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檢的話語讓兩位重臣都把目光投注到了他的身上。
兩人都知道，皇帝雖然年輕，但從這幾年來不管是軍政還是民生等各方面相繼拿出的方略來看，每每都是布局深遠，其效果往往都是出奇的好，這些良好的效果都在潛移默化中改變著大明舊有的一些痼疾，使得今天的大明如同古木逢春一般，從各個方面都煥發出了勃勃的生機。
“遠交近攻，此乃祖宗遺策，實踐證明，此四字確為可行之道，而此次因西夷特使東來，恰給我大明提供此契機，且由于荷蘭與大佛郎機之間恩怨頗深，故朕意與其兩國之間施行此策！”
朱由檢雖然對外國歷史并不熟悉，但這并不妨礙他對十七世紀鼎鼎大名的海上馬車夫有所了解。
毫不客氣的說，十七世紀末之前，荷蘭就是世界大洋的霸主，若不是在世紀末先后敗于英國、法國之手，荷蘭的說不定會創造出更加輝煌燦爛的文明。
國土面積狹小的荷蘭不會成為大明的對手，而應該成為合作伙伴和朋友。
荷蘭人的侵略屬性比起西班牙、英國和法國差的太遠了，這和其商人掌權的體制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
商人趨利，遇到爭端時，總會想著以談判去解決問題，而不是采用野蠻暴利的手段去解決事端。
而且荷蘭在各地殖民地并不多，大多數時候就像在臺灣一樣，占據某一塊地方，作用等同于貿易中轉站和據點，這一點充分說明了它不具備太強侵略屬性的特點。
當然，這與荷蘭國人口過少也有極大關聯。
直到十七世紀末，荷蘭總人口才兩百余萬，而現在是十七世紀早中期，就如鄒維璉剛才說的，現在荷蘭總人口也就不到一百五十萬，這點有限的人口資源，無法支撐其對他國發動大規模戰爭。
而朱由檢之所以突發奇想要與荷蘭成為合作伙伴，看重的正是它領先世界的造船技術。
這個時期，整個歐洲的船只數量也不過兩萬艘，而荷蘭自己就占據了七成，荷蘭以及東印度公司的商船遍航世界各地，也由此博得了海上馬車夫的稱號。
全面開放海禁，建立屬于大明自己的遠洋海軍，這就是朱由檢接下來要實施的方略。
在鄭芝龍已經畏威懷德的情況下，是時候放開手腳大干一場了，不過，在這之前，要給鄭家一個默認的機會，這就看鄭芝龍識相與否了。
依照歷史上鄭芝龍的下場來看，他十有會在強大的武力面前低頭，為的就是保住自己的榮華富貴能夠延續下去。
鄭家太有錢了。
自從滅掉劉香等諸多競爭對手之后，鄭家獨霸大明海貿已有多年，其積累的財富已經不止是富可敵國了，而是富可敵數國。
雖然這幾年朱由檢的個人財富也在急劇膨脹，但跟鄭芝龍比起來還是小巫見大巫了。
一旦財富太多，大多數人會選擇謀取政治地位和個人聲望，以便能更好的保護好自己的財產，但與此同時，很多富豪會變得膽小和謹慎，失去了當年創造財富時的豪氣和膽量，鄭芝龍就是其中的典型，這也是朱由檢根本沒打算拿他開刀的最重要原因。
再者說來，隨著大明漸有復興之像，鄭家也是越來越聽話了。無論是海外購買糧食礦石彌補大明自身的需求，還是無償提供征十幾艘船只訓練跨海登陸的士卒，鄭家可謂是盡心盡力了。
毫不客氣的講，鄭芝龍這個新晉伯爵對大明的貢獻，與那些享大明兩百年富貴，關鍵時刻卻裝聾作啞的舊有勛貴們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朱由檢既然打算學朱老四，那優待鄭氏便是給武人們做出表率最好的例證。
“不知圣上有何策略？臣等可否與聞？”
陳奇瑜拱手問道。
“陳卿此話說的，除了宮中之事，朕可謂事無不可與人言，此番既是兩位愛卿主持兩國特使來訪之事，那就正好將尋機此事辦妥。
適才兩位愛卿也都言明對荷蘭國之好感，其邦看來亦是禮儀之邦，如此國度，朕以為理應本著與其交好、互惠互利之原則來打交道。
二位愛卿也都知曉，海貿之利甚巨，不管是福建、江浙一帶之大小海商也好，還是靖海伯之家族也罷，其人于海貿中都是獲利頗豐。
而反觀我大明朝廷，空有無邊之海域，卻始終無法從中獲利以哺萬民，此可謂是深入寶山卻空手而返，此舉實是令人既感惋惜又覺可笑。
其實質是因有一小撮官紳群體，打著有違祖制之旗幟，無端阻撓海禁全面放開，而其自身卻是毫無節制的于其中瘋狂獲利。
二位愛卿想想，此等樣人如此行徑，豈不是將朕與卿等當做無腦傀儡來羞辱嗎？卿等皆為當時之人杰也，豈能任其玩弄于股掌之上？！
由此，朕決意全面放開海禁，朝廷收回各港口之管轄權，在全面建設與維護港口設施，為海商提供優質服務之同時，設立海關，收取商稅，以其利來反哺大明黎民眾生，使朝廷有更多財富來支持各項民生之建設，維持強軍以備無端之邊患！”
面對凝神傾聽的兩位重臣，朱由檢神色端肅地把自己的初步設想講了出來，陳奇瑜和鄒維璉聽罷都是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
其實皇帝全面開海的想法已經開始實施了，天津衛碼頭海關就是一種信號，在錦衣衛的強力壓制下，那些欺軟怕硬的士紳集團最后屁都不敢放一個，就像在大運河鈔關一樣，一個個都是乖乖地照章繳稅。
他倆心里也很清楚，現在手握數支強軍、挾剿賊滅虜這種巨大聲望的皇帝根本不怕所謂的江南士紳集團，之所以還沒有下旨全面開海，所顧慮的唯有鄭氏一門而已。
新一屆內閣成員中，以北人或者湖廣、江西等地官員為主，與江南士紳集團有瓜葛或者關聯的基本沒有，唯一一個祖籍浙江的溫體仁還是一個以孤臣姿態立在朝堂之上的，這就為皇帝接下來要施行的一系列針對江南集團的政策掃清了最大阻礙。
皇帝對朝堂的掌控明顯是有針對性的，可見他已經看清了大明國力日漸衰敗的本質：大明財富聚集的江南地區，已經嚴重影響到了皇權和政權的穩定，那些本該屬于朝廷的財富絕大部分落入小部分人的兜囊中，在內憂外患大部消解的形勢下，這些錢糧已經到了改變分配機制的時候了。
“圣上之意，莫非是欲借外來之力，壯大自身實力，打破東南沿海為他人所據之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