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西文化當中，內閣制度都不是什么新鮮玩意，不過盡管都叫內閣制度，可是中西方的內閣制度卻基本是兩種東西，它們之間的差異之大，絕非一個詞語能夠涵蓋。
眾所周知，華夏的內閣制度是源自于大明，其出現本身也是因為一個非常有名的歷史事件之后——即胡惟庸案，這一案件的特殊性自然無需多言，總之朱元璋廢除了兩千多年的宰相制度，改變了皇權與相權之間的界限。
當皇權過于龐大的時候，帝國繁重的政務都會堆積到皇帝一個人身上，即便是長時間007工作的朱元璋皇帝，也會感覺到辛苦勞累，而到了他的子孫后代的時候，由于沒有老朱這么奇葩的能力，于是果斷分權給了官員，也就導致了內閣制度的出現。
也就是說，華夏的內閣制度是源于皇權的過于集中，而導致不得不出現的分權現象，因此明朝皇帝內心并不想給那些為自己干活的大臣們以太高的官位，也就導致初期的內閣大學士們，幾乎都是以顧問的身份參與到政事當中，官品則只有小小的正五品。
與此同時，由于皇帝對大臣們都不放心，因此明朝的閣臣們只有建議權，也就是票擬的權力，沒有決策權，也就是沒有披紅的權力，因此早期都是閣臣票擬，由皇帝本人來披紅，從而保證皇帝擁有最大的權力。
可問題是，即便只是披紅，皇帝每天也需要007上班，這對于皇帝來說實在是太殘酷了，因此披紅權力也就慢慢過渡到了皇帝最信任的人手中——即內廷的太監們，他們開始讀書學習，參與到政治當中，而就像前面所說的，他們的角色并不是閹黨，而是保皇黨。
這一制度延續到了清朝，而即便是清朝改頭換面的軍機處制度，也無非就是內閣制度的一個翻版，并沒有超出這個局限的范圍。
可是，無論是明朝的內閣制度還是清朝的軍機處制度，并沒有達成皇帝真正想要的狀態，而且恰恰是因為明清的這兩種制度，才導致內閣的權力責任劃分變得困難，甚至導致文臣集團的權力過于泛濫。
簡單來說，內閣或者是軍機處的作用是在于輔政，因此皇帝是必須要給與內閣一定的權力，而由于沒有了宰相，導致六部的庶務是被下放到了部閣，使得尚書們的權力變得更大，這樣一來內閣統籌六部也就變得順理成章。
可問題就來了，內閣擁有巨大的權力，可是權責卻并不一致，所有的責任都實際上歸屬于皇帝本身，而皇帝又天然不會承擔責任，也就導致出現了問題，全朝廷雖然都是責任人，可是卻沒有人能真正承擔得起責任，又不敢對皇帝問責，只能選擇不了了之。
其次，在法理上面，內閣由于沒有宰相之名，自然也無宰相之責，因此即便是更換內閣首輔，也無法對首輔進行問責，因為他們明面上并沒有權力。
像嘉靖時期的嚴嵩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嚴嵩無宰相之名，而有宰相之權；有宰相之權，而無宰相之責。”這句話正是說出了內閣制度的弊端所在，而且正因為首輔權責不一致，也才使得明朝黨爭紛紛，像嚴嵩被徐階擊垮，而徐階又被高拱逐走，這也反映了內閣本身的不確定性。
明朝的內閣制度本身并不夠全面，更談不上完美，它本身由于不夠健全，才會出現崇禎十七年時間內換掉了十九任首輔的笑話，而朝廷長時間陷入這種無意義的內耗和黨爭中，也才使得明朝的敗亡。
因此，寧渝在建立大楚之后，雖然也建立了內閣制度，可是心里也一直希望能夠在原來的基礎上進行改變，而改變的方向，自然是要讓內閣權責一致，即責任內閣制度。
寧渝望著臉上帶著迷茫的眾人，語重心長道：“朕是要真正跟內閣共同治理天下的，絕不只是讓內閣作為一個只會票擬的部門，這披紅之權，早就應該授予內閣嘛！”
內閣諸臣聽到這里，頓時心頭一顫，可以說但凡進入內閣中的大臣，誰都不會去奢望能夠披紅，要知道本身有了票擬制度，再加上披紅制度，就等于是半個皇帝了，誰敢要這樣的權力，那不是在等著找死嗎？
“臣等不敢，還請陛下收回圣命。”崔萬采頓時心里一慌，連忙拱手拒絕，他要是敢答應下來，只怕明天就會有人要參奏他居心叵測了。
寧渝搖了搖頭，道：“這披紅之權自然不是白白給你們，你們還是先聽朕說完。”
“是，陛下。”大臣們心中盡管有無限疑惑，可是眼下也只能先看看再說。
“在朕看來，既然要讓內閣名副其實，自然也需要加強內閣的地位，日后內閣將會全面參與到行政當中，所有的內閣大臣都將會冠以從一品的職位，擁有相關事務的票擬和披紅權力，但是所有的消息都需要對朕以及國咨院進行匯報，且內閣不得對樞密院進行干預。”
寧渝先是抬高了內閣的地位，然后笑道：“內閣的任期依然是五年一屆，其中內閣將由黨派當中產生，你們都可以下去光明正大注冊黨派，到時候通過黨派的身份來參與下一屆內閣執政選拔，在國咨院具備優先票數者，并且通過朕的相關審核后，將成為下一任執政內閣。”
“獲得組閣權力的黨派競選人，將會在朕的任命下成為內閣首輔，而敗選黨派則為在野黨，職掌都察院以及大理寺，形成制衡制度。”
“所謂的國咨院，即所有的侯爵以上的貴族，以及軍隊代表，還有各省地方代表，各行業先進代表組成，每年內閣需要在國咨院上進行述職報告，只有內閣報告通過國咨院以及朕，才能參與下一財年的收支統計中來。”
“倘若沒有通過審核，朕有權直接罷免內閣，并且宣布提前競選責任內閣，只是流程上還需要從前面國咨院進行，到時候將會選拔出新的責任內閣出來。”
“每屆責任內閣競選之前一年，原國咨院自動解散，重新由皇帝圈定新任國咨院人選，并且針對前任內閣總結匯報進行審定，以及針對新任內閣就職報告進行審定。”
“另外，所有參與競選的黨派都必須要符合法律，要接受國咨院以及朕派出來的核查，所有的財政賬目都需要公開處理，任何黨派都不得接受國外勢力的政治獻金，亦不得接受其他任何個人的捐款。”
經過了寧渝這么一番解釋，眾人不由得目瞪口呆，這皇帝可是直接鼓勵大家組成黨派來進行競爭，這可真是華夏歷史上開天辟地頭一回了......
也就是說，從這一天開始，就算想要當官，也不要想著卸任就完事，因為下一任組閣還需要黨派來競選才行，也就必須要給國咨院以及皇帝一份滿意的答案，若是答案不夠滿意，那么下一任換黨派幾乎是板上釘釘的事情。
對于寧渝而言，他的權力并沒有因為內閣權力的擴大而有所局限，因為在法理上面，組成內閣必須要受到皇帝和國咨院的審核，而國咨院人選也都是由皇帝一手圈定，因此也就注定皇帝的權力還是總覽一起，但是在政務上的責任，卻過度到了內閣手中。
也就是說，如果內閣干得不好，那自然就是內閣的責任，到時候寧渝可以光明正大進行重新組閣，使得民怨歸于內閣而不歸于皇帝，如果內閣干得足夠好，皇帝也擁有足夠的籌碼對其進行限制，使其不會對皇權造成影響。
至于寧渝規定的內閣不得干預樞密院，更是長期踐行的政策，這一政策決定了皇帝始終擁有掀桌子的權力，也可以使得軍隊與政界的聯系更加分散，有利于皇帝掌握手中的權力。
崔萬采當然意識到了這個制度背后所隱藏的問題，當下苦笑道：“回稟陛下，只怕這么一來，每任責任內閣任職之時，都會對朝廷官員任職造成沖擊，只怕不利于官員長期為政，特別是對于地方官員而言，更是大忌”
寧渝輕輕點了點頭，崔萬采這番話也不是沒有道理的，畢竟一朝天子一朝臣，如果每任內閣上任后，豈不是都要把對手趕到一邊去，把自己的人提拔上來？那么這么一來，又如何延續政策的連貫性呢？
不過對于這個問題，寧渝心里多多少少還是有些準備的，他站起身子笑了笑，道：“朕不管你們到時候會怎么做，反正相關的議案都要呈遞到朕還有國咨院的手中，再加上都察院的轄制，想來你們不會肆無忌憚破壞規則。”
眾人當然也能聽明白這里面還有一句話，真正肆無忌憚破壞規則的人，也無法繼續得到皇帝和國咨院的信任，那么這個內閣自然也就維持不下去了。
眼下所有人都已經聽明白了，以后想要參與政治就必須要抱團了，必須要結黨才行，只有結黨才能真正承擔起政黨的責任，才能有資格參與到執政內閣的競爭當中，而成為了內閣首輔，也就有機會能夠形成自己的執政團隊，從而確保內閣里面不會出現打架。
而且由于皇帝和國咨院的限制，再加上軍隊的獨立地位，等同于內閣的權力不會集中到某一個人的身上，哪怕是內閣首輔也無法對皇權造成威脅，而執政內閣想要維持地位，執政政黨想要持續執政，也就必須要給皇帝和國咨院一個交代。
眾人的神色中夾雜著幾分焦慮和期待，他們明白當責任內閣制度形成后，再想要當一個左右逢源的閣臣是不可能了，他們必須要有自己的執政主張，也必須要去努力貫徹自己的理念，否則將再也無法在寧楚的朝廷中生存下去。
用寧渝的話來說，他寧愿臣子們在執政的過程中逐漸摸索前進，哪怕犯了一些錯誤也沒用關系，但是他絕對無法容忍那等和光同塵不做實事的臣子，像這樣的人對于國家才是真正的大害。
在這一次殿前談話結束后，寧楚內部兩個新型黨派悄然產生，其中由勛臣派核心人員寧忠海和程望組成了一個名叫‘保皇黨’的派系，其宗旨便是維護皇權的穩定和大楚的興盛，而另一個則是由士林派組成了一個叫做‘清流黨’的派系，他們的宗旨跟保皇黨差不多，但是多了一項維護士紳地位的內容。
自從兩黨成立之后，便開始興辦大肆報紙，宣傳黨派宗旨，并且開始吸納新生力量，從而為五年后的競選做準備，至于在此同時，南京城內其他大大小小的比如‘青年黨’‘進步黨’以及‘楚民黨’等等黨派也開始產生，只是他們由于地位所限制，并沒有‘保皇黨’和‘清流黨’那般喧囂的聲勢。
當黨派政治產生之后，所造成的影響并沒有立刻呈現出來，可是落在了有心人的眼中，卻成為了一個絕好的機會，因為他們赫然發現一條通往權力巔峰的捷徑，那就是組織自己的政黨去角逐執政內閣，便有機會成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內閣首輔。
雖然執政內閣需要皇帝批準，也就意味著內閣首輔還是要通過皇帝的批準，可是在大家的眼里，這依然要比過去的道路更加清晰許多，因此一時間加入黨派者人數眾多，在整個大楚境內形成一股新的波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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