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元四年的下半年，許多大事集中爆發，所幸這些事情基本上都是正面的，雖然朝野繁忙，大方向則是積極向上的。
人是容易受環境影響的生物，哪怕身為帝王也不例外。所謂三人成虎，當某一環境因素頻頻被身邊近人加以強調，自然就能影響到人對環境整體的判斷。
越身在高位者，對環境的感知其實就越片面。譬如眼下的李潼，青海大戰的勝利讓他的威望達到一個新的高度，但日常身在宸居，其實做不到對整個帝國方方面面了如指掌。
想要保持清晰準確的認知，首先自己的頭腦要保持冷靜，要擁有在諸多歌頌聲中提取有效訊息的能力。其次便是擴大了解訊息的范圍，對各種渠道得獲的信息進行交叉對比的分析。
身為一個帝王，自然是凡人能夠達到的最高榮耀，但這個位置同樣也是各種欲望與紛爭交織匯聚的一個焦點。所以一個帝王真實的心境，往往都是慎重且孤獨。如果覺得萬事順心、全無憂懼，那么離出問題也就不遠了。
樂高腳程極快，往返也只用了不到半個時辰，再次返回延英殿時，身后跟著兩名侍者，搬抬著一個盛裝文書的半滿箱籠。
集英館眼下還并不屬于正式的朝廷官署，雖然具有近侍備問的性質，但仍然沒有參與到正式的朝議系統中來。
這樣一種存在狀態也是有利有弊，壞處顯而易見，那就是不能插手正式的上下奏對與文書往來，譬如李潼要向外界發布什么命令便不能通過集英館，因為沒有法律效力。而臣下們向上進言，同樣也需要中書門下的轉呈。
好處則是集英館眾人對圣人的依附度更高，而且沒有固定的朝軌章程約束，所以對咨詢的獲取與傳達要更靈活一些。圣人與集英館諸眾之間針對時勢的交流商討，甚至就連宰相都無從參聞。
也正是因為這樣一點便利，李潼才沒有急于將集英館納為正式的朝議與供奉機構。
此前外朝群臣之所以反對將集英館事員履歷記錄在官資中，并不是反對集英館這一存在，而是希望能夠盡快將集英館納入系統中，如此才能明確集英館到底在做什么。
眼下集英館除了收錄圖書文籍并培養一些圣人欣賞的少俊人才之外，還有一個作用就是訪探朝野逸聞、收錄成籍，納入禁中。說的更直白一點，那就是搜羅時事八卦，然后向圣人打小報告。
這種作用還不等于御史的風聞奏事，因為御史凡所言奏自有流程，哪怕再怎么荒誕的奏事，都具有著法律效力。
比如說貞觀年間，長孫皇后去世，百官致哀，許敬宗這家伙好死不死的見到歐陽詢相貌丑陋而大笑起來，結果遭到了御史的檢舉揭發，直接被貶出京。
可若這樣的事情是由集英館上奏的話，僅僅只是皇帝知道了這么一件事，真想加以懲罰的話，還要著御史上書彈劾，才能執行懲罰。
不過這樣的存在也不可長久維持，一則他對集英館有著更大的寄望與用途，不能一直當做八卦來源地，二則這種事務對士流而言也的確有傷風評、格調不高，若遲遲不能融入到朝政系統中，漸漸的對真正有抱負的時流便也失去了吸引力，會讓集英館真的流于奸佞幸進者聚居地。
之前李潼跟宰相們透露明年將要新修律法，還沒說的想法就是讓集英館也參與其中。
集英館眼下是他的私人幕僚群體，對于他的意圖與理念了解自然更深刻，而且集英館諸眾的見識是真正能夠下沉閭里，并不是單純的經學門徒。在修訂律法的過程中，便能很好的顧及到市井下層的訴求與管理。
書文送上來之后，李潼便開始翻閱起來，因為并不是正式的文牘奏對，內容所涉也是五花八門，李潼看起來心情便頗為輕松，像是閱讀市井氛圍濃厚的唐人筆記，而不是關乎家國大計的嚴肅奏章。
文人獵奇，所涉也頗多士林逸聞。李潼翻起第一篇文書來看，入眼便是今年長安詩壇的一些趣事。
這其中第一則故事，便是詩壇名家的宋之問入京，寓居于終南山，京中士林多往拜訪，宋之問過去幾年的一些詩文也流傳出來，獲得不少時流的稱贊推崇，號稱圣筆制律、宋詩雄發。
宋之問的詩才自是不俗，原本歷史上便是唐人律詩定式者之一。不過在當下這個時空中出現了李潼這個掛比，將律詩格式的成熟大大推進，再加上身份的特殊，律詩定格的榮耀自然歸于圣人，沈宋都無緣此幸。
不過宋之問這家伙也的確宦途不幸，早年李潼在洛陽與武氏諸王斗法時，其人還曾參與進來與李潼斗詩。但因為見機縮頭得快，彼此摩擦沒有繼續升級。
之后李潼便沒有對宋之問更多關注，但時流卻沒有忘記這家伙，神都革命、相王當國之際，宋之問也沒能免于清算，被一紙發配遠疆，輾轉數年，如今才得歸京。
文人墨客往往宦途不幸的時候便會詩情勃發，李潼看了看文中載錄宋之問流放期間的一些詩作，發現已經不乏其人晚期風格成熟的詩作，諸如《晚泊湘江》之類的名篇，也的確配得上時流的稱許。
但這還不是宋之問歸京后身上所發生的最大逸聞，隨著其人名篇屢傳，不乏好事時流希望能夠幫助宋之問輯錄成集、刊行天下，助此文墨盛事。
但這件事卻被另一名詩家破壞，那就是與宋之問齊名的沈佺期。不同于宋之問的宦途落魄，沈佺期如今高居太常少卿，更管理著如今大唐規模最大的印刷機構，隸屬于翰林院的華文館。
大唐的雕版印刷發展多年，但是因為還沒有形成穩定的產業體系，所以如今雕版刊印的機構主要還是官方在經營。
這其中華文館便是最大的出版機構，各種詩文圖書半數都由此出，沈佺期作為當司主官，什么樣的書籍可以出版便由其人決定。
當有人將宋之問的書稿投送華文館時，卻被沈佺期直接給否了，理由是：宋某舊所經歷，世道知者并非二三，既遭流配，概有緣由。章句之內唯見幽情濃厚，不見痛悟舊非，其欲比于屈子？又目誰為楚臣？如此怨切文字，不當列于錦繡華文、刊示天下！
所謂打人不打臉，揭人不揭短，沈佺期這番評語，不說對宋之問詩文的貶低，單單這舊賬掀的就足以讓宋之問無地自容。
“沈學士官祿見厚，氣量見狹啊！”
李潼看完這樁軼事，忍不住笑語說道。
沈宋本是齊名，早年官職履歷也大致相當，講到才名的話，沈佺期較之宋之問甚至還略勝一籌。可是隨著世事變遷，兩人處境卻發生了極大的差距。
不說風云變幻之際各自取舍，如今沈佺期已經是開元新朝立朝四品，但宋之問沉寂下僚，邀天之幸才得以全須歸國。
仕途不幸詩途幸，沈佺期高在通貴之后，創作力頗有衰減，起碼是比不上宋之問逆旅之中才情勃發。講到詩辭藝術上的造詣，不需輿情評判，僅只李潼自己，便可以看得出，沈佺期其實已經遜色于宋之問。
不說沈宋之流自我感動而有所創造的詩家，就連李潼這種掛比，隨著世道日益昌盛，那種憤而作歌的情懷都日漸低迷。所以說藝術之有所發展，泰半源于不幸啊。后世某點暢銷，放量唾棄，總是不錯的。
李潼雖然笑言沈佺期氣量不大，但其拒絕宋之問詩稿刊印的理由，卻并不覺得有錯。人的感性泰半大于理性，大多數時候，只是需要情感的宣泄，但并不需要了解事務之得失。
屈原之《離騷》，的確是文體之典范，創千古之經典。可是商鞅的變法，卻早在《離騷》之前，便已經成了秦國之政令。憂憤的確能引起人情感的共鳴，可世道所需要的，終究還是得失之判斷。
商公已裂，屈子新生，若果有經世之才，不至于屈奏騷情。秦國黔首尚能積功以進，楚國貴胄竟然遠在江湖，你不死誰死？
李潼嘲笑沈佺期因為度量狹隘不準宋之問的詩文刊印，那是出于文學的角度，覺得宋之問的詩文的確頗具美感。
可是作為一個帝王，他則能從宋之問詩文頗得追捧而看出世道之內仍然大有自覺不得意之人，將自身的落魄歸咎于時代的不公，所以幽憤不平。
一個時代的審美趨向，大致可以看出價值取舍。宋之問一人之榮辱，并不值得圣人親自垂望，可是其人之際遇冷暖，卻能折射出世道幾人信從。
“嚴審宋某所得幾者關照，人與事畢錄勿遺！”
宋之問詩文造詣多高，并不是李潼關注的重點。譬如后世一個流量的價值體現，也并不在于他能囊括多少韭菜，而在于它能標定出多少亟待處理的社會問題。
宋之問的詩辭造詣的確不俗，但大多數人也如李潼一般止于欣賞。可若背后有什么超出常規的力量推動，那就需要仔細查一查，它要向社會傳遞怎樣的價值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