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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曉靜，你說話不是喜歡說“俺，俺，俺”的么？干嘛又改口，不說“俺”說“我”了！”
第二天早上一大早，曾仕湖和廖曉靜就起床了后，曾仕湖似乎發現廖曉靜講話變了味，忍不住好奇，向她問道。
“我想做你的女朋友了！那不改改口音嘛！其實普通話有啥難說的，剛開始認識你們的時候，我是故意那樣說，看看你會不會笑話我，見你不笑話我，以后你帶我出去，也不能表現得太土啊。”
“暈！”曾仕湖聽到這個哭笑不得的答案后，忍不住又說出他那種不拘一格的觀點:
“什么話叫做“土”，什么話叫做“洋”？這是沒有標準的，難道廣東人、香港人說的普通話“洋”？說實話如果以北京普通話為標準，或者以電視的普通話為標準，粵語味的普通話實在是“不堪入耳，不敢恭維”。
語言是表達自己內心想法的工具，只要思維清晰，不要詞不達意，說半天別人都不知道你想表達什么，能聽懂就可以！
至于口音，當然能改一下也是可以的，免得別人聽不懂。但改不了也沒辦法，自己從小就那樣說，口音是根深蒂固的，說什么樣的方言是不會影響一個人的形象思維和抽象思維的，我們的偉大領袖，一口湖南話，但并不妨礙人家寫出那么多的詩詞歌賦，并不妨礙人家指揮千軍萬馬，并不妨礙人家寫出哲理性極強的鴻篇巨著。所以笑話別人說話口音的人，這個人本身就是個笑話，看不透事物的真相…”
“我才暈你，我改一下口音你能說出一大篇大道理，那我改還是不改啊？”
“隨便你呀，我不會覺得你說“俺”有多土，反正我聽得懂，如果我聽不懂，會叫你改。我還想問你一個事，你先答應我問了你不許生氣。”
“問吧，我不生氣。”
“那你穿得那么“土”，也是故意的么？”
聽到這個問題后，廖曉靜神色又黯然了下來，說:
“不是，我沒錢買衣服，穿的都還是以前老家帶來的…”
“怎么會買衣服都沒錢呢？據我所知，你們廠的操作工，每個月工資都會在11001200左右呀？你又是住宿舍，怎么會連買衣服的錢都沒有呢？”
“因為我每個月都要寄800塊錢回家，我能讀完初中，都是我強烈要求下才得到的，我和我繼父說，給我上完初中，有初中畢業證才能去廣東進得了廠，打得了工，這樣我才得上到初中畢業，我答應他，畢業后每個月給家里寄800塊…”
“馬拉個幣的，那門子的道理！草，供小孩讀書，受教育，是家長天經地義的任務和責任，居然這個也能談條件？那就因為這個，你就必須每個月寄800塊錢回去？寄多久，一年？三年？五年？十年？
也是你而已，如果換成我，越是這樣我越不寄錢，世界上那來的這個道理。養個小孩，供小孩讀書付出的那點錢，要像放高利貸那樣？以后要連本帶利地一起收回來？你繼父沒手沒腳不能勞動么？年紀輕輕養活不了自己么？要靠你每個月寄錢回去才能過生活？我估摸你寄錢回家也是給他拿去賭掉玩掉吧？”
曾仕湖聽到廖曉靜的話后，覺得他繼父的做法嚴重的超出了為人父母的底線，比他自己父親“半仙兄”更惡劣百倍，雖然和自己無關，但仍然忍不住覺得非常氣憤，大聲說出自己的意見和不滿。
“你別生氣！如果我們兩個人在一起了，我不會再這樣給家里打錢的，我也要顧及我們自己的家，我答應我繼父，打夠一萬塊給他，以后有錢就打，沒錢就不打，不用再像現在這樣了！但是我答應他寄一萬塊，每個月寄八百，如果現在我不按時寄回去，他就會打俺娘來出氣…”
“畜生！老子見過人渣，但沒見過這么渣的。曉靜，我不是看重錢的人，我是覺得你繼父那種做法，已經不配為人父，為人夫。
做為兒女，贍養父母是天經地義的事，但是贍養是指父母年邁無力之后，而不是像你繼父這樣，身強力壯卻剝削自己的繼女，你以后可以不認他。”
曾仕湖說完后，似乎又意識到自己說得有點不對，外人不應該這樣勸說子女不認父母的，而且罵得也有點過分，什么畜生，人渣都出來了。他緩了口氣，說：
“唉！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可能你家的情況有點特殊，那你每個月這樣給家里寄錢，你自己還能剩下多少？夠用嗎？”
“還剩400來塊，基本上夠用，你知道我平時住宿舍不用交房租，就吃飯而已，一天10塊錢就夠了…”
“好吧！如果以后你錢不夠用，可以在我這拿點，我和仕強工資都還算可以，我們不用每個月給家里寄錢，我父母都還能自己養活自己，甚至還能倒幫點我們。走吧，差不多到時間了，我送你到廠門口，我也去上班了。”
說罷曾仕湖騎起鎖在出租房一樓的單車，搭上廖曉靜，在路邊隨便買了份早餐，送她到了廠門口后，又獨自騎去自己上班的地方……
時光荏苒！每天都是那種單調的兩點一線的生活，時間卻過得飛快。一轉眼兩年過去了，不過2001年，2002年的春節。曾仕湖、曾仕強兩兄弟都沒回家過春節！并不是他們不想回去，或者買不起比平時貴34倍的車票，而是那年代春節想回家實在是太難了。
當年廣州春運時的各種亂像，相信只要是那年代的人都會記憶猶新。
當年的火車站是全國各地的文明死角，臟亂差，扒手出沒，票販子猖獗，還有詐騙搶劫、賣淫販毒…無奇不有。
曾有報道記載，1993年3月下旬，前來廣州參加研討會的五六名代表相繼在火車站一帶遭到搶劫、偷竊、毆打或污辱。有的代表剛下火車，在公廁內即被歹徒強搜腰包。事件發生后，兩位與會代表憤怒不已，提前離開。廣州火車站一度成了外來者的噩夢。
這也算是那年代的特有現象吧！而造成這一丑陋現象的原因，應該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當年火車站滯留的人實在太多，人滿為患，流動過大造成監管不力。
而為什么會出現滯留，直至人滿為患，諾大一個廣州火車站廣場，春運時居然連人都站不下，很大一部分原因，則是因為當年運力不足。
作為全國外來人口最多的一塊地方，廣州，深圳，東莞，佛山…等地，每年要從這些地方返鄉過年的人以數千萬計，在短短的幾天之內，這些人要通過各種交通工具，回到千里之外的家鄉。而當年自己擁有小車，有條件自己開私家車回家的家庭又少之又少，對火車站的壓力，對鐵路公路運輸的壓力可想而知了，所以火車站的各種亂像也就不足為奇了。
春運現象，起源于改革開放后，春節期間返鄉人員的大規模流動，90年代就達到了高峰，人流量過大，運力不足的矛盾在春運期間展露不疑，據相關資料顯示：
1994年，全國春運客運量上升至12.2億人次，春運壓力爆發，當年衡陽火車站還因此發生踩踏事件。
一次事故，背后其實也是一個國家經濟開始崛起的時間注釋。
1995年，有了前車之鑒，為了控制春運客流量，國家開始強制采取一些措施：一是民工使用單位要將不少于60的民工留在當地過節；二是民工輸入地區春節后一個月內一律暫停招收外地新民工等。
但各種管制措施，依然阻擋不了春運規模升級的勢頭。1995年當年全國春運旅客運量依然達到14.28億人次。
1996年，民工流動規模進一步擴大，當年全國客運量約16.2億人次。
1994年到1996年，2年期間，客運量多了近4億人次，這主要是因為市場經濟蓬勃發展，經濟發展極不均衡導致的。
1998年，是上世紀90年代客流量最多的一年，當年全國旅客運量高達18.2億人次。
這是特別累的一次春運，那年的歸家路途顯得格外不同，因為和往年不同的是，當年春運海陸空都出現了旅客滯留嚴重的現象。
當時的廣州經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考驗，廣州火車站在客流高峰的兩天半運送旅客50萬人次，相當于運送一座中等城市的全部人口，這在世界上堪稱奇跡。
那個年代，黃牛黨泛濫、偷盜事件頻發，甚至為了限制流量、錯峰出行，中國鐵路部門甚至一度采取浮動票價制度。
一花一世界，一個年代有一個年代的故事。春運到了那個年頭，更讓各地游子在歸家路上五味雜陳，離家不易，歸家更難。
不過當年曾仕湖絕對沒有想到的是，就算是“春運”等頑疾。在N年后，伴隨著大量的私家車普及！在一條條高速公路貫通之后！一列列的“復興號、”“和諧號”高速列車開通之后！“春運亂像”得到了極大的改善，乃至消失！
各大城市的火車站，成了各大城市文明的窗口，各種違法亂紀，甚至不文明的現象都得到了極大的改善乃至根除。
衣著整齊考究的普通中國老百姓，手上提著一個或兩個行李箱，井然有序地在火車站檢票口排好隊，刷著從手機上早已購買好的火車票。進入干凈、整潔、漂亮、恒溫、高速、安全、準時的高速列車組車廂，以200300公里每小時的速度，回到自己千里乃至幾千里之外的家鄉和親人團聚。
“火車站文明死角”、“春運亂象”等丑陋現象，像垃圾一樣被中國人民用自己的勤勞智慧丟進了歷史的垃圾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