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明代刻本，發現于山西介休和平遙，曾經轟動一時。
然而百年來，學者提出《金瓶梅》的可能作者多達五十多位，王世貞、李開先、李卓吾、徐渭、屠隆、湯顯祖等幾乎個個“榜上有名”。
一本書出現這么多作者，是中國文學史乃至世界文學史上的奇觀，被譽為文學界的哥德巴赫猜想。
作者留下如此之“奇書”，卻要隱去真名，只拋下一個“蘭陵笑笑生”的化名，就連作序者、作跋者用的都是化名，不露玄機，原因倒是很好解釋。
一是明初把小說家列為二十二種“奸頑之徒”之一。永樂后更是變本加厲，敢有收藏“不良雜劇詞曲”者，便要殺頭或殺全家，自然沒幾個作者用真名。
二是《金瓶梅》全書憤世嫉俗，借宋罵明，其批判犀利而又露骨，肯定難逃被禁命運，怕也只能用化名。
三當然是《金瓶梅》的內容了，車速開得太快太猛，放在哪個朝代都屬系列，作者當然不會用真名。
但有一點得到大多數人認同，就是《金瓶梅》的作者最大可能是山西人，成書時間是嘉靖至萬歷年間。
有人說是孔天寫的。
也有人說是王家屏寫的。
反正兩個都是山西人。
無論是孔天，還是王家屏，提出《金瓶梅》極有可能是山西人所寫，當然不是毫無根據，更不是山西人為山西臉上貼金。
提出作者是王家屏，朱翊镠記得是這樣分析的。
從情理上講，《金瓶梅》是以山東為寫作背景，人物也主要是山東人。按照“家丑不可外揚”的習慣，假如山東籍貫的作者，把山東男人寫成淫棍，把女人寫成，恐怕有悖情理。
根據中國人的思維習慣，包括各位作家的寫作心態，只愿以家鄉的英雄為榮，而不愿以家鄉的惡人為恥。
所以，再愚蠢的作者，也會來一個偽托，不寫自己的出生地。
而《金瓶梅》，全書只寫了兩個山西人，一個救了無辜者一命，一個促使惡人死亡。
《金瓶梅》這種貶魯褒晉的傾向反映了作者很可能是山西人。
從地理上看，《金瓶梅》盡管是以山東為背景，但作者對山東的地理概念卻非常模糊，而對山西的雁北倒十分熟悉。比如本應描述周統制去山東高陽關防守，卻由于作者筆誤，寫成了作者熟悉的家鄉雁門關景色。而從書中描繪的房屋建筑布局來看，實屬典型的山西雁北地區的風格。
甚至連罵人的話“毛司的磚兒——又臭又硬”用的都是雁北的歇后話，雁北人至今稱坑廁為“毛司”。
另外，《金瓶梅》中的衣著也有雁北特點，如皮襖、氈帽等，特別是有雁北特點的“腰子”，這種衣著即便是山西其它地方也十分罕見。
另外，《金瓶梅》是一部方言文學巨著，全書地方色彩很濃，方言、歇后語、諺語在書中時常出現，導致了人們的很多誤解。有的猜測說是“山東土白”，有的分析說是蘇州揚州的“吳語”，但舉出的例子多欠說服力。
實際上，《金瓶梅》的方言屬山西雁北方言。從全書中被摘出的3000多條雁北方言，可以發現它們偏重山陰和應縣兩地方言，而有些方言則純屬山陰獨有。比如76回應伯爵與幾位女子互相戲罵，他罵道：
“我把你這兩個女又十撇鴉胡石影子布兒朵朵云兒了口惡心”。
這句話，直到現在金學家們還都不敢妄加標點，當然就更無從知道它的意思了。用其它辦法解釋也一直令人摸不著頭腦，可如果用山陰方言一解釋，這句話立馬兒就通了。
其實，這是作者用山陰方言，采取拆字法、諧音法、藏頭法來罵人的一句話：“女又十撇”拆字“奴才”；“鴉胡”，即諧音“夜壺”；而“石影子布兒，朵朵云兒，了口惡心”，其實藏頭“石朵了”，即諧音“拾掇了”的意思。
人所共知，夜壺，是起夜小解的用具，而把女性比喻為像夜壺一樣為男可謂歹毒。“拾掇了”是山陰方言，指收拾了，即把女性奸耍了。
由此例可見，《金瓶梅》一書，山西山陰方言是一大特色，而書中的諸多難解之處，若用山陰方言加以解釋，頓時能融會貫通。
王家屏雖然祖籍太原，但近祖幾輩都住在山陰。王家屏本人則更是土生土長的山陰人。
山陰人當然熟悉山陰話，自然也就使得《金瓶梅》的方言語系，成為山陰方言語系。
另外，《金瓶梅》全書中，出現過不少寫作質量很高的奏疏，倘若沒有做過內閣官員的人，是很難寫出如此規范而又地道的行文。
王家屏官至東閣大學士直至內閣首輔。在他著述的《復宿山房全集》中就有很多奏疏。皇帝常叫他代寫冊文，他也常為他人代寫奏疏。
王家屏對官僚機構的行文規范自然了如指掌運用嫻熟。
如果這樣分析，許多確鑿的事實都說明，除了王家屏，別人還真沒有條件和能力完成這部巨著。
王家屏是隆慶二年（即公元1568年）進士，被選為庶吉士，授編修，萬歷初年被選為萬歷皇帝的老師，充日講官，后升為侍講學士。
明中葉以后，皇帝的經筵多流于形式，朱翊鈞對這種典禮更待以兒戲。但每當王家屏開講，他都很老實。
朱翊鈞欽佩王家屏博學多才端莊有氣質，在眾人面前稱他為“端人”。
王家屏的為人正直行止端莊，還表現在他對張居正的態度上。
張居正擔任首輔期間權傾朝野，誰要想得到高官必先得張居正垂青。就是這樣，王家屏也能秉公相待。張居正生病時，朝內大臣都去看望，有的還到寺院祈禱，奉迎至極，唯獨王家屏沒有前去。張居正去世，群臣一反常態，倒張浪潮甚囂塵上，王家屏又能夠秉公持法對張居正給以正確的評價。
所以朱翊镠對王家屏的印象比較好，加上《金瓶梅》可能作者的緣故，新晉閣臣自然而然落到王家屏頭上了。
此時，王家屏正擔任禮部右侍郎。
廷議之上，朱翊镠也沒多解釋，直接宣布這一決定：晉升王家屏為東閣大學士，輔助朝政。
王家屏本就是庶吉士（素來被認為是內閣儲備人員）出身，加上資歷又擺在那兒，這一決定自然無人異議。
這樣，內閣就多了一位閣臣。
如此安排，盡管賦予許國以重任，晉升他為武英殿大學士，經略云南、貴州、四川三行省，但都知道這已是他仕途的最高峰，與首輔無緣。
而余有丁身體不怎么好，王家屏又是后來的，以致王錫爵這個首輔接班人的地位更加穩固了。
這也是朱翊镠希望看到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