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貿易理論確實是正確的，從宏觀上來看，這樣的政策確實最能促使總體利益的最大化。但是，達到這一最優化狀態是需要時間的，在之前會發生什么事呢？
具有先發優勢的工業國家在貿易中賺取了更多的利潤，從而能進一步發展工業、降低成本，而農業國的工業則受此壓制，難以自發發展起來，只能轉而生產低附加值的原材料，差距越拉越大。直到兩類國家的財富有了天壤之別，農業國的人力成本有了比較優勢，工業才會向那里轉移。在這之前，是典型的貧者愈貧，富者愈富。
在這樣的背景下，德意志經濟學家（那時德意志還只是個地理名詞）弗里德利希·李斯特提出了“保護貿易理論”。他指出，一個后發國家應當提高工業品的關稅，以保護本土工業的發展。這一理論看似與重商主義一致，但實際上內核已經完全不同了。
李斯特實際上是認同自由貿易理論的，認為這是達成效率最大化的真正方式，只是通向最大化的道路相當坎坷，因此應當保護自己的工業進步，加速通往最大化的速度，在工業發展起來之后，就可以撤銷保護讓國內工業走出去自由競爭了。
在這一理論指導下，一個國家在外部貿易中，應當對弱勢產業進行保護，強勢產業則放任自由競爭；而在內部貿易中，則應當盡可能地促使自由流通和競爭，以讓資源配置最大化地自發優化。這樣的理論更為符合實際，契合后發國家的需要，因此影響力越來越大。在英國之后崛起的國家，幾乎全部奉行這套理論，一直到21世紀也不例外。
東海關稅同盟的關稅制度，就是在這樣的理念指導下制定出來的。其實說實話，以東海工業的領先地位，應該奉行自由貿易理論才對，但是受客觀條件限制，一來他們無法強迫別人免除關稅，二來在其他經濟體不計人力成本的封建經濟模式下，他們那點初級工業產出的產品很難說有什么價格優勢，所以還是先把自己保護起來的為好。
處于這種稅制之下，從事海貿的商人們為了趨利避害，自然會減少手工商品的輸入，轉而更多地輸入東海市場更需要的低關稅物資。當然，由于稅率整體仍然不高，而當前的海貿利潤和運費都偏高，所以也未必完全會如意。
辛守成今天帶來的這些東西，大部分都是在這個原則指導下挑選出來的，其中金屬完全免稅，其他的雖然稅率不算低，但利潤更高，就算扣了稅仍然合算。
不過，其他人就未必有這種遠見了。
在談妥了實物稅與貨幣稅的繳付比例之后，辛守成將剩下的事情交給了賬房，自己又下船逛了逛。
在碼頭不遠處，他偶遇了一伙來自常州的海商，剛打了個招呼簡單介紹了一下，對方就不禁抱怨了起來：“真是倒霉，走的時候不知道這事，來了這邊才發現絲綢的抽解都到兩成了，這東海國打贏了仗，底氣足了，心也真是黑了啊！”
原來此人家里是經營絲綢布匹的，這次帶了一大批各類絲綢來。他的眼光其實挺準的，本來，從南方往北方運絲織品并不是一個好生意，因為山東本地的絲綢產業就相當發達，南方絲綢競爭力不大，一般只運些高端產品來豐富市場。但是去年大戰后，原先北方絲綢的主產地東平、濟南大受影響，東海國發了戰爭財，消費能力又有所上升，所以趁機運批價廉物美的南方絲綢過來應當能大賺一筆。
實際上確實也沒錯，今年膠州的絲綢行情確實很好，供貨量大減，需求量卻下降得不多，價格暴漲。一般的絹達到了四五貫每匹，而上等的綢更是奔十貫去了，相比常州的拿貨價幾乎翻番了。而且受去年的蕭條所嚇阻，像他一樣大膽往北運絲綢的海商并不多，他帶了六千多匹過來，隨便算算都有幾萬貫的賺頭。但是沒想到新鮮成立的東海關稅同盟下手這么狠，一下子給絲織品定了20的關稅，從他手中扣去了好大一塊利潤，怎能不令他心疼呢？
絲織行業不是東海重點發展的行業，但是因為利潤高，和棉布又有一定的替代性，所以歸屬到了奢侈品行類，適用20稅率，還必須用貨幣繳納。他這次就一下子要出幾千貫的稅錢，只能先把貨押在海關等出手了一部分再繳稅取貨。當然，就算扣了稅錢，他依然算是大賺一筆了，但誰會嫌自己賺錢多呢？
辛守成陪他感嘆了一會兒，突然想起了什么，拿出那本稅目手冊，翻了幾頁，指著上面說道：“等等，趙兄，這上面不是說，進口絲綢若是再出口，可是憑票退稅嗎？”
雖然施行了貿易保護政策，但膠州本身是個重要的轉口港，為了不妨礙這一部分的轉口貿易，所以轉口貨物可以退稅。具體來說，不同商品的退稅率不同，像棉布這類在本地亦有大量產出的商品由于監管困難，所以不退關稅，而絲綢這種普通商品則返還已納稅額的50，相當于實際稅率10，比起過去保持不變。
“趙兄”點點頭，說道：“剛才那稅吏確實跟我這么說了，但是我就一海商，難道還能再走陸路運去西邊‘出口’嗎？所以沒辦法，這錢只能讓本地坐商賺去了。”
“哦，原來如此。”辛守成想想也是這么回事，但是琢磨了一下又想到了什么，問趙姓商人要了絲綢的稅票一看，上面有“憑此票退稅，有效期九十天”等字樣，于是笑著說道：“趙兄，此票認票不認人，你大可托付有‘出口’生意的熟人去兌了，或者賣與坐商，就算賺不回來，至少也能小有貼補嘛。”
趙姓商人眼前一亮，感覺是個好辦法，立刻對辛守成做了個揖說道：“多謝辛兄指點，確實是條路子！噫，只是可惜，這一年到膠州的絲綢不知道有幾萬匹，其中再出口的不知道有一半沒有，行市又被本地商會把持，就算稅票能賣出去，想必也賣不出什么價去。不過有一點是一點吧，還是多虧辛兄了。”
辛守成又陪他唏噓了一會兒，突然又想起了什么，向他打聽了一下江南絲綢和生絲的行市之后，就匆匆告辭，向海關大院走了過去。
進院之后，他左右簡單看了一下，走到門口右側的“咨詢臺”，朝后面一個清秀的書吏問道：“這位秀才，我想問一下，關于絲綢退稅的事情，我該去哪個衙門問？”
書吏客氣地說道：“不知是什么問題？簡單的我這里就可以解答。您是進口了絲綢要轉口嗎？只要出關的時候出示相應的納稅憑證就可以了。”
辛守成心里暗暗感嘆了一下，這東海海關就是比朝廷的市舶司要好說話多了，于是隨口謅道：“不是，我是訂了一批北絹想帶回去，于是先問問這邊的規矩，絲綢退稅是憑票即退、認票不認人的對吧？若是出口的貨跟稅票上的原貨有差異該作何解？”
書吏想了想，說道：“有差異亦無妨，只要確實有絲綢出口，且貨值對的上即可。”
辛守成收獲了滿意的答案，面露喜色，剛要告辭離開，又想起了什么，抬頭問道：“秀才，我記得，在東海國內開店雇工，是要去注冊什么公司的是吧？”
書吏一愣，還是第一次有人問他這個問題，不過他雖然是稅務部的人，但對于商務部的注冊公司制度也有一定的了解，于是順口解釋道：“不一定非得注冊，但是注冊之后好處頗多。一來可以把名號留在公司名錄里，旁人拿了冊子便能尋過去；二是注冊之后，倘有旁人冒用你的名號或手藝，你便可去法院控告他，為你維權；三嘛，這還有個‘有限責任’的好處，即便經營不善，閉店清盤，也牽扯不到其他的身家。當然，我對此也不是太熟，說的也不一定對，你要是有興趣，可去膠州城東‘東海商行’詳詢一下。”
辛守成一聽，頓時心里就有了底，連連表示謝意然后告辭了。
他出門之后，又去公告板上看起了市場行情，特意尋找到了各類絲綢和生絲的價格，越看越是滿意，感覺發現了一個巨大的商機。
絲綢布的進口稅率是20，但是生絲只有5，而且生絲與成品布之間還有不小的差價。若是進口生絲，在東海國織造成綢布，在本地出售，不是有著巨大的利潤空間嗎？若是能把產品出口，到時候再低價收購一些進口稅票過來，頓時又是大賺一筆退稅啊！
他越想越覺得靠譜，恨不得馬上行動起來。
此前，他曾經趁地價便宜，在中央市北部購置了三十畝地，作為家族在北邊的后備之地。不過一直沒怎么用心經營，只租給鄰居收取一筆象征性的租子，讓地不荒下來。現在看來，正好可以用來開辦一處工坊嘛。一份穩固的產業，怎么不也比虛無縹緲風險巨大的海貿強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