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的到來，并沒有讓歐洲更加和平，反而是一開年就感受到濃濃的緊張氣氛。因為在1月11日，法國不顧英美的反對，聯合比利時，以德國不履行賠款義務為借口，出動軍隊占領了德國的魯爾工業區。這導致影響深遠的魯爾危機爆發了。
法國由于戰爭的劇烈消耗，以及新增的阿爾薩斯—洛林地區工業的需要，法國國內的原材料儲量尤其是煤炭嚴重不足，并且資金短缺依然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本來法國政府希望《凡爾賽條約》能夠帶來巨額賠款，但卻因為德國以通貨膨脹為由拖延賠款的支付。
而法國總理雷蒙·普恩加萊是對德強硬派。早在巴黎和會開幕式上普恩加萊就發表演說，痛斥德意志帝國“生于不義，自當死于恥辱。”
而且他還批評克雷孟梭在法爾賽合約上對英國讓步太大。完全可以說，他算得上是法國對德最為強硬的政治家。
而且在1922年普恩加萊上臺他就在議會中宣稱：“法國所面臨的頭等大事即使賠款問題，德國有能力支付賠款，盟國也有辦法迫使他如數支付賠款。
在8月中旬倫敦會議上，就德國問題英法未達成任何協議，與會的普恩加萊反而表示，“法國雖然兩手空空，卻沒有約束。“
讓普恩加萊如此底氣充足，還有法國在賠償委員會起著主導地位的原因。
凡爾賽和約規定，德國應在1921年5月l日前交付200億金馬克賠款，并成立賠款委員會解決賠款總額和分配比例問題。該委員會設在巴黎，由英、法、意、比各派一名代表組成（美國由于拒絕批準和約，僅派了半官方代表）。法國代表任主席，他有權在表決各為兩票的情況下做出最后裁決，從而使法國在德國賠款問題上處于實際的領導地位。
為防止德國不履行賠款，協約國于1920年4月達成協議：如果德國不支付賠款，協約國可以采取制裁措施。同年7月，賠款委員會在斯帕召開有德國人參加的會議，規定了各國應得的賠款數的比例。但德國拖延支付，到1921年初原來規定的支付200億金馬克的數字大約還差120億。
于是賠款委員會在1921年3月召開的倫敦會議上，強迫德國接受協約國規定的賠償時間表，德國表示拒絕，協約國便決定對德國實行制裁，并于3月8日出兵占領了萊茵河東岸的杜塞爾多夫、杜依斯堡和魯爾奧爾特。
同年4月賠款委員會決定德國的總賠款額為1320億金馬克（其中包括德國于1921年5月1日前尚未支付的120億）。
5月5日該委員會向德國發出了一份支付時間表和一份最后通碟，要求德國每年支付20億金馬克和它出口商品價值的26％，并要求在5月底前必須交付1921年的賠款10億金馬克。如果德國到5月12日仍未做出令人滿意的回答，協約國將占領魯爾。
這導致了德國費倫巴赫內閣的倒臺，代之而起的維爾特內閣于5月11日接受了賠款總額和支付時間表，到8月德國償付了10億金馬克的賠款。
德國在支付了上述賠款之后，便打算拖延以后的支付。1922年7月和11月，德國以財政危機為理由，要求延期支付其余款項。英國政府支持德國的要求，提出減少賠款總數和延期付款的方案，但遭到法國的堅決反對。
于是不僅英法在賠款問題上的分歧加劇，而且德法矛盾也迅速激化，法國遂決定對德國采取軍事行動。
魯爾工業區是德國的重要工業區。它位于德國西部、萊茵河下游支流魯爾河與利珀河之間的地區。其面積4593平方公里，占全國面積的1.3。區內人口和城市密集，人口達570萬人，占全國人口的9，核心地區人口密度超過每平方公里2700人，區內5萬人以上的城市24個。別看魯爾區小，它是德國冶金工業的中心，它生產的煤、生鐵和鋼產量占德國年生產的80％以上。
所以面對法比聯軍的軍事接管，德國總理庫諾下令消極抵抗。宣布不同法、比占領當局合作，召回駐巴黎大使和駐布魯塞爾公使，停止向法國和比利時支付一切賠償。占領區的礦工和鐵路工人展開罷工或怠工斗爭，所有經德國到法、比的鐵路和水路交通陷于癱瘓。
法、比占領當局采取強制措施，控制煤炭的管理、生產和分配，禁止占領區輸出商品，征收煤稅和其他關稅。對所有參加消極抵抗的德國人，包括他們的家屬，進行逮捕、監禁、罰款、驅逐出境以至處死。
德國政府同時也照會協約國和美國政府，強調在恢復魯爾區和萊茵蘭地區的正常狀態以前，德國將繼續進行消極抵抗。照會建議，德國賠償總數為300億金馬克，其中部分賠款用國際貸款支付。法國認為德國建議毫無實質性內容，英國對德國建議也感到失望。
此后整個夏天，盡管英國從中斡旋，法國始終拒絕進行談判。德國由于喪失魯爾重工業區，以及對占領區的巨額津貼，財政經濟越加困難，馬克幣值暴跌。1923年6月中旬，10萬馬克兌換1美元，8月8日跌為500萬馬克兌換1美元。
庫諾政府面對內外危機，于8月12日辭職。g.施特萊斯曼繼任總理后，改革財政和貨幣，鎮壓工人革命，宣布從9月26日起停止消極抵抗。
他幾次要求同法國政府直接談判，均為法國所拒絕，于是支持煤業辛迪加同國際工礦管制代表團、法比魯爾區管制委員會進行談判。
11月23日，雙方簽訂協定，規定：煤業辛迪加重新開始向協約國交付煤和焦炭，作為德國實物賠償，法國和比利時得到煤炭總產量的18％，焦炭總產量的35％；從10月1日起所開采的煤歸煤業辛迪加所有，每出售一噸煤，向協約國交納10法朗稅款。
法國通過這一協定，達到了強取德國“生產抵押品”的目的。對德國賠償問題態度有所緩和，魯爾危機接近尾聲。11月30日，賠償委員會委任兩個專家委員會討論解決德國賠償問題。其中第一專家委員會在1924年4月9日的報告（通稱道威斯計劃），為出席倫敦會議（1924年7月16日～8月16日）的協約國和德國政府所接受，從而暫時地解決了德國賠償問題。
8月16日，法國、比利時與德國達成協議，從9月1日開始實施道威斯計劃的一年內，法國和比利時軍隊撤離魯爾等地區。
其實魯爾危機表面上是由于德法賠款糾紛引起的，但其深層原因是法國深刻的不安全感和法德矛盾。在法國領導人看來，以德國的工業基礎、人口規模和地理位置，德國東山再起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一旦德國經濟恢復，重整軍備，法國的夢魘將會重演。
因此，在巴黎和會上，法國曾極力主張削弱德國，甚至肢解德國，永遠消除德國的工業和軍事能力。但是，這一方案遭到美國和英國的反對，威爾遜總統試圖通過國聯的集體安全機制來牽制德國，保障法國的安全。但戰后美國沒有加入國聯，這引起法國對自身安全的極大擔憂。
魯爾危機的最終結局看似是法國獲得了最終的勝利。然而實際上，這場危機帶來的災難性連鎖后果遠比法國所獲得的賠款來的可怕的多。首先這次危機所造成的最直接破壞，便是法國的國際地位遭到了極大的打擊。
法國在占領魯爾期間法郎因為受到危機的影響也出現急劇的貶值，為了穩定經濟，法國不得不像英美兩國大量借貸，而這一做法所帶來的結果便是法國在之后，關于德國賠償問題的談判中不得不將主導權拱手讓給了有意扶持德國經濟恢復的英美兩國。
另一個災難則是在德國方面，許多以希特勒等為首的退伍老兵勢力，本來就對魏瑪政府在戰后外交上一系列的軟弱措施深感不滿。魯爾危機對于這些民族主義來說無異于一次極好的宣傳素材。
魏瑪政府的軟弱以及消極抵抗政策對德國帶來傷害是顯而易見的，雖然之后伴隨著德法兩國和解以及經濟的增長讓這些極端勢力難以獲得太多的支持，但是當社會陷入危機動蕩的時候，將魯爾危機再次翻出對于魏瑪政府無異于致命的一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