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會根據各自的經歷，對不同的地方懷有著特殊的情感。這份情感還不只是體現在情緒感受方面，甚至會直接影響到人的身體狀態。
比如太皇太后對洛陽的喜愛就遠遠超過了長安，原本在長安準備啟程時，太皇太后的身體狀況仍然很不佳，圣人甚至擔心她能不能撐得住長途遠行而猶豫該不該帶上太皇太后同行。
可是隨著正式踏上行途，太皇太后的精神狀態卻日漸好轉，特別在抵達洛陽、重新見到熟悉的人事風物后，太皇太后更是完全沒有了衰病模樣，精力也變得更旺盛起來。
不同于他奶奶對東都的別樣情感，李潼對洛陽其實沒有什么特別的喜愛。雖然理智上而言，河洛是較之關中更加適合作為大唐的統治中心，但在感情上來說，長安在李潼心中的分量仍然遠遠超過了洛陽。
實在是洛陽這座城市并沒有給李潼留下什么美好的體驗與回憶，最初來到這個世道的戰戰兢兢，同武氏諸王爭權奪勢的步步為營，以及靖國時期收拾他兩個活寶叔叔爛攤子的焦頭爛額。
雖然如今他已經是一言九鼎、大權在握的大唐皇帝，但這些過去的記憶在他腦海中卻并沒有遺忘掉，雖然平時并不會體現出來，但潛意識里對洛陽、特別是大內太初宮還是隱隱有所抵觸。
駕臨洛陽的時候，除了大朝會并其他一些盛大的禮事場合，他很少會留在太初宮，平常時節更樂意在上陽宮起居辦公。
或許未來當他年老志衰時，也會像他奶奶一樣沉湎于對舊時光的追憶，會特意抽出時間來去游覽他往年所居住的太初宮西夾城、仁智院等故地。但是眼下，則就實在殊少這樣的情懷。
憑心而論，洛陽的居住環境要遠比長安優越得多，特別是依臨洛水、夏日的上陽宮，風光秀麗、水汽充沛，全無長安龍首原上的酷熱干燥。
對于圣人再次駕臨東都，洛陽民眾們也報以熱情的歡迎。除了萬眾出迎圣駕入城，尋常時節也常有民眾聚集在天津橋南，遠遠瞻望再次變得人氣活躍的洛北兩大宮殿。
剛剛抵達洛陽這幾天，君臣都在調整各自的工作與生活狀態，并沒有立即著手處理軍國大事。
公務方面，宰相宋璟早數月便已經抵達了洛陽，百司職事構架已經梳理搭建起了一個良好的基礎，群臣各司其職、入手極快。
可是在生活方面，那就因人而異了。今次隨駕抵達洛陽的朝臣較之開元七年那一次要更多，這些人相當一部分在洛陽都沒有固定的居住地點。
雖然說朝廷在正式移駕之前也解決了一部分此類問題，但所受關照的畢竟只是少部分在朝大臣，大多數朝士仍需自己張羅籌辦。
為了確保朝臣們能夠安心定居、專心于工作，朝廷也特意給隨駕群臣賜給了一季的祿料。這一筆錢財也是頗為可觀，極大的緩解了朝臣們置業生活方面的開支壓力。
這一批財貨賞賜受惠的也不止在朝的臣員，畢竟他們接受賜物后也要用在市中消費，這就間接的讓洛陽行市買賣變得更加繁榮，百業民生都能因此得益。
這段時間里，洛陽市場的承受能力也得到了極大的體現，特別是在衣食等基本的生活需求方面。面對巨大的消費需求增量，洛陽百業行情卻起伏不大，特別是糧價，始終維持在一個相對平穩的水平上，甚至都不需要刻意動用朝廷的力量進行平抑調控。
長安的商貿環境經過數年的發展，雖然也變得頗為扎實，但關系民生的糧價問題卻始終存在著，不只每個季節都有不小的起伏波動，還深受各種諸如歉收、運滯等因素的影響，完全比不上洛陽的得天獨厚。
圣人六月下旬抵達洛陽，并沒有安排重大的朝事會議，只是召見一些河洛地表各行業的代表人物、以示恩恤慰問，給朝廷留下十幾天的緩沖時間。
一直到了七月望日，洛陽朝廷的第一次大朝會才在太初宮明堂舉行。參與朝會的除了大唐內外文武百官之外，還有六夷胡酋邦主并使者們。
雖然已經不是第一次在明堂主持大朝會，但每每登臨這座宏偉的殿堂，李潼仍不免心潮澎湃。除了感慨于古代的工藝，他自己在明堂凡所經歷的人事場景畫面也都在腦海中浮光掠影般不斷閃現。
今日朝會除了公布朝廷轉遷東都之后一系列人事政令的改變之外，最重要的一件大事便是正式公布對漠北突厥牙帳的出征掃蕩，朔方大總管張仁愿統率二十萬唐軍即日北上，同時諸胡藩屬助戰軍伍也將在朝廷的調度之下分批次第北上。
雖然眼下已經不是貞觀初年諸事方興，漠北的突厥余孽也不復東突厥頡利可汗時代的強盛，單憑大唐本身的力量便足以將之掃蕩平定，并不需要再仰仗諸胡出兵助戰。
但宗藩關系即定，我不需要是我的事情，你不表示則就問題很大。哪怕只是派兵前往漠北旅游一遭，這也是諸胡不可推卻的義務，順便看一看逆我者亡的下場如何。
朝會結束后，圣人也并沒有立即返回上陽宮，而是在明堂別殿召見了宋璟等重臣，繼續商討北征諸事細節。
雖然這一場軍事行動籌劃多時且在今日正式公布，但戰爭真正要打響其實還要到幾個月之后的秋冬之交。
除了大唐的兵馬物資向前線調度需要時間之外，也在于突厥特殊的游牧生活習性。春夏之際草原上水草豐盛，四處遷徙游牧，居無定所，極難追蹤。
唯有到了秋冬之際，天氣酷寒，突厥部眾們才會聚集起來，共同抵御天時的變化。也只有到了這個時候出兵，才能更準確的掌握到突厥主力的行蹤所在圍而殲之，最大程度的消滅突厥的有生力量，從而畢其功于一役。
接下來這幾個月的時間，除了正常的軍事籌備與調度之外，還有一項必將重要的任務，那就是聯絡統合大漠南北諸胡勢力，剪除突厥周邊的附庸各部，從而孤立突厥、壯大聲勢。
當年的頡利可汗雖然因為殘暴不仁而搞得突厥怨念沸騰、叛者極眾，但畢竟還是盛極方衰、震懾力尚未完全消散。
如今的突厥默啜則就遠不如當年，三受降城建立之前突厥軍眾還能屢屢內寇，聲勢很是不弱。可默啜執掌可汗大位后所發動的第一場戰爭便以慘敗告終，之后更被三受降城攻防體系隔絕出了漠南。
過往數年如果不是大唐忙于內政休養與同吐蕃交戰，甚至都不會給默啜留下喘息之機。如今突厥勢力還殘存多少，那要大戰過后才有定論，可若是講到對外的影響力，那真是拍馬都比不上頡利時代。
所以大唐在戰前的統合與孤立工作也進行的極為順利，樞密使郭知運在將諸胡助戰勢力人員整理一番后便進奏道：“此番征事，諸賓胡凡所助戰之眾合十五萬七千余眾，所覆諸胡邦主、羈縻州府共一百八十…”
這個數據早在長安的時候便已經有所匯總整理，轉駕東都后又有增加，所覆及的已經不只是大漠南北諸胡部勢力，還包括其他各個凡大唐勢力能夠影響的范圍地區。
李潼聽到這個數據，臉上也流露出欣慰的笑容。國之大事唯禮與兵，平常時節說大唐國力與影響多么強盛，總是缺乏一個直接的體現，但在這樣的征戰大事上則就體現的頗為具體。
早年他御駕親征、與吐蕃交戰青海，雖然也廣有群胡助戰，但跟當下這個數據相比差的不是一星半點。如今除了賓屬關系更加緊密的胡部勢力之外，大唐都沒有特意向群胡下達正式的征召令，但這些胡部便已經踴躍的參戰。
這背后所體現出來的，自然是大唐的國力與震懾力較之開元四年時期都已經有了長足的進展。
許多人或許覺得如今北征與突厥大戰在即，朝廷不該在五月關中掀起一番整頓入唐胡眾的風波，橫生枝節之余還破壞了大戰前夕的內部穩定，逼得諸胡要投靠突厥共同對抗大唐的威逼。
但這種想法實在過于簡單片面，且不說諸胡本就畏威而不畏德、并不會因為包容放縱就會對大唐親近恭順，關鍵是此前朝廷所整頓的胡人與大戰前夕所需要統合的胡部勢力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那些入唐的胡人或是各自出身不同的部族，但他們有一個共通點，那就是逃離了原本的部族環境而投身于大唐國境之中，借助大唐所提供的庇護擺脫過往加于其身的酋長邦主控制。
以往大唐在這方面管控乏力，各方入唐的胡人也是絡繹不絕，這本就是在削弱周邊諸胡勢力的一個過程。現在大唐立法分明，對入唐諸胡的管控更加嚴格周詳，一定程度上也遏阻了諸胡入唐的風潮。
對那些頗具勢力的周邊胡酋們而言，他們非但不會覺得大唐各項治胡律令的頒行過于嚴格苛刻，甚至心里還隱隱希望這方面的律令能夠更加的酷厲一些。
畢竟這些政令只在大唐國境之內實施，并不會覆及到他們各自的部落領地，無論再怎么嚴格，對他們的觸傷都少，更可以此證明大唐也并非法外的樂土，讓部眾們不再熱衷于逃散入唐。
早年大唐每有征戰需要征召周邊胡部勢力，甚至還會下令州縣官府驅逐境內的逃胡，并勒令禁止招納胡人奴婢。
如今國力不同以往，姿態不需要做到那一步，但加強對境內胡人的管理，其實也是對周邊諸胡部勢力的一個示好。
決定腦袋的從來只是屁股，卻從來不是種族血緣，那些胡酋邦主們絕不會對入唐胡人的處境不妙而感覺到同情與悲憤。
在這長長的賓胡助戰名單中，李潼發現了一個比較古怪的存在，指著名單中一個字號有些訝異道：“倭國使者還沒有離境歸國？”
倭國向大唐遣使也是頗有淵源，不說更久遠，最近一次就是在開元七年圣駕轉到洛陽、重點處理與新羅的糾紛時，倭國遣使抵達洛陽。
雖然后世有關倭國遣唐使的研究頗多，但在當下這個時代中，倭國在大唐的朝貢體系中存在感實在不強烈。
一則是倭國本身的勢力不足可觀，最大的手筆就是在大唐攻伐百濟的時候，倭國助戰百濟，結果就是在白江口一戰被劉仁軌打得大敗虧輸。也是出于對三韓問題的重視，大唐才在白江口一戰后特意遣使倭國加以訓斥。
二則就是地緣環境使然了，如今的大唐疆域野心還僅止于陸地，更熱衷于同大陸上的強權勢力爭鋒對抗，但對海外的邦國勢力則乏甚熱情，還沒有產生什么征服欲。
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這一時期倭國遣唐的使者素質猥下，對大唐的風物禮儀與文化所知甚少，即便有所交流，往往也都是雞同鴨講，交流的效率低下至極，所以朝廷往往也都懶得應付。
包括開元七年倭使入朝，李潼也并沒有正式召見，只是責令鴻臚寺負責接洽，至于究竟交流了什么，他也早已經拋在了腦后，起碼是不足以對時勢產生什么影響。
但也不得不說，倭人雖有各種劣性，但學習能力是真的強。
歷史上幾次遣唐使都乏甚成績，可是到了開元年間，對大唐的風俗禮儀文化便有了深入的了解，更涌現出漢名朝衡的阿倍仲麻呂這樣出色的遣唐人員，在大唐士林中都享有不低的聲譽，同當時的士林人物也締結了不淺的友誼。
李潼作此發問，是因為在名單中發現了倭國的身影，倭使粟田真人上表朝廷，以武士三百人請求參加大唐攻滅突厥的戰事。
如果不是因為名單中有出身標注，李潼看到這名字的一瞬間還以為自己恍惚間又穿越到修真界面。略作回憶才想起來開元七年的倭使同樣也是這個名字，所以才有此問。
宋璟聞言后便起身笑語道：“倭使的確沒有離境，開元七年入朝不得召見，又因彼時同新羅頗有開戰氣氛，不敢循渤海航路離境歸國，便南下揚州盤桓未去。聞知圣駕將要再赴洛陽，倭使便自揚州重返洛陽，早月余之前便已入城，幾番遞告表書，但臣別事纏身，也未能抽身接見。”
“倭使入國幾員？此番助戰三百員，莫非已經是使團全部？”
李潼聞言后又笑語問道，而宋璟也沒想到圣人會對這海外倭奴國如此感興趣，并沒有將倭國人事相關記在心中，歸案翻閱片刻才又開口回答道：“圣人所料不差，倭使入國員眾三百零八人，逗留揚州時老死三人，此番奉表助戰，應是其凡所扈從盡數列甲。”
聽到這回答，李潼更是一樂，區區三百人甚至湊不成一個營，說句不好聽的，可能某一場斥候游擊的遭遇戰就能直接被干掉團滅。
但勢力雖然不大，這份態度卻是滿滿的殷勤赤誠，李潼于是便又問道：“如此殷勤表現，想是訴求不小，倭國此番入使，所求究竟何事？”
這一次宋璟倒不需要再歸案補課，開口回答道：“倭使之所訴求，一在倭國名號猥瑣不文，懇請圣人另作封賜，二在其國民愚不知禮，懇請朝廷能夠招納其國貴胄入國學受教，三在懇請朝廷赦免流亡其國百濟殘眾悖逆之罪。”
倭國這個名號自漢時便有記載，后世更挖掘出東漢光武帝賜封倭奴國王金印。往年倭國封建不興、制度全無，這樣的名號也沒有什么特別的感覺。
可是隨著上層人物智慧漸啟，便漸漸的有些瞧不上這個舊號，所以屢屢請求大唐能夠更改其國名封號。
李潼對倭國歷史了解不多，只知道眼下大體應該處在所謂的奈良時代，至于日本這個名號的來歷也是不甚了解。后世倭國漸強，倒是頗有考據論證日本這一國號并不來自大唐之所賜封，而是其國本源誕生。
但無論倭國自己怎樣叫法，眼下想要在國際上獲得存在感，也只能訴求于大唐，大唐稱你是倭，那也自然只能是倭。
拋開這個國號問題不說，對于倭使后續兩個訴求，李潼倒是頗有想法。
他對眼下便征服倭土、封遠建制倒是沒有太強烈的期待，不過文化上的輸出倒也可以進行，如今國子監的留學生品類數量不少，再增加幾個也不是什么大問題。
至于說赦免逃亡倭國的百濟遺民，也足以體現出倭國悠遠流長、欺軟怕硬的國民本性。
白江口一戰之前，倭國自是不可一世，認為自己海外雄國、需要亮一亮臂膀，甚至想干涉三韓局勢，就連倭國君主都想來一把親征，結果還沒出征就掛了，沒能看上一眼自家戰船被燒火焰是多么燦爛。
白江口一戰結束后，倭國便徹底安順下來，不斷頻頻遣使謝罪，對大唐在東北的經略動向也是分外關心。
此前大唐在與新羅交涉過程中重建了熊津都督府，再次收回百濟故地。這還沒有對倭國產生直接的威脅，倭國便忙不迭入使懇請朝廷能夠赦免其境中百濟亡眾，唯恐被這些百濟人連累將災禍招惹到本土。
眼下的李潼也的確無意于更向海外經略，總得給后代留下一點事情去做。若后世子孫不夠給力，那即便搭好一個事情框架，也無非勞民傷財的一代之政。
但話雖如此，李潼也想試探一下倭人的承受底線在哪里，略作思忖后便說道：“百濟殘眾兇悍難馴，為逃法律制裁竟然逃遁海外，倭主貿然納之，焉知是福非禍？
其國與我雖舊有隙，但近年所持賓服姿態亦甚恭謹，不忍見其養患國中而不加施救，著令有司與倭使計議于其國遠濱擇地設府、圈管百濟逃亡之眾。若事不行，亦不必強令，來年其國因此滋亂，勿謂言之不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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