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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79 靖國格式,宮門立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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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說當然不可能害喜,而且就算是,也絕無可能跟徐俊臣有關系,兩人出身、秉性種種俱差距懸殊,根本不可能尿到一個壺里。

  至于張說為什么會是這樣一幅凄慘模樣,那完全是被嚇的。李潼尚未監國之前,給了張說一個辨察使職,隨著入朝執掌軍國大權,相應的使職自然裁撤,職事歸于百司,張說又被任命為事權類似的大理正。

  大理正為大理寺通判官,審覆量刑并掌監決,過往這段時間里,每天有一半的時間都待在南市刑場,睜眼閉眼都是血肉橫飛的場面,本身就已經承受了極大的壓力,苦不堪言,偏偏還被徐俊臣這家伙給盯上了。

  徐俊臣搞張說的法子也很簡單,在將都畿諸寺觀查抄一通后,這家伙歸朝擔任光祿丞,主要負責諸司官員工作餐的準備與分發。于是張說每天在刑場看厭了血肉模糊后,歸廨堂食所見又是掛著血絲、半生不熟的牛羊肉,他又不是心理變態,能有胃口才怪。

  這種小事也不值得向上打小報告,而且靖國時期皇城諸司人員激增,凡所在職俱需優給堂食,幾千人食料供給難免會有忙中出錯,算不上什么大罪過。張說這里吃不下,其余衙司官員們對徐俊臣的辦事能力反而風評頗佳。

  所以哪怕吐得肝腸寸斷,甚至被力役抬到政事堂奏事,張說也沒提及此節。

  倒是心懷不軌的徐俊臣屁顛屁顛跟上來,詳細奏報失職,主動向監國請罪,之后便一臉熱切的等待監國處理。那點小心思也很清楚,就是張說個瓜娃子不行,還是我徐某人殺人如麻、面不改色,不想再當食堂大總管,想要調回原職。

  對于徐俊臣的這一點小心思,李潼的回復也很簡單,就是讓他滾。徐俊臣的確是一把好刀,但眼下還不是出鞘的時候。

  現在朝廷雖然量刑殘酷,但凡所大辟之刑俱罪證確鑿,三審五覆即成鐵案,根本就用不著再去羅織罪名。所以李潼選擇的司刑官員也都是朝野公認的正直之士,諸如刑部侍郎杜景儉、大理少卿李日知等,這些人哪怕在酷吏橫行的武周時期,也都是司法界中的正義榜樣。

  這當中還有一個人值得一提,那就是聽訟惟明、持法惟平的徐有功。李潼并不是因為徐有功早年曾營救他四叔丈人竇孝諶一家而棄用其人,而是徐有功在過去的動亂中不幸遇害。

  原因說起來很可笑,徐有功去年曾經短暫拜相,雖然很快就被罷免,但作為宰相榮耀標志的沙堤也從天街上鋪到了坊邸家門前。門前列戟,沙堤出行,便是朝廷重臣的標配,所以在動亂伊始、南衙禍亂全城的時候,徐有功一家便被盯上了。

  別的大臣要么族人眾多、要么廣蓄門仆,即便有亂卒登門滋擾,不失自保之力。可徐有功卻真沒有,既非大族出身,久掌刑司也是得罪人的差事,拜相不足一月被免,除了一條沙堤亡命路、什么也沒留下,于是便成了神都動亂的犧牲品。

  總之眼下雖然用刑苛猛,但俱非亂命,把徐俊臣發用有司,反而會因其酷吏名頭搞的人心惶惶,讓人質疑典刑的公正性。

  只有當顯眼的果實摘干凈了,而朝廷仍有深作肅清的需要,李潼才會考慮將徐俊臣重新調回刑司,眼下就老老實實當個食堂大總管,在官員們飲食上積攢一點口碑。等到陳子昂趕到洛陽后,再搞點橘枳之論,搞一下朝廷團隊精神方面的建設。

  “臣慚愧,懦性深在,不合刑名之威…”

  被徐俊臣一番刁狀揭短,張說蒼白憔悴的臉上也滿是愧色,并不無忐忑的伏地請罪道。

  “君子懷仁,所以遠庖廚以避殺,不可稱懦。此前從權付事,未以辨量為先,道濟毋須因此自責。”

  看到張說這倒霉樣,李潼也有些不忍,稍作安慰一番,然后便接過張說所遞上來的今日處決名目,稍作翻看。

  當視線落在宗楚客名字上的時候稍作停留,著人將相關卷宗取來又細覽一番。宗楚客坐罪通藩謀逆,是韋承慶同黨之一,抄沒其家時又查發贓錢巨萬,且家中廣有大內禁器文物。其家居洛南旌善坊,就是為了廬陵王入都后就坊張設儀仗而后奪端門入宮。

  但是很可惜,廬陵王過城而不入,身體里血脈天賦被激活,偏偏要走北門,浪死在了北邙山中,宗楚客所作的接應布置自然也就沒有排上用場,成了把一家人送上法場的鐵證。

  李潼單看宗楚客卷宗,跟宗楚客本身也沒有多大關系。畢竟后世對宗楚客的認知更多的也不是他中宗一朝權相身份,而是他的孫女婿李白。

  李白這家伙,熱衷于娶宰相孫女,而不巧的是,其人兩個夫人所出生的家族,在洛陽此次動亂清算中都被包了圓。其首任夫人是譙國公許紹的后人,但很不巧許紹的孫子參與了潛迎廬陵王的事情,已經比宗氏早幾天上了刑場。

  李潼不知道李白這兩次婚姻有沒有經濟方面的剛需考量,如果有的話,那現在看來這位盛唐詩仙似乎有點生機渺茫啊。現在也只能盼詩仙魅力出眾,不止能混到兩家軟飯了。

  原本李潼還打算看在詩仙的面子上,給宗氏家眷們稍作優待,但在將卷宗翻看一遍后,又很快打消了這一時的雜念。

  最近這段時間里,洛陽城內雖然刑殺不斷,但整個清算的工作量完成還不到一半。并不是他生性殘忍濫殺,而是這一場禍亂所裹挾的人事實在太多了,單單罪犯謀逆的名單,他手里就掌握著四份之多,分別是裴伷先所獻廬陵王謀反、張說所獻綦連耀謀反、綦連耀官爵賜給以及北衙嘩變等名單。

  這幾份名單雖然也頗多重合,但所囊括的時流范圍無疑是驚人的。而且整場清算,還不僅僅只是一個政治問題,還是一個集軍事、經濟與民生等等于一身的綜合性問題。

  如此大規模的清洗,當然不可能亂殺一通,如果沒有一個整體的策略與節奏,很容易就會演變成群體性的恐慌。

  所以除了已經群眾俱知的綦連耀偽官與北衙嘩變之外,裴伷先與張說所獻名單,李潼全都沒有給付刑司,刑訊的時候也盡量控制案情的延伸,一旦案情查發足死,即刻斬首。

  看起來雖然刑殺頻繁,但卻避免了株連泛濫,容易讓人滋生出僥幸之心。甚至有的案件在審訊過程中有擴大態勢都即刻叫停,轉以別罪論刑。畢竟該殺誰、不該殺誰,李潼心里門清,但范圍與節奏必須要掌握在自己手中。

  今日處決名單批閱之后,便于堂中一式三份傳抄出來,一份留堂編入時政而后發付史館,一份發往門下,一份發往刑部,各自留司。本來御史臺也要送去一份的,但臺院官員也屬于廣義上的供奉官,現在已經完全成了一個空衙門。

  趁著文吏們傳抄文書之際,李潼又望向了張說吩咐道:“張郎文學雄達,錯給刑司,確是失人。今朝事愈繁,孤智見短,尤需廣擇館學才士以補周全。惟舊館有犯先人所諱,使我不敢擅借智力。且于東華門另置館堂,以資詢問。張郎即日解職事此,舊府侍員入都之前,一定要擴定館堂。”

  張說本來蔫蔫的沒啥精神,聽到這話后頓時眼神透光,忙不迭伏地謝恩:“臣多謝殿下恩賞,一定不負所用!”

  眼見張說如此反應,李潼也是微笑點頭,手書“集英館”三字,并當堂授給張說集英館督造使職。而另據一案正伏案做事的姚璹在聽到這一樁任命后,忍不住抬頭看了堂上的監國元嗣一眼,然后又連忙低下頭去繼續批閱。

  李潼之所以另創學館,原因也很簡單,就是要集權。他四叔李旦恒死于北邙雖然打亂了他的布置,讓他不得不提前恢復朝廷諸司人事結構,但也并沒有就此放棄組建新班底的努力,只是將集權攬權的意圖細分步驟。

  首先他所任命的七員宰相,除了楊再思以中書侍郎職入政事堂之外,其余六個各有本職事務,全都不是兩省官,換言之除了政事堂這一個場合,諸宰相幾乎全都沒有別的身份與權力質疑他的決定,將最上層的摩擦矛盾集中于政事堂這唯一一個場所。

  其次以備問失職為名,直接停了自兩省以降諸供奉官職,只保留六部九寺等政事官,讓朝臣們埋頭做事、拼KPI,不要高談闊論、唧唧歪歪。

  這樣的人事結構當然不合理,特別中書、門下兩省直接放空,甚至就連基本的制敕宣令都不具備法律效應。但李潼也沒辦法,供奉官這一群體主要是嘴上工夫,而且普遍具有一種侍從性質,他們對舊秩序的忠誠與服從性質相對更高,真正的事務權不大,話語權卻不小。

  如果這一群體繼續保留下來,朝廷必然會有大量的精力損失于內耗中,這顯然無益于事,索性全都停職,埋頭做事、不論是非。

  但這么做也不是沒有惡果,首先是朝廷政令決策的章軌法禮性無從體現,其次就是大量的事務決策匯聚于最高決策層。

  法禮性倒是好解決,無非是群臣的認可度高低,《靖國格式》的頒行,奠定了這段靖國時期從權從宜的一個整體基調,恩惠普授也讓群臣們對此保持高度認可,不會動輒唱反調、氣抖冷,凡所在事者都是這一個利益共同體的一員。而且凡所令式頒行,只以“靖國”加署發付有司。

  超強的工作量與超快的考課節奏,也根本沒有給他們留下思考、討論的時間。而原本該由門下省、御史臺與吏部共同負責的考課工作,在《靖國格式》中直接將每旬小考的權力暫給各司,再由各司呈交吏部,以作為銓選的一個標準,而五品以上的給授則仍保留在朝議中。

  《靖國格式》本身就是一種獎賞激勵的臨時制度,是為了能夠讓朝廷平穩的渡過這一段特殊時期,讓朝臣群體都能盡量的參與進來。

  諸司職事有輕有重,除了正常有益定亂復治的事務之外,為了讓諸司都能保持忙碌運轉,李潼甚至都做出上午讓一司將物料計點存入官倉、下午著另一司取走的制令。總之,你別閑著。

  這樣當然會造成大量人事資源的浪費,可問題是,人一旦閑下來腦子就要撒野、嘴巴就要發瓢。千人則千面,上一刻是虎狼,下一刻是賢者,天使與魔鬼,都是無聊者自我加戲。

  在大目標明確無疑的非常時期,討論資源有沒有達到最優配置,都是廢話。人人充實忙碌,一份辛苦、一份收獲,這就是最基本的人事運行邏輯。

  更何況,在他四叔當國這幾年里,朝廷的確是積沉了大量民生相關的事務亟待處理。而李潼也確有眾多改革之計,雖然眼下洛陽朝廷仍是一副政令難出河洛的狀態,但這并不妨礙相關的行政構架與資料籌備的進程。

  比如說舊年行臺試行兩稅法,推行起來戰戰兢兢,是功是過也沒有一個標準參考。

  可是現在,他就可以著戶部、司農、太府、少府等諸司聯動,將過往十年間諸道租調、課錢并雜捐收支,以及諸州常平倉逐年盈虧等相關舊籍統統整理出來,從而為下一步的改革打下一個理論基礎。

  而且這些故紙舊籍中,也隱藏著朝廷維系整個天下統治的秘密。諸州租調幾月起運、幾月入都,一年兩年或還看不出什么,時間維度一旦拉長,對于接下來諸州或會爆發的叛亂事宜就是極為珍貴的軍機資料。

  官員們的情緒激勵與人力發揮或還好辦,可是政事堂案卷雜積卻是一個讓人頭疼的問題。百司辦事效率提升上來,但上層決策效率卻嚴重跟不上,特別是隨著諸供奉官停職,許多原本下沉的事務決策涌現上來,這就給政事堂工作造成了極大的麻煩。

  李潼敢廢了原本朝廷的供奉官,當然也是有底氣的,因為他本身就有一個行臺幕僚群體。

  這才是李潼已經磨合成熟的起家班底,使用起來自然也更加放心,等到這些人悉數入都,自然能夠極大緩解眼下所面對的局面。而且朝廷現在保留下來的全都是政事官,行臺僚屬們歸都之后也能避免話語權上面的爭吵糾紛。

  要抓權,先辦學,這也是他們李家的優良傳統,絕不只有玄武門事變的一招鮮。比如他太爺爺李世民的秦府十八學士,比如他奶奶的北門學士。

  李潼在這方面自然也不落人后,早年便有履信坊故邸西園學士為他在士林培養人望,但隨著他離都數年,西園舊人也泰半離散。坐鎮長安時又組織了王府直學士,作為他的參謀秘書班子。

  不過眼下是入朝執政,所面對的層面遠遠高于原本的行臺,當然也要做出一定的調整,不能再是以往的草臺班子。

  比如他太爺爺李世民,在登基之后便將王府學士調入門下省的弘文館,以分門下之權。唐玄宗李隆基也將翰林院扶植起來,以分中書之權。

  李潼于原本的館學之外再創新館,理由也是很充足的。

  東宮崇文館本名崇賢館,犯他二爹李賢名諱,雖然已經改了,但想想還不是滋味,而且他直接監國,沒有位在東宮,出入走訪都要經過慈烏臺,不免又是涕淚橫流。門下省弘文館那就更不必說了,他大爹不答應。

  所以在東華門再創新館,這也沒什么好說的。誰敢逼我不孝,我得亮刀子給他看看!

  新創學館以安置幕僚,這也只是第一步的操作。下一步還是要把中書省下屬的翰林院給搞起來,以分中書省權力,讓朝廷權力分配更加健康或者說更有利君王。

  畢竟中書省既掌制誥,又是政事堂首席,權力實在太大了。武周一朝,中書侍郎就是出事幾率最高的宰相位置,張柬之在中書省倒是沒出事,結果他把皇帝辦了。

  就連他四叔李旦都懂得給他一個中書令虛銜,以免朝中出現寡頭獨相,但結果還是被韋承慶搞反了車,由此可見中書權重,已經成了一個君王一打馬虎眼就有可能噬上的職位。

  不過中書久掌制敕,其權威性早已經深植人心,并不好貿然切割職權,特別是在眼下這樣的敏感時期。

  所以李潼在任命宰相的時候,唯獨把中書侍郎這個職位給了楊再思,就是為了要借中書省的積威來宣發制敕,對中書省事權的剝離也只能從長計議。看起來區別不大、一樣榮寵的職權給授,里面也是不少心機。

  張說這段時間斷案監刑,做的全是有損人望陰德的事情,眼下總算上岸了,且一看這新的職事就知前途光明,自然是笑逐顏開、感激涕零,手持任命文書,一路吐氣揚眉的離開了政事堂。

  對于張說這個小滑頭,李潼也是有所保留的。這小子出身洛州本地豪強,本身又素質極高,交游廣闊,很得朝野大佬們的看好,所以此前李潼才付之刑用,壓一壓他的人望。

  眼下把集英館書院事宜交付給張說,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想要讓幕僚們入都后即刻參與軍政事宜,不僅僅只是給他們一個館堂開會那么簡單,章軌、圖籍等一應事物都要先安排好,事情繁瑣且重要,張說深諳朝事運作,能力也的確不差,正好合用。由他進行籌備,也能讓集英館人員就位后能夠盡快行上正軌,發揮出備問咨詢的智囊作用。

  畢竟眼下掌權版圖陡然擴大到整個天下,就算眼下朝廷中還有不少心腹之人,但需要安插的關鍵職位更多,人事安排上,李潼也只能緊巴著用。

  天黑后,諸司往政事堂運送文書的頻率終于有緩。李潼又事分緩急的批閱了一部分文牘后便暫時停了下來,趁著用晚餐的時候,召來幾名將要外遣的官員稍作談話叮囑。

  眼下朝臣大半留宿于皇城中,召見倒也方便。政事堂外廊食堂里,餐食剛剛奉上,李潼所召見幾人便紛紛趨行入堂。

  詢問幾人已經進餐后,李潼也不再客氣,抓起一張胡餅三兩口吃下去稍作果腹,趁著喝茶消食的時間才與幾人談起正事:“各自告身、驛程已經領到?明日起行可否?有何疑難,直須告來。”

  幾人分別是鄭杲、房融、徐堅等,他們所外任主要是黃河以南的諸州刺史、縣令等,特別是運河沿線州縣。

  雖然監國伊始,李潼便對外州官事進行了一番大調整,但他心里明白,這些都不過只是耍花槍、嚇唬人的把戲,幾員大都督府長史或是太皇太后舊臣、或是監國故人,給人造成一種天下盡在朝廷掌控的錯覺。

  唐家初定天下的時候,大都督府的確權力不小,跨州連域的掌控一方軍政事宜,較之中唐節度使不遑多讓。但自從天下完成統一之后,大都督府職權越來越被壓縮,諸州大都督多為親王遙領,政事逐漸歸屬各州,大都督府也逐漸的退化為一種尷尬存在。

  如果諸州確有不服朝廷、果然發生叛亂,單憑諸州大都督府的確很難鎮壓。但造反也不是說干就干,諸大都督府人事任命多多少少還是有一定的震懾性。像嶺南、山南等地,能嚇唬住當然最好,就算嚇唬不住,短期之內也不會造成太大風波。

  正因為明知是花招,所以篤定會發生亂子的河北,李潼壓根就沒有做什么人事調整,就算他親領冀州大都督,該發生的還是會發生。

  但有的地方還是需要更加重視,那就是從揚州到黃河這一片區域。因為這一片區域早在垂拱年間,便先后發生徐敬業造反與李唐宗室叛亂,民眾略有習亂之俗,而且大運河直貫南北,也是接下來為朝廷輸血的最重要通道,所以需要更加的慎重。

  因此李潼對于這一片區域也沒有泛而統之的調整,雖然任命格輔元為揚州大都督府長史,運河沿線州縣也都分派親信前往治理。除了任命幾人就治州縣,甚至還從眼下都畿未稱充裕的兵力中抽調千余人,沿途護送他們入州。

  幾人也都心知此行責任慎重,并不僅止于拍胸保證的表態,而是立足現實,各自提出一些切實的需求,李潼也都盡量滿足。

  見過幾人后,夜色已經極深,李潼剛剛回到政事堂坐定,值守大內的楊思勖便匆匆登堂,入前耳語告是神都苑中隱有火光蔓延,應是宮人作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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