薊王繼“門下署”后，又立“方技館”的消息，雖只在重臣間流傳。卻足以引起轟動。
薊王取“方技”為館名，而非“方術”，便為去蕪存菁。
技，藝也。術，道也。
薊王欲借舉辦“群仙會”，趁海內方士慕名而來時。再行公布于眾。并以印書為名，搜集各地“經方”，為我所用。若能得諸如“硫磺伏火法（火藥）”，薊國機關器，必將再上一個臺階。
然在鄭玄等學壇大儒看來，如何去蕪存菁，才是重點。
薊國海納百川，蒸蒸日上。將作館、國醫館，功不可沒。薊國機關之利，毋需多言。國醫館，良醫良藥，治病救人。亦有大功于社稷。尤其是治療、隔離難民。防止大疫爆發。功在當下，利在千秋。薊國人口密集，若爆發大疫，其后果可想而知。
更有甚者，國醫令華大夫，遣館中良醫，遍訪大江南北，深入疫區，尋找傷寒等大疫，治療之法。
所謂大醫治世，莫過如此。如此持重，儒者焉能不知。
薊王更多善待。
如國中豪商、巧匠。凡良醫，皆有“五大夫”民爵。為二十等爵第九級。高于五、六、七級的大夫、官大夫、公大夫，號“大夫之尊”。得田二十五頃，得二十五宅，歲俸四百五十石，本家免役。單二十五頃美田，年可得新谷七千五百石。折二百二十五萬薊錢。若加稻花魚，及爵俸、官俸，春臘二賜，足可得五百萬錢。
正因實在豐厚。故在薊國，五大夫以上為高爵。非有“大功”不可得。換言之，“五大夫”，乃是普通人，能得到的最高民爵。若要再進一步，須有大功于社稷。
何為大功？
如薊王所言：“恩澤廣被，惠濟無遠。”
大儒鄭玄與薊國四少師，連夜碰面。商討，如何將“方技”與“神鬼”剝離。使之從“修仙”轉變成“治世”。為國所用。
四少師已遷居王子館。打理嫡長子劉封入館前的諸多事宜。收到鄭玄手書，茲事體大，急忙趕來樓桑相會。
太學壇，后院精舍。
五大鴻儒齊聚。
聽鄭玄細說朝會之事。蔡邕忽吟詩一首：
“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下有陳死人，杳杳即長暮。潛寐黃泉下，千載永不寤。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送，賢圣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
“可是《驅車上東門》。”陳寔笑道：“此詩近年流傳甚廣，卻不知是何人所做。”
崔寔言道：“伯喈吟此詩，可是為其中‘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之句。”
蔡邕笑道：“主公欲去蕪存菁。求用‘方技’而不問‘丹藥’。然精通方術者，多為求白日飛升。若要將二者剝離，唯取‘不信神鬼’之人，方可。”
“伯喈之言，甚善。然若只取一人，力有未逮。料想，需‘方技館’內屬吏，自上而下，皆不篤信鬼神，方為長久計。”一錢太守，劉寵又道。
“祖榮之言，大善。”陳寔欣然點頭。
聞此言，蔡邕又脫口而出：“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
鄭玄一聲長嘆：“果然是‘神滅無鬼王仲任’。”
五人皆當世鴻儒。若讓‘方技館’內屬吏，自上而下，皆為“無神論者”，唯王充門徒，方可勝任。一言蔽之。從薊王劉備口出，設“方技館”始。鄭玄便已領會王上之意：明為“方技”，實欲引王充《論衡》學說入薊。
蔡邕笑嘆：“王仲任曰：‘天地合氣，物偶自生也；及其成與不熟，偶自然也’。”
人力有窮而天道無極。一人之力，不足以將“方技”與“神鬼”剝離。而一個學派，卻可以。
正如墨門興盛于將作館。薊王立方技館的目的，便是要扶植“王論”。
“主公，天降麒麟，果然世間英主。”陳寔一聲長嘆：“如今看來，王仲任之論，或有可取之處。”
崔寔一語中的：“對抗神鬼，當憑王充之論。”
蔡邕言道：“黃巾逆亂，殃及八州。正因太平道，裝神弄鬼，妖言惑眾。諸如符水救人，撒豆成兵，以此操弄人心。主公見時局之弊，故防患于未燃。扶立‘王仲任之學’，對抗‘妖言神鬼者’。”
“知我主者，伯喈也。”鄭玄嘆道：“不知當世，誰人承王仲任之衣缽？”
“溫縣常伯槐。”蔡邕脫口而出。
薊王一言一行，皆大有深意。先前立“門下署”，理王家事。將國政與家政剝離。如此一來，凡遇后宮諸妃之請托，二位國相便不再左右為難，只需將諸事，轉交給門下署即可。二位國相，自可專理國政，心無旁騖。
立方技館，亦是高瞻遠矚，長久之計。
隨著科學的發展，終有一日，必與神話剝離。那時，大漢便可輕裝上陣，一騎絕塵。
將王充學說引入，在剛剛經歷過黃巾之亂的漢末，可謂恰到好處。
儒學尚未完全劣化成儒術。更未異化成儒教。雖與先秦百家爭鳴時，大有不同。然時下儒士卻秉持春秋大義。凡利國利民，皆有可取之處。正如薊王劉備行圍魏救趙，曲線救國。明立方技，暗扶王論。
早被五大鴻儒，所窺破。
王充所著《論衡》一書，對時下諸多學術弊端，特別是頹風陋俗，進行了系統性的“針砭”。書中觀點，可謂石破天驚。《論衡》更被后人稱“博通眾流百家之言”之“百科全書”。
單就物理而言，王充對運動、力、熱、靜電、磁、雷電、聲等現象，皆有細致觀察。并解釋人與自然之關系。王充把人之發聲，比喻為魚引起水的波動；把聲的傳播，比喻為水波的傳播。書中諸多見解，與后世聲學結論一致：物體振動產生聲波，并需借助介質來傳播。
后有歐洲人波義耳，提出空氣是傳播聲音的媒介，比王充晚一千六百年。
范曄《后漢書》將王充、王符、仲長統，三人立為合傳，后世學者更譽之為“漢世三杰”。
只可惜。后世儒教盛行。王充之言，離經叛道，被貶為“雜家”。歷代目錄書，皆將王充《論衡》列入無所宗師之“雜家”類。又說王充是“南方墨者之支派”。
薊王不敢茍同。
古往今來，生產關系需與生產力相匹配。
后世早已證明，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為科技鋪路，必然要“神滅無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