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5，586都改完了，587，588等明天解禁5月真是恐怖 據中國農工民主黨沈陽市委員會消息，中國著名眼科學專家、醫學教育家夏德昭同志，于2021年5月20日16時28分在沈陽仙逝，享年104歲。
夏德昭在角膜移植、視神經疾病等方面頗具建樹，是我國角膜移植技術的創立者。他曾開創中國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眼科學博士學位授權學科，是中華醫學會眼科學會常委、《中國實用眼科雜志》主編，歷任全國人大代表、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常委、遼寧省政協常委。
建國初期創立中國角膜移植術 去世前，夏德昭從醫從教已近80年。公開資料顯示，他1941年畢業于原滿洲醫科大學專門部并留校，開始行醫執教生涯，1945年獲得博士學位，1949年前主要從事于沙眼和角膜疾病的防治研究。
據夏德昭回憶，建國初期，角膜移植技術只有蘇聯取得成功，其他國家正在初試或沒有開展。面對大量角膜外傷患者，夏德昭創新鉆研，根據患者病情，開展了部分角膜移植、板層移植、次全移植、次全移植上的部分移植、結膜連板層角膜移植等多種項目。
短短幾年間，由夏德昭領銜的有關角膜移植有十幾篇論文發表，大部分刊登在《中華眼科雜志》上，形成了較大影響。1959年建國十周年大慶，受《中華眼科雜志》委托，夏德昭發表了“十年來我國角膜移植成就”的總結性論文。
那時，夏德昭所在的中國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組建了擁有上百張病床的眼科，在手術治療數量、移植種類、治療效果等方面均取得顯著發展。50年代末，他受命于衛生部，舉辦了“角膜移植學習班”，廣收國內各醫院的眼科醫生，從而擴大角膜移植的地區范圍，推廣了角膜移植的治療技術，使更多眼病患者受益終身。
夏德昭在50年代后期就開始探索中西醫結合治療角膜、葡萄膜、視網膜及視神經疾病。80年代后，他在視神經萎縮治療研究方面取得開拓性的卓越成果，使視神經疾病治療有效率大大提高，不再被認為是一種“不治之癥”；在國際上率先提出“視神經疾病的偏心固視”現象，創造性地提出“視力性質分析”的臨床眼科新理論，完善了傳統的中心視力概念。
1983年，夏德昭和幾位眼科老前輩一同出資創辦了《實用眼科雜志》，該雜志于1995年被原衛生部批準更名為《中國實用眼科雜志》。去世前，夏德昭仍擔任該雜志名譽主編。
戰爭時期出生，身陷囹圄仍行醫 夏德昭1918年1月15日出生在遼寧省昌圖縣夏家村。從民國時期開始，他陸續經歷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新中國成立、改革開放…他是我國眼科學的奠基者，也是新中國歷史的見證者。
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103歲的夏德昭在中國農工民主黨官網上發表了文章《我與我的100年》，回憶了他的“春秋家國夢”。
少年時代，夏德昭就聰穎好學，治病救人的志向展露無遺。日本侵略者侵占東北地區時，夏德昭在顛沛流離中斷斷續續學習，一舉考上大學攻讀眼科專業。1948年11月東北解放，夏德昭留在中國醫科大學工作。
文革時期，夏德昭被收入監獄。“做醫生的，走到哪都是醫生”，帶著這樣的信念，夏德昭在特殊時期為監獄內的犯人以及社會上的患者治療眼病，每日應接不暇。為此，監獄醫院領導專門為他訂了兩種外文眼科雜志。1964年，他撰寫了一篇學術論文，署名“新生醫院”刊登在《中華眼科雜志》上。
70年代初，夏德昭被下放到到法庫縣姚家溝勞動，仍有各處前來求治的眼病患者，姚家溝村書記的家成為各處遠來求醫病人的臨時旅店。為了更及時地救治患者，夏德昭曾往返于四十里外的孫家窩堡村為患有視神經萎縮的小女孩治療眼病。幾個月后，小女孩的視力恢復了正常，不斷感激地說：“感謝夏爺爺！”
據央視報道，夏德昭在1957年加入中國農工民主黨，是農工黨遼寧省委首屆主委和沈陽市委首屆主委，擔任過農工黨中央常委，為農工黨的發展壯大做出了重大貢獻。“作為我省民主黨派帶頭人，要與中共肝膽相照，風雨同舟，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度的發展，做出應有的貢獻。”在90年代初的一次答記者問中，夏德昭說道。
近百歲仍每日閱讀、每周審稿 在醫學教育方面，夏德昭作為中國醫科大學文革前任命的20位教授之一，培養了國內外眼科界的多位骨干和學術帶頭人。他是中國醫大解放后首批導師制研究生指導教師、眼科學博士學位授權學科的開創者。
據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同仁醫院副院長、眼科主任醫師魏文斌回憶，2003年，85歲的夏德昭受邀參加在北京舉辦的“第三屆國際眼科大會”。當時做神經眼科的醫生很少，國內眼科學術會議上開辟“神經眼科”專場也是頭一次，結果會場爆滿。“夏老高興得像個孩子，滔滔不絕。”他對中國神經眼科的現狀進行評述、提出希望，給了后輩莫大的鼓勵。
此后，夏德昭與魏文斌不斷通信，討論視力性質分析、視神經功能障礙與固視性質、旁中心固視等問題。2015年在沈陽召開的眼科基礎研究大會期間，97歲的夏德昭早早在餐廳等候魏文斌等人，“談他對‘固視’性質的研究，談他對中國神經眼科發展的希望，談他每日的生活與讀書”。夏德昭談到，他每日至少閱讀三小時，每周都要去《中國實用眼科雜志》編輯部看稿子。
那天，夏德昭與魏文斌等人談了三個多小時，“談興很濃，身體硬朗，精神飽滿”“笑聲爽朗，談吐幽默”。此后每年的大年初一，魏文斌都會接到夏老的拜年電話。
2018年，中國醫科大學舉辦“夏德昭教授百歲華誕眼科學術報告會”，夏德昭堅持站著致辭，還用手機加了在場記者微信。“100歲只是起點，我是一個典型的‘00后’，要把自己的從醫經驗毫無保留地傳承給年輕一代醫生。”夏德昭說。
據悉，夏德昭同志遺體告別儀式將于2021年5月24日（星期一）上午8時在沈陽市回龍崗殯儀館舉行。
“老人家對年輕人的厚愛和鼓勵時常激勵著我…他的豁達、坦蕩和淡泊，他的大師風范深深影響著我，他是我們終生學習的榜樣。”魏文斌說。
夏德昭生平（中國醫科大學整理）
1918年生于遼寧省昌圖縣夏家村；
1941年畢業于原滿洲醫科大學專門部，并獲準留校，開始行醫執教生涯；
1945年獲得博士學位；
1949年以前，夏教授主要從事于沙眼和角膜疾病的防治研究；
1959年建國十周年大慶，受《中華眼科雜志》委托發表了“十年來我國角膜移植成就”的總結性論文；
50年代后期，開始了中西醫結合治療角膜葡萄膜和視網膜及視神經疾病領域的研究；
1981年，回到中國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任眼科主任，翌年在《中西醫結合眼科雜志》上發表了對視神經萎縮治療的研究論文；
其后的10年間，在這一研究領域取得了開拓性的卓越成果；特別是視神經疾病的綜合治療效果有了顯著提高，使得視神經疾病再也不能被簡單地認為是“不治之癥”；
1983年，同東三省幾位眼科老前輩景崇德、董世范、朱鵬漢等出資創辦了《實用眼科雜志》；
1995年衛生部批準更名為《中國實用眼科雜志》。
2021年5月20日，夏德昭教授仙逝。
新冠疫情將走向何方？它的未來將如何收場？這些都有待專家們的思考和研究。但是就目前掌握的信息而言，完全可以做出一些方向性的預測：
1新冠疫情致死人數將達到數千萬人 WHO公布的病亡人數為346萬，但實際死亡人數遠不止這么多。
英國《經濟學人》雜志用統計學方法，結合“超額死亡”人數，估算出目前全球已經因新冠病亡700萬1300萬。盡管數字驚人，但完全經得住推敲（而且該研究中，美國、歐洲等地區，病亡人數可能也被大大低估了）。
印度醫生注射疫苗率已經達到了66，但印度醫學協會會員醫生們的病亡率已經高達3‰左右（100035萬）。考慮到印度的醫生不可能全感染了，而且還有66接種了疫苗，按照同樣的模式傳播，全人群的病死率或將達到5‰10‰，或者更高。
現在全球有70億人，按照這個病亡率推算，全球因為新冠病亡人數將達到數千萬規模。
疫情結束遙遙無期，最終新冠疫情將導致多少人喪生？現在沒答案，但可以肯定，它最終致死人數將會達到數千萬人之多（現在可能已經有近1000萬人了）——這可能會讓新冠變成本世紀最大的疫情，最終致死人數或將達到上世紀的19181920年大流感相同的數量級。
2新冠抗疫將會長期化 新冠疫情將會“流感化”，是很多病毒學家和公衛學家的觀點。但“流感化”意味著什么？
筆者理解，它指的是“傳播模式”流感化，因為傳播規模太大、無法消滅，它將和人類長期共存——像流感一樣階段性的、此起彼伏的流行。同時，像流感一樣，因為病毒變異很快，疫苗需要不斷調整，才能起到有限的防疫作用。
但是，專家們沒有明確提示的是：在“致死率”上，新冠和流感其實判若云泥。
3新冠抗疫不能采用“流感式抗疫”
新冠病毒的感染病死率遠比流感高。筆者根據之前掌握的材料估算，新冠病毒的感染病死率大致比流感高1020倍。一種像流感一樣具有強大傳染能力，致死率卻比它高一個數量級的“流感”，該咋辦？
靠人類硬扛來實現“群體免疫”？它的傳染力之強和致死率之高，又讓“群體免疫”成了社會不可承受之重。印度、英國、美國等嘗試群體防疫的國家，已經證明“硬扛”行不通。像巴西馬瑙斯市、印度部分地區，本來以為已經群體免疫，但病毒變異太快，遭遇第二波、第三波疫情，宣布了“群體免疫”路徑的破產。
冠狀病毒變異速度極快，在大規模流行的情況下，想讓疫苗跟得上病毒變異速度，也非常困難——筆者猜測，各國的疫苗審批流程，經此大疫，或將不得不調整。像mRNA疫苗這類新技術產品，將會成為主流技術——主要原因，是它可以快速響應變異的病毒，快速制造出有效的新疫苗。
4人類急需建立全球抗疫新機制和新能力 人類現有的“流感模式”抗疫，對這種“高致死率新流感”不太有效。
整體社交隔離式防疫被證明是最有效的措施，但有沒有多少國家有能力像中國一樣實施——在政府能力較強、經濟發達的西方國家尚且做不到，對第三世界不少國家來說，比起整體隔離、沒有工作餓死在家，窮人們可能寧愿病死。
而在全球化時代，以新冠的超級傳染能力，一國疫情不除、全球不能安寧。
新冠疫情過去一年多來，對全球造成的巨額經濟損失、對各國經濟和民生的極大沖擊，正反映了全球化時代，我們的全球公衛系統面臨著新挑戰——當面臨著“新冠疫情”這類威脅的時候，人類需要一個在全球有權威和行動力的組織，來應對疫情的“外部效應”，否則在疫情攻擊之下，沒有國家能夠免受其害。
該通過什么機制來協調全球抗疫行動？該怎樣組織全球的經濟和資源來應對這種挑戰？
目前尚無有效的全球抗疫機制，這無疑是一個悲哀的事實，而找不到新機制，“新冠抗疫”的前景無疑非常黯淡。
在人類的歷史長河中，我們學習到的經驗是：社會機制往往是對環境和社會壓力的回應的產物。一旦碰到了難以克服的危機，人類社會就會做出相應調整，調整的速度可能比較慢，但最終人類會找到應對危機的辦法——那或許是一個能夠超越政府、超越國界、超越政治偏見和畫地為牢，有權威、有資源、有行動力的新的WH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