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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侯將信將疑：“國事豈容私情。”
董重笑言：“旁人許公私分明。然袁公路素以俠氣聞。與臣私交甚篤，必言聽計從，退避三舍。”
“太師以為如何。”董侯又問。
“老臣竊以為，不妨一試。”王允答曰。
“如此，請大將軍去信袁術，說其罷兵。”董侯遂下詔命。
“臣，遵命。”董重奉命落座。
“淮泗諸王，出兵幾何？”董侯又問。
“回稟陛下，淮泗八國，聯軍五萬。正水陸并進，齊奔虎牢。”太尉馬日磾答曰。
“曹操、袁紹、孫堅等，又有人馬幾何。”
“許亦有，五萬之數。”馬日磾謹慎作答。
“十萬大軍。”董侯略顯驚慌。
王允寬慰道：“陛下毋憂。有四方將軍，從旁掣肘。關東群雄，難有作為。”
“太師所言極是。”董侯這才想起，劉岱、劉繇、劉表、陶謙，年前遣使奉獻，拜四方將軍。荊州牧劉表，為前將軍、假節、封成武侯。陶謙拜左將軍、徐州牧，封溧陽侯。加授劉繇為揚州牧、右將軍。加授劉岱為青州牧、后將軍。
“若命四方將軍，馳援京師。太師以為如何。”董侯試問。
“不可。”王允答曰：“四方將軍，牧守四方。守土安民，不宜妄動。若興師上洛，境內空虛，恐為關東所乘。”
“太師言之有理。”董侯亦知，守土有責。正因有四方將軍心向洛陽，不與壽春往來。淮泗諸國，并關東群雄，才不敢傾巢而出。留下半數大軍，守備境界。
且洛陽困守百里之地。幽、冀、并、涼四州，因薊王而心向洛陽。然關東大地，洛陽并壽春，明爭暗斗。犬牙交錯，勢力割據。尤其豫揚二州，雙方不甘人后，各封州牧。
如豫州牧，洛陽以黃琬領之，壽春則轉授袁術。黃琬治潁川陽翟，背靠京師洛陽。袁術雖出身汝南，然汝南多屯田黃巾，不尊號令。唯將州治，立于陳國都。
黃琬看似勢單力薄，然卻與薊王沾親帶故。協辰夫人黃景華，黃瓊之女。若論所出，猶高黃琬一輩。
豫州轄潁川、汝南二郡，梁、沛、陳、魯四國，縣九十又七。
潁川、汝南二郡，因多屯田黃巾，故名義上，奉魯相宋奇號令，為金市子錢家效命。實則暗以薊王為尊。合二郡之力，足可與四國相抗。二郡愿為其所用，亦可知黃琬心向何方。
窺一州而知全貌。
上至州牧，下至令長，皆心有所屬。
魯國乃阿斗封國。今阿斗寄養于薊王宮。薊王于易縣，造甘泉宮以安置。“易縣為京”，甚囂塵上。若叔侄相爭無果，薊王扶立阿斗登基。魯國相宋奇如何則選，乃淮泗八國心腹大事。八國一體，形如“展翅飛鳳”。魯國居中為鳳首。七國或為爪牙，或為羽翼，或為心腹。魯國權重，可見一斑。
見董侯并百官，滿懷心事，沉思不語。
王允遂寬慰道：“老臣竊以為，合肥侯，窺京師謠言，故令大軍扣關。以為覓得可乘之機。然新春伊始，農耕為重。此時興不義之兵，乃國之大忌。兵法云：‘富治者，民不發軔，甲不暴出，而威制天下。’只需扼守雄關，關東十萬大軍，必不戰自潰。”
“太師老成持國，諸公依令行事。”
“臣等，遵命。”三公九卿，齊聲下拜。
罷朝后。王允不茍言笑，起身自去。
百官躬身相送，魚貫而出。
“大將軍留步。”董重聞聲回頭，正是少府張儉。
“張公何事？”董重笑問。
“涼州都尉事，又當如何？”張儉問道。
“太師自有主張。”董重不以為意。
“聞大將軍麾下將校，多出西涼。何不為朝廷解憂。”張儉循循善誘。
“哦？”董重似懂非懂：“愿聞其詳。”
“今夜平樂會，大將軍何不館中一敘。”張儉出言相邀。
“固所愿也。”董重急不可耐。
車駕入府，沐浴更衣。待夜幕低垂，平樂會，如期而至。
平樂華館，枝燈高懸，堆光如晝。能受邀與會，皆是京師名流，太學名士。亦或是與黨魁張儉，同朝為官，同為黨人。
待董重入館，掃眼一觀。方知此次平樂會，西州人士，尤其多。涼州因薊王而定，亦因薊王而興。輔漢幕府統羌氐牢城。涼州牧掌治下漢民。絲路流金，惠及西州。今季上計，西州足有千萬之眾。隸屬于輔漢大幕府，足有八百萬口。古羌順下冰原，西域行國游民內遷。羌氐諸胡，甚至遠至巴蜀，蜀身毒道沿線，零散部族，舉家來投。涓涓細流，積少成多。
西州大治，和合漢風。往來絲路，反哺洛陽。
尤其薊王興王陵于西郭。函園上下，西州人士，何其多也。平樂館距函園，咫尺之遙。便有西州人士，慕名而來。與黨魁結交，亦是人之常情。不足為奇。
心念至此，董重稍稍得安。
便有太學生，往來奔走。亦有知名黨人，為雙方引薦。
陰懷名刺，乃是必然。
董重雖遠離朝堂，然畢竟位高。多有沽名釣譽之輩，上前謁見。董重來者不拒，風發意氣。待夜宴始，被眾星捧月，奉為上賓。
絲竹之音，靡靡之樂。席間觥籌交錯，歌舞升平，莫過如此。
“‘是以人主處匡床之上，聽絲竹之聲，而天下治。’”酒不過三巡，張儉捧杯笑道：“今夜，我等便‘處匡床’論‘天下治’。”
黨錮已解。士大夫清談之風，自黨魁復興，且愈演愈烈。
如前所說，今漢多以征辟、察舉等制度，選拔人才。其標準，大半源自風評。風評，多出清議。
初時，清議多為“經明行修“。經“風謠“并“題目“來表現。謂“風謠“，即用詩詞歌賦，簡短有力，便于流傳的特點，來展現個人“德業“并“學行“。謂“題目“，即稱述人物之品德、性格、才能及識度（見識與器度）。二者相合，既稱清議：“好說是非，則以為臧否；講目（題目）成名，則以為人物”。是非標準，則以“名教（封建禮教）”為依歸；由名士大儒，如許劭兄弟，鐵口直斷。諸如曹孟德，亦不例外。足見風靡。
然自桓靈以來。奸佞當道，朝政日非。士大夫多以清議，褒貶人物、左右輿論、抨擊時政，與宦官斗爭。遂被宦官及黨羽詬病，“上議執政，下譏卿士“，“危言覆論“。起前后二次“黨錮之禍“。因言獲罪，“破族屠身“，望風而逃者，不計其數。
黨魁亦不例外。
今，黨人得赦，重歸朝堂。
以黨魁為首，再興清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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