個腐朽的王朝還要完成其該完成的歷史使命。

  徐澤就是要通過持續的戰爭,讓守舊勢力認清大同帝即便開疆拓土也不會與他們妥協的事實。

  古往今來,唯一能接受天子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只有大宋。

  沒有了大宋,他們什么都不是。

  如此,逼迫這些人自覺堅定對抗之心,主動出人出力大宋王朝。

  最終,要么守舊勢力眾志成城消滅了大同,要么隨著大宋一起被消滅。

  由此,王黼、孔端操等人在戰前主動接觸大同欲要投誠的試探,注定不可能得到正乾皇帝的正面回應。

  對徐澤來說,提著腦袋堅決抗同的反動派才是好反動派。

  還沒開打就跪地乞憐的既得利益者,反而是最有可能毀掉大同事業的寄生蟲。

  投降可以,先納上投名狀再說!

  如同當初的安陽韓氏一樣,大同帝國的政策始終對事不對人。

  官府不會為了逼迫大族分宗而捏造罪名亂殺人,也不會因為他們老實分宗了,就寬恕犯有重罪的宗族成員。

  孔端操撰《孔子改制考》獻媚不成反為千夫所指,家門被潑狗血只是第一步。

  共建會已經向法部和監部提供了很多信息,因利益分配不均而開始的孔氏內斗又牽扯出更多歷史懸案。

  只待仙源縣社會改革初步完成,法部就會組織對孔氏進行清算。

  而王黼地位雖崇,家族勢力卻遠不及孔氏,真要投降了反而容易處置。

  但其人貴為趙宋王朝的太傅楚國公,一旦投降大同,可能會帶動眾多趙宋官員爭相效仿,卻不是徐澤想看到的。

  綜合以上問題,徐澤確定的討宋之戰第一階段作戰目標,便是暫時避開一直準備投降的開封府留守王黼,先拿下京東西路,再向西步步推進。

  以此步步蠶食之態,迫使趙宋朝廷在救亡圖存的巨大壓力下做出改變。

  要么變得更加反動,變本加厲地壓榨底層百姓;要么學習大同帝國,向掌握更多社會資源的上戶開刀,以獲取更多的戰爭潛力。

  無論趙宋朝廷選擇哪種形式的救亡圖存,都是徐澤樂見其成的結果,都能讓日后歸于大同治下的百姓更深刻地感受到新朝的美好。

  同宋兩軍的差距是全方位的,只要大同不接連犯重大戰略性錯誤,任趙宋如何掙扎,最終都改變不了坐等滅國的命運。

  不說戰略上的全面被動和軍事技術上的代差,僅戰術層面,同軍這些年持續南征北戰鍛煉出的大批優秀軍事人才,就是趙宋王朝羨慕不來的寶貴財富。

  戰部在戰前制定的作戰方案,是以第四、第五兩個軍合力拿下京東西路。

  第四軍先出開德府直取濮州,然后繼續南下攻下興仁府;

  第五軍則出沂州拿下淮陽軍,再經徐州北上。

  兩軍會師于南京應天府,形成關門打狗之勢后,再耐心收拾抗同意志最為堅定的濟州之敵。

  北線大戰發起后,第五軍前鋒沒有遇到任何抵抗便輕易越過鄄城邊境線。

  率隊的師正解珍敏銳意識到濮州可能不會有大戰,當即派人將這一軍情匯報給了在開德府靠前指揮的軍正牛皋。

  牛皋很快就認可了解珍的判斷,其人一面派人向后方巡視的皇帝匯報這一情況,一面果斷派出岳飛統四個營的騎兵快速穿插以擴大戰果。

  其人給岳飛的任務是經濮州西南面的臨濮縣南下,突入興仁府,攪亂敵軍的部署,為隨后趕到的步軍創造戰機。

  牛皋知道岳飛善于把握戰機,并沒有限制死其任務,又給了后者臨機決斷之權。

  等岳飛追上半道的解珍部時,情況已經再次發生了變化。

  得知同軍攻入濮州,鄄城投降后,范縣、雷澤、臨濮三縣也跟著投了降,雷澤守軍還主動提供了濟州方面最新的軍事情報。

  岳飛認為本部是騎兵,沒有攜帶重武器,即使馬上突入到防守嚴密的興仁府,也很難攻城,反倒是兵力空虛的濟州大有可為。

  解珍支持其人的想法,卻沒有放棄既定進攻計劃。

  兩部剛剛會師,便又分開。

  解珍率步兵接管臨濮,并繼續向南攻入興仁府南華縣。

  岳飛則率騎兵經雷澤東進濟州,其部剛進鄆城境內,前鋒耶律九斤便遇到了一隊正在搶奪百姓家中財物的匪軍。

  同軍軍紀嚴格,對禍害百姓者從來都是從重從速處理,而岳飛部尤甚。

  耶律九斤雖是契丹人,卻深受岳飛影響,當即抓住了這隊禍害百姓的匪軍,并從領頭者嘴中得知鄆城晁蓋已反的消息。

  晁蓋自知力薄,害怕官兵前來鎮壓,造反后就一面大肆裹挾周邊百姓為伍,一面派人前往濮州,告知同濟州百姓急盼王師入境。

  這隊人馬正是晁蓋派出迎接同軍使者,帶隊小頭目段景住途中見到一上戶人家有馬,尋思著見王師總得有點排面,遂前去以迎大同王師的名義征用。

  結果,自然是遭到嚴辭拒絕,于是便有了耶律九斤等人之前見到的一幕。

  沖突中共有三人受傷,一人死亡,死者正是拒絕獻馬的上戶家主。

  隨即趕到的岳飛得知了此事的詳細情況,當即命人砍了段景住,并安排耶律九斤快馬將其人的頭顱送到蔡合鎮給晁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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