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京，有個比較有趣的機構：
巡回法庭。
這是孟紹原親自成立的。
老實說，這比較像是孟紹原一件新奇的玩具。
或者說，這是他為即將到來的東京審判進行的演練。
巡回法庭成立之初，孟紹原的確親自參與了不少案子的審理。
爾后，就如同一個孩子，新玩具玩膩之后，便扔到一邊不管了。
當然，巡回法庭還是依舊正常運行的。
這幾天，也許是接連炸了興亞觀音院和火燒靖國神社，孟少爺心情不錯，居然終于想起了還有個巡回法庭，讓人把最近的案卷調來看了一下。
基本都是些雞毛蒜皮的事情。
哪個地方都一樣，民間的糾紛特別多。
孟紹原任命了一批巡回法庭的法官。
這些法官，有的斷案清晰，有的未免昏聵了。
至于斷案過程中，有些收受賄賂，有沒有徇私枉法，孟少爺是一概不去過問的。
你在日本當個法官，不趁機撈取一點，那也未免太說不過去了。
他孟少爺在軍統的時候，那撈錢的手段可比這高明多了。
翻著翻著，有件案子引起了孟少爺的好奇。
這人叫佐野川英，案子倒也并不復雜。
1942年，佐野川英的兩個女兒被強行征召為帝國效忠，全部下落不明。
其實就是去當軍妓了。
這在日本再正常不過了。
還有母親親自送女兒去的。
這對日本人來說甚至是份莫大的光榮。
佐野川英本身是個電氣工程師，他的妻子叫佐野優子。
1943年，佐野川英和妻子又有了一個兒子，這讓本來已經為了女兒生活變得灰暗的佐野一家來說，又有了一絲光明。
可是，數個月后，佐野川英值夜班回家，發現妻子和剛生下來幾個月的兒子死了。
被人殘忍的殺死了。
佐野川英悲憤欲狂。
案件偵破難度不高，警方很快破案。
在佐野川英值班當晚，他的頂頭上司前田規榮，貪圖優子的美色，當夜找借口敲開佐野家的門，要強暴優子，結果遭到了激烈反抗。
搏斗中，前田規榮殺死了優子，然后一不做二不休，把還在襁褓中的嬰兒也給活生生的摔死了。
案件清晰明了，毫無爭議，前田規榮也認罪了。
這些，在之前封存的警方文件中都可以查詢到。
問題是，開庭后，前田規榮竟然被無罪釋放。
理由？
非常荒誕，但對日本人來說，又是前田規榮無罪最有力的理由！
佐野川英有個秘密被前田規榮發現了：
他是一個…中國人！
佐野川英原名何川英，保定人，1928年留學日本，和當時年僅16歲的優子相愛，隨后結婚。
隨著中日形勢緊張，尤其是九·一八事變后，在日本的中國人安全變得危險起來，在優子父親的建議下，何川英以入贅的方式悄悄改名為佐野川英。
優子父親為了讓自己女婿徹底隱藏起來，特意花錢為何川英在東京謀了一份差事，并且舉家從福井縣搬到了東京，不再和任何親友朋友同事聯系，和過去完全割裂。
他們就這么安定了過了很多年。
1942年，何川英的岳父去世，他的噩夢也開始了。
世上哪有不透風的墻。
當年，何川英迎來了他新的頂頭上司：
前田規榮！
他，也是福井人，而且之前就是佐野家的鄰居！
佐野苦苦保守的秘密暴露了。
前田規榮并沒有立刻揭穿何川英的身份，反而以此勒索何川英。
他先是派何川英出差，接著又把正在接受訓練的，何川英分別為14歲和13歲的兩個女兒叫來，慘無人道的強暴了她們，并迅速把她們送到了日本婦女協會，再由該組織把她們送到前線充當軍妓。
一直到半個月后，還在苦苦尋找失蹤女兒的何川英夫妻在得到了這個噩耗。
何川英猜測是前田規榮做的，可他沒有證據，而且，他也不敢得罪前天規榮，自己身份一旦暴露，就連妻子也會遭遇不幸。
他選擇了忍耐。
還好，次年他們又有了一個兒子。
可隨即悲劇就發生了。
法庭上，即便面對鐵證如山，前天規榮也拋出了他的殺手锏：
佐野川英，是中國人！
可以了！
有這個理由，不管前田規榮做出什么惡毒的事情，都是無罪的！
何川英家破人亡，他的妻子孩子都死了，自己還被扔到了監獄里。
而殺人兇手，卻逍遙法外。
戰爭結束后，何川英被釋放。
釋放的第三天，他不知道從哪找到了一把手槍，沖進了前天規榮的家，傾光了兩個彈匣的子彈，當場造成三死四傷。
據說前天規榮的下體都被打爛了。
殺人后，何川英沒有跑，而是平靜的在現場等待警察到來。
這是日本戰敗后，東京發生的一起最惡劣的刑事案件。
案子交給了巡回法庭。
法官當場判處佐野川英死刑。
算著時間，還有幾天就要執行了。
“這案子你看看。”孟紹原把卷宗扔給了李之峰。
李之峰看完，搖了搖頭：“這家伙也真慘，老婆孩子全死了。”
“我想到了一句話。”孟紹原忽然說道：“有些人并不害怕你拿起法律的武器，他們害怕的，是你放下法律，拿起武器！”
李之峰怔了一下，這才明白孟紹原的意思：“你想救這個…佐野川英？這人身世是可憐，可他一直待在日本，就連自己的中國名字都不要了。”
“這個人吧，就算我救了他，他老婆孩子都死了，活著和死了也差不多，無非就是一個活死人了。”孟紹原沉吟著說道：“我想到的是，那時候中國有很多人留學日本，出來不少的精英人才。他們中很多人回國報效了，也有很多人選擇留在了日本。有的是被迫的，有的是心甘情愿的。
戰爭爆發之后，國民政府發起了‘華僑總撤退行動’，絕大部分在日本的留學生及一部分僑民，在中國駐日使領館的協助下，回到了祖國。但是，仍有相當數量的華僑，出于各種原因，難以歸國，而選擇了滯留日本；有些歸國華僑，后來又返回了日本。
我來東京之后，查過一些資料，日本對華僑的鎮壓不斷加強。1937年底，日本政府發起了檢舉所謂國黨間諜的‘國黨事件’，各地均有華僑被捕，我當時也想過，怎么區分這些是否是自愿留在日本的華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