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厚照決定下旨奪情，且同時還令王瓊火速進京改革鹽政。
王瓊自然也不敢違抗朱厚照的旨意，心里也很是欣喜，暗想皇帝陛下還是不愿意聽從文官們擺布，自己如此以來也可以說是君命不可違，而不用再擔心被人攻訐。
不過，朝廷的其他文官得知朱厚照下旨奪情后，直接炸開了鍋，紛紛議論此事起來。
文官們對皇帝朱厚照與王瓊不掛冠回鄉丁憂的行為自然是極為失望與憤慨的。
但文官們現在也學乖了，知道觸逆皇帝朱厚照是沒有好下場的，便只紛紛罵起王瓊來，有說王瓊不孝的，有說王瓊戀棧權位的，也有說王瓊暗中慫恿皇帝下旨奪情的。
當然，這些文官們真正失望的原因自然不是王瓊沒有回鄉丁憂守孝，而是沒法阻止朝廷改革鹽政的步伐。
“葉大人！學生這銀子也給了，也照著您們的吩咐讓王瓊的爹沒了，可這王瓊怎么還是進了京，如今戶部已經開始下令停止納銀取鹽之事了！看樣子還真是要我們納糧取鹽啊！”
揚州生員段貴笙找到太常寺丞葉贄抱怨了起來，他家族是淮揚大鹽商，從去年便留在京城奔走，意圖勾結官員，阻止朝廷改革鹽政之事，但他沒想到銀錢叫這些朝臣們收了不少，甚至還不得不干起了殺人的事來，卻最終都沒有阻止得了朝廷欲改鹽政的步伐。
葉贄自己也很郁悶，他自家也是淮揚大鹽商，且靠著自己父親做戶部尚書時改的國策如今已成為天下豪富之族，甚至也知道如果朝廷鹽政一旦改回為納糧取鹽，將會對自己家族有多大損失。
“本官也無法呀！陛下要奪情，他王瓊戀棧權位，誰也不能拿他們怎么著！就算言官彈劾，以當今這位皇帝陛下的手段，輕則抄家殺頭重則滅族！此事到現在這個地步，只能接受”，葉贄也只能如此說道，不過他也收了這些鹽商不少銀子，心想就算朝廷改革鹽政導致自己家族受損，但自己是沒有損失的。
“可這銀子不都白花了嗎！”這段貴笙不由得跺腳道。
“何曾有白花，朝中大臣們這些年來收了我們這些鹽商不少孝敬，就算他們現在不能阻止陛下改革鹽政，可他們為了這份長久的孝敬也會在將來想辦法把如今這鹽政改回來，人無長生之可能，帝王又何嘗不是如此，且待將來新帝即位再說，一切都得從長計議！”
葉贄說著一番意味深長的話。
段貴笙聽了不由得大驚，有些驚懼地問道：“葉大人，您的意思是要？”
段貴笙沒把“弒君”二字說出來，只更加低聲地說道：“這可是十族之罪啊！”
葉贄面色嚴肅起來：“本官可沒說要行此大逆不道之事！再說，如今宮禁管得甚嚴，陛下之飲食皆是層層把關，哪敢行如此之事！”
聽葉贄如此說，段貴笙才松了口氣。
王瓊進京后立即上疏改革鹽政，朱厚照自然立即予以批準。
于是，從正德六年開始，大明鹽政開中法再次恢復到“納糧取鹽”之制上來，不過，與之前的“納糧取鹽”開中法還是有所不同的。
首先，皇帝下旨嚴禁權貴討要鹽引且準予戶部有權駁回后世之君王乃至權貴討要鹽引的要求，以避免破壞鹽政。
其次，提高官府從鹽戶征鹽的價格，以提高鹽戶收入，且鼓勵革新制鹽技術。
與此同時，朱厚照下詔鼓勵商人募民屯田于邊，且采取承包制，以民田征賦，免邊民徭役。
天下商人聽聞對此皆感到十分不適，但為了鹽業之利，也只能開始運糧于邊，同時在募集流民于邊鎮屯田。
朝廷雖然減少了每年一百多萬兩的鹽稅收入，卻減少了數百萬兩的軍糧支出，且據各邊鎮巡撫奏報，從正德六年開始，邊鎮士民開始出現增加之數，河套也不再是荒無人煙，一時間集鎮與村落相繼出現。
而且，朝廷國庫收入事實上并沒有減少，玉林城在上萬戰俘與罪犯從正德四年以來為玉林礦場生產出了近一萬兩黃金與十多萬兩白銀還有鐵礦、銅礦無數，其中黃金與白銀直接押解進京直接成為國庫收入，鐵礦與銅礦則由玉林礦業自己售賣。
所得稅銀光是交付給中央朝廷的一份就達六萬多兩，再加上其他稅收合計不下十萬兩。
也就是說，光是一個玉林城的開發已讓朝廷增加收入達三十多萬兩。
朱厚照不禁心想，如果再建十座乃至一百座玉林城，大明國庫的收入只怕就能多三百萬乃至三千萬兩的收入，到時候也能有充裕的資金發展教育。
但理想雖然很豐滿，可現實卻很骨感，要再建一座玉林城的成本也是不低的，首先要移民，其次，前期還得供應糧食，而且基本上至少要幾年后才能有稅收。
玉林城之所以很快實現有足夠的稅收與礦產供應朝廷，是因為有大量從小王子部落俘虜的戰犯為玉林城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
所以，朱厚照不得不承認，大明要想實現資本的原始積累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至少目前得先把貿易發展起來，不僅僅是邊貿，還有海貿。
首先是邊貿，現在的韃靼已是四分五裂，自然對大明構不成威脅，在朱厚照看來，這無疑是對其進行貿易的最好時機，通過經濟貿易控制韃靼各部落，甚至幫助韃靼各部落首領維系自己部族內的統治地位。
朱厚照下旨準予韃靼各部落與大明進行邊貿，即開放邊境貿易，但需由朝廷統一征稅，而且必須持有大明市舶司的出入境憑證才能進入邊鎮進行貿易，禁止走私。
不過，貿易需要征收一定的關稅，由新成立的大明市舶司統一征收，在領取憑證時統一繳稅，即繳稅后才能獲得入關貿易資格。
市舶司對于大明的人而言，并不陌生，但他們驚訝的是為何在邊鎮設立市舶司，因為按照這個時代人的理解，市舶司一般是沿海而設。
朱厚照知道這個時代的人還不知道海關，因而也能理解這些人的驚訝，在后世海關也不只是在海上設立。
確切的說，大明現在新設立的市舶司與后世的海關一樣都是管理出入境貿易的，只是這個世界主要貿易一般是海貿，因而在字面上跟海上關系的比較大。
在朱厚照的幾番解釋下，內閣與戶部的官員也基本上明白了朱厚照口中的市舶司的意思，也意識到新成立的市舶司不是一簡單的機構，其管理的財政收入可能不亞于鹽政衙門。
當然，朱厚照知道一旦開放邊貿，最可能影響邊貿收入與邊鎮管理安全的商人走私活動。
從經濟上來講，走私影響國家收入，會讓帝國用強大國防力量維持的邊鎮貿易沒有任何利于國家之處，這也是為何朝廷會屢屢禁止邊貿的原因，畢竟走私不禁，進行邊貿反而不利于軍事防御。
從政治軍事上來講，走私不利于大明通過經濟控制邊鎮外各異族部落，花費無數真金白銀修筑的長城可不只是為了抵御外敵，更重要的是把邊鎮貿易的正規場所固定在幾個點，便于朝廷控制。
如果走私活動猖獗，就會使得大明的長城失去這一作用，也等于浪費了修筑長城的所用費用。
所以，朱厚照直接下旨著邊鎮各巡撫各布政司抽調邊軍成立市舶司，下設緝私警備局，抽調邊軍變成緝私督察，專門負責打擊走私。
現在的大明，已沒人敢觸逆朱厚照。
因而，朱厚照這些詔令也都執行了下去。
盡管打擊走私會影響到權貴們的利益，但安化王叛亂的失敗也讓權貴們再一次認識到此時造反是多么的不合時宜。
但說起造反，讓朱厚照沒想到的是，因為考成法實施的緣故，地方不得不加大對稅賦的征收力度，也因此激起了一些地方的民變。
在贛南與川北兩處地方就最先激起了民變，也使得一些御史言官借此建言朝廷廢黜考成法。
“陛下！考成法過于嚴苛，只求果不問因，促使官無愛民之心，若不廢黜，會令催科加重，今日贛南川北反，他日難保其他地方不會反！故臣請陛下廢考成，以解官民之壓，無為而治！”
科道官謝訥在奏疏里如此寫道。
“考成法不可廢！地方民變非是考成法之制造成，根由還是在于胥吏與生員鄉官之害，他們把本應繳納的稅賦算到無地之民身上，而卻讓有地之民在魚鱗冊上變成無地之民，因而造成無地之民稅賦加重，而有地之民反而逃避了賦稅！更因有投獻造成大量賦稅損失！”
“所以，臣建議從正德六年起，令各地官府清丈田畝，由巡撫總領，巡按御史監領，同時下詔嚴禁投獻為奴，緊張士紳蓄奴！”
現在不用朱厚照自己站出來反對，內閣首輔焦芳這種帶有官僚資本家色彩的文官便主動提出了反對意見。
作為皇家銀行的持股者，又拿著皇家銀行的分紅且利用政治便利在玉林城開創之處就進行商業活動而賺的盆滿缽滿的焦芳，此時便打起了清丈田畝的主意。
他知道要想讓戶部能夠償還皇家銀行的貸款，且使得自己這些皇家銀行持股者有紅利可賺，戶部就得繼續增加國庫收入，而國庫收入要想增加主意還是得靠農業收入。
清丈田畝無疑是增加國庫收入最有效的方式之一，除了增加商稅以外，所以焦芳這時候才借此機會提了出來。
同時，焦芳還順帶提出禁止投獻與禁止蓄養奴隸。
同提出要清丈田畝一樣，是為了維持大明朝廷穩定收入以外也是為了避免人口大量被士紳豪強所并，避免使得朝廷無可募之兵，可用之民。
而他焦芳這種被朱厚照改造的資本家也避免無可用之勞動力，畢竟他焦氏家族已經在塞外有大量產業，需要雇傭大量民工，而把普通百姓從士紳家的莊園里趕出來無疑有利于他也有利于朝廷。
“朕同意焦卿所言！”
朱厚照對清丈田畝也不陌生，他知道歷史上的張居正在萬歷時期弄了一次清丈田畝，雖然時間不長，但也給萬歷帶來了足以支撐三大征的財力。
可見清丈田畝能給帝國增加不少收入，但對士紳集團的打擊也很重，不然張居正也不會被文官們報復的那么狠，全家被負責抄家的某刑部侍郎活活餓死。
這時候的焦芳突然提出要清丈田畝，雖然可能內心沒有張居正那么無私，但也的確算是有一顆公心，畢竟這是很得罪人的。
好在與歷史上的張居正不一樣的是，張居正沒有得到皇權的支持只是利用了皇權，而現在的焦芳卻得到了自己這個皇帝的支持。
所以，朱厚照相信這一次的清丈田畝當比歷史上的張居正搞的清丈田畝更徹底些，而且朱厚照想著最好將此制度化，每隔幾年清丈一次，讓大明統治者可以隨時知道大明田地分配的真實情況。
對于民變與騷亂，文官們雖然以此來攻訐考成法，言考成法逼著仁政之官成為了酷吏，而導致民變，朱厚照自然不會上當，直接說道：
“考成法乃貶黜怠政之官之良策，豈能輕言廢棄，大明農賦征收不過三十比一，且逢災年必蠲免，而此時鬧起民變非是考成法加重百姓負擔，而是地方加征火耗與胥吏之故！”
文官們一見自己不能輕易忽悠住皇帝朱厚照，甚至讓皇帝還把注意打到了火耗上，一下子就啞巴不敢言語了。
因為在京文官無論高低，都是靠地方官員貢孝敬銀子維持奢侈生活的，而地方官員孝敬之銀還不是來自地方官員加征的火耗，如果真把皇帝朱厚照逼急了，禁止加征火耗或者火耗歸公，所有文官都會利益受損。
所以，文官們也不敢再提廢黜考成法的事。
當然，文官們也不愿意民變一直存在，作為統治者的他們和皇帝一樣，都希望百姓們都是可以隨便剝削的順民，因而文官們也都老老實實地開始想著如何平定民變的事。
這方面，文官們倒也有經驗。
兵部左侍郎曹元就首先建言，先免民變地區百姓稅賦，避免百姓們不堪忍受稅賦之重壓而從賊，使賊寇無壯大之根基，同時實行剿撫并行之策，大多數鬧事造反之百姓皆是因為活不下去的原因，給予招撫，自然會消弭叛亂之心，同時對賊首處以極刑以儆效尤。
朱厚照也同意了他的策略，且令曹元兼領左副都御史巡撫贛南平叛，而同樣提出解民危困、打擊貪污、以撫為主之策的僉都御史蕭選也被朱厚照任命為左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平叛，同時下詔免兩地稅賦三年。
在正德六年年底，兩處叛亂皆被平定。
雖說叛亂很輕松地被平定，但朱厚照知道如果不從根本上解決官逼民反的問題，就不可能避免有農民起義的事發生。
而要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首先得打擊胥吏與地方鄉紳操控地方，使得稅賦分配不合理的現象。
因而清丈田畝之政勢在必行，而且必須形成常態化，每隔幾年來一次，盡管無可避免的是，土地會逐漸集中到少數人手里，但也能避免百姓們在沒地后還得繳納賦稅甚至被胥吏與地方鄉紳操控后繳納沉重賦稅而造反。
所以，在正德六年三月的朝會上，戶部尚書王瓊受內閣首輔焦芳之意，正式提出于正德六年三月開始實施清丈田畝之策，且建議朝廷每五年清丈一次，并立為制度，后世之朝務必遵行此政。
同時，繼任為禮部尚書的楊一清則受內閣首輔焦芳之意，提出要遵行憲法與祖宗成法，保障大明子民基本人權之策，且抨擊此乃前元之弊政，必須改之，從而建言，禁止豪門蓄養奴仆，也禁止庶民賣身為奴，而還在豪門之家已多年或已賣身者當改賣身為雇傭之契約，明確工薪與期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