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歇的手段其實完全就是在綁票勒索，但是和一般的綁票不一樣的是，他并不要求被綁票的人拿出贖金來，而只要求他們“揭發出藏著叛國者的錢的人”。而且他告訴每一個人，如果能在前五十個之內“提供線索”，那么他不但能證明自己是“共和國的忠實的支持者”，從而理所當然的離開監獄，而且還能從富歇找到的叛國者的錢當中獲得一部分獎勵。
這顯然是赤裸裸的在挑撥離間，但是這時候，被關在監獄中的那些囚徒，卻是真的陷入了“囚徒困境”。他們當然明白富歇在打什么主意，但他們擔心，如果有人搶在自己前面，把自己賣了，自己白白的吃虧。要知道，落在后面的，損失的可不僅僅是錢，說不定，還有腦袋呢！
無論如何，自己的腦袋，總是比別人的腦袋重要的。所以雖然大家都知道富歇的險惡用心，但是大家還是爭先恐后的“揭發”其他人。于是富歇便按照這些“揭發”，迅速的派出人員，將這些財富“依法沒收”。有了那些“貴族叛徒”的配合，他在沒收資產方面的效率高得出奇。這樣不過幾天時間，富歇就搜羅起了比羅伯斯庇爾想象的還要更多一些的財富。接著富歇又砍掉了幾百個“證據確鑿的叛國分子”的腦袋，并順手沒收了他們的財產。同時還在馬賽貼出了一份嘉獎令，對那些在這次“貴族的陰謀活動”中，忠于共和國，并為粉碎貴族們的陰謀而立下汗馬功勞的“共和國公民”加以表彰。
緊接著，這些“共和國公民”又展現出了非同凡響的革命覺悟，他們紛紛表示，在國家處于危難中的時候，擁有過多的錢財，實在是一件很可恥的事情，所以他們愿意向共和國捐獻出他們的財富，并從此走上自食其力的光榮生活。
斷頭臺不斷落下的刀刃當然令人恐懼，但富歇一向認為，高懸著的刀刃遠比不斷落下的刀刃更能讓人屈服。
到這里，富歇的任務就獲得了相當完滿的成功。如今新的市政機構，排出了貴族和“體面人”的市政機構已經建立起來了，富歇似乎應該會巴黎去復命了。而且，富歇的朋友，埃貝爾和肖梅特現在也很需要他回去。因為巴黎那邊的局面似乎有點不對勁了。
“救國委員會”通過了決議，開放港口和中立國貿易，這些貿易中，很大一部分采用易貨貿易的方式進行。而易貨貿易中最為重要的貨物就是糧食。但是大量的糧食開始不斷出口的后果也很快顯現出來了。在一些地方，原本已經平息下去了的叛亂重新死灰復燃，而巴黎的糧食，雖然依舊嚴格限價，并且保證供應，但是大家也都發現，如今提供個他們的面粉和以前的有了明顯的變化。
這個時代的歐洲人，做面包用的，普遍還是正宗的“全麥面粉”。也就是將整個的麥子，包括麩皮，包括胚芽什么的全都塞進石磨當中一磨，磨出來的帶著麩皮和胚芽的面粉。
在后世，全麥面粉是難得的健康食品，而且現代的那些面包店里面的全麥面包，味道似乎也還不錯。但是在那個時代的全麥面包可絕對沒有這個味道。當然，在那個時代里，能有面粉，能做面包吃，對于很多無套褲漢來說，就已經是很幸福的事情了。
然而，就算是這樣的幸福，也難以維系下去了。無套褲漢們漸漸發現，如今他們買到的面粉越來越重，體積卻越來越小，而且做出來的面包也越來越不好吃，越來越不經餓。
這些面包一口咬上去，經常會有一種怪異的滑膩感，或者是有些粗糙的東西會刮牙齒——這也正常，這個時代用的是石磨，磨出來的面粉中總會摻雜著一些碎沙子什么的的，無套褲漢們都已經習慣了。
但如今的面粉是真的很不對勁。從味道到重量，再到填肚子的程度都有了明顯的變化，唯一沒有變的，就只有價格了。
一個流言在底層當中悄悄地傳播，這個流言說，面粉之所以有這樣的變化，是因為有人在面粉中摻入了很多其他的東西，比如白堊，比如滑石粉，比如木屑什么的。
老實說，在面粉中摻入這些東西，在這個時代，也是常態。甚至可以說，絕大部分的無套褲漢一輩子都從來沒有吃過沒有添加這些東西的面粉。但如今，就連他們都覺得，這些面粉不對勁了，由此可知，如今已經不是一般的往面粉里面摻雜這些玩意兒了，而是往這些亂七八糟的玩意兒當中摻入面粉了。
這樣的行為當然會引起無套褲漢們的反對，他們便依著一直以來的習慣，準備將買面粉的老板掛到路燈上面去。在以前，他們這樣做從來沒有受到過什么認真的阻攔，但是這一次，試圖將買面粉的老板掛起來的人卻迅速的被逮捕，而且接著就被送上了“革命法庭”，并從此之后，永遠都不用為吃飽飯擔憂了。
這當然引起了無套褲漢們的普遍的不滿，以及他們的代言者，巴黎公社的執掌者埃貝爾等人暗中的喜悅。在埃貝爾他們看來，一個讓他們這些“能夠真正的代表真正的人民”的人，掌握法國的命運的機會就在眼前了。
剛剛為共和國立下了大功的富歇，此時也是埃貝爾一系中頗具影響的人物了。如果埃貝爾派的人想要干些什么，足智多謀，能力出眾的富歇，肯定是能幫上大忙的。
然而，富歇卻因為前一段時間，高強度的工作累壞了身體，以至于突然病了，以至于不得不暫時留在馬賽養病。
富歇當然沒有因為太過辛勞而得病。富歇的體質相當的奇怪，當他手握權力，不停忙碌的時候，他的身體總是非常健康的。相反，如果讓他無所事事的休息起來，那他倒是真的要生病了。在原本的歷史上，富歇在那些最忙碌的時候，從來都不得什么重病。但是等他在1816年，因為《弒君者法案》而被迫交出所有權力，流亡國外之后，他卻迅速的被病魔戰勝了。
手握權力，使用權力，對于富歇來說，就是最好的保健方式。
富歇之所以“病倒”，是因為他感到，巴黎的局面，其實并不像埃貝爾想象的那么樂觀。
如今，和1789年那會兒，甚至和幾個月前的時候，都已經完全不同了。布里索派掌權的時候，國民議會中，有大量反對他們的人，這些人拖住了他們的手腳，讓他們無法通過任何的針對巴黎公社的決議，甚至哪怕是保護自己的決議，只要可能降低巴黎公社的力量，就很難在國民議會中獲得通過。比如說，就在巴黎公社圍攻國民議會，并迫使他們通過決議，將二十多名布里索派議員交給巴黎公社之前，就有布里索派的議員提出，要建立一支保護議會的衛隊。但是這個議案在議會中連泡都沒有冒一個就被否決了。
但是如今，“救國委員會”當中，雖然不能說沒有派別，但是他們之間的團結程度卻是要遠遠超過以前的國民議會的。而且他們直接掌握著法國軍隊，他們要比以前的國民議會團結得多也強大得多。
另外，巴黎公社自己的力量也遠不如以前。日夜不停的斷頭臺，以及它象征的恐怖，也讓很多人感到了厭倦。那些真正精力旺盛，英勇無畏的人，又都在此前的一輪輪的征兵中，去當了兵，很多的國民自衛軍的老兵都作為“義勇軍”去了前線，他們不僅自己去了，還帶走了很多的大炮。所以如今巴黎公社手中真正能用的軍事力量反而縮減了。
埃貝爾給國民自衛軍補充了一些人，但這些人，大多根本就沒有什么革命思想，身體素質也不夠好，訓練也不行，若是放在以前，這樣的人根本就進不了國民自衛軍。
這一系列的變化讓富歇感到，如果繼續站在埃貝爾他們那邊，未必會有什么好結果。但如果他這個時候回巴黎，那就等于是在埃貝爾和“救國委員會”之間做出了選擇，清清楚楚地站到了埃貝爾的這一邊。
但是巴黎公社也不是完全沒有機會，而且“救國委員會”也沒有向他發出，不允許他回巴黎的命令（這樣的指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就等于是讓富歇公開表明自己的立場。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同樣也是在給富歇一個站隊的機會。但如今，沒有這樣的指令，自然也就沒有這樣的機會了。這讓富歇懷疑，羅伯斯庇爾想要把他和埃貝爾他們放在一個鍋里面，一次燉了）。
于是裝病就成了富歇此時的選擇。
當然裝病不可能裝太久，但對于富歇來說，這段時間便足以讓他看清楚，到底該站到哪一邊去了，這也就夠了。如果埃貝爾他們會勝利，那他依舊是埃貝爾派的重要人物。如果救國委員會勝利了，那么，羅伯斯庇爾多半是不會放過自己的，但是…也許通過拿破侖，能搭上卡諾的線，那倒也是個不錯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