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驁的隨口吐槽，蕭穗也沒往心里去，只當顧驁又是瞎想。
誰知顧驁是個腦洞大如天的家伙，一旦冒出一個大膽的想法，就敢果斷繼續往下想。
他想起了一些NHK表現50年代曰本社會的年代劇。
不得不說，曰本人拍出來的年代劇，多半還是嚴謹的，曰本人195X年的貧窮程度，跟國內198X年幾乎一樣。
比如有一本堀北真希拍的、題為《烏梅醬先生》的晨間年代劇，穿越前顧驁在B站就刷過。（這里的“先生”是“醫生”的意思，日語里寫作先生的，包括老師、醫生、律師。）
片子里那些50年代的曰本人，在電視機剛出現那兩年，居然擠在東京的大廣場上，幾千人圍著一臺看NHK的節目。
而1980年代的國內情況也差不多，前世顧驁聽長輩們聊起那段剛剛百廢待興歲月的社會見聞。就提到過那時去探望義烏、東陽的婺州鄉下親戚，就在婺州火車站的廣場上看到過免費公開放的電視機，放過《滬江灘》，每到晚上黑壓壓圍滿了一廣場的人。
當然了，吳越省在80年代應該算財政狀況相對還行的省份。至于內地的貧困省份、地級市的火車站有沒有公放的電視機，顧驁沒調查過，也就沒有發言權。
但是，沒有客觀條件，顧驁可以適當制造一下條件，他如今有這個實力，而且想到了一個一箭雙雕的計策。
想到就做，他立刻給身在特區的韓婷打了個電話。
“韓老師，漢樂電子轉產電視機的事兒，安排得怎么樣了？離上次你給中信報備，也快一個月了吧。”
電話另一頭的韓婷，聽起來沒什么好氣，應該是太忙了，嗓音都能聽出憔悴：“哪那么快呢！只是把必要設備弄來了，小規模試流了一下，大多數還是拿的進口半成品組裝而已。
再說了，你的‘吃豆人’和‘炸彈人’還有不少銷量呢，公司的‘坦克大戰’也還沒榨干，這么急干嘛？生產電視機本來就是個備用的后手，后續的兩個月暑假，最多也就平均分出20剩余產能來造電視機。”
漢樂電子如今月產5000臺街機的規模還是有的，生產電視機比街機還方便些，即使是20產能，兩個月也有3000臺了。以國內如今電視機的稀缺，銷量絕對是不愁的。
國產電視機廠的大規模上馬，都是84年左右的事兒了，產量第一次過剩得87年左右。
顧驁盤算了一下后，進一步建議：“韓老師，不知你有沒有打算過，為漢樂電子的產品和品牌打廣告呢？”
“廣告？為什么要打廣告？電視機又不是煙酒，生產多少都賣得完。”韓婷思維很清晰。
顧驁：“煙酒一樣賣得完——你以為米娜家的YL特曲，不打廣告就賣不出去么？不，只是賣不出高價，不能卡住僅次于茅五劍瀘之后的‘中高端酒’定位。打了廣告，才能賣到4塊錢一斤，而不是1塊5毛錢一斤。
漢樂電子如果愿意生產檔次和技術指標優秀的電視機，稍微打點廣告，才適合漲價銷售。加上你是合資企業，不需要考慮國家的供貨指標，賣電視機可以不收工業券，肯定有各種萬元戶和鄉鎮企業主會買一臺的，先富起來的人不缺這點錢。”
1980年，國產的小黑白電視機，普遍在1000塊以下，如果是14寸以上，才能破千。而進口的彩色日貨，輕輕松松一千多，最大的18寸，2000都能賣出去，還得憑專門指定的工業券。
至于國產的彩色，如今也有少量生產，但卡得極嚴。因為彩色顯像管還不能國產化，要花珍貴的外匯進口，國內只是進行一下組裝。
國家去年倒是在陜省的咸陽、投資了國內第一家彩色顯像管廠，可預期要82年才能投產。
而漢樂電子與國內其他廠子相比，最大的優勢就是位于特區的沙角工業區，那里進口原材料3年免關稅，自然也就包括了“進口外國顯像管免關稅”，這一塊就比其他國內組裝廠有碾壓性的成本優勢了，幾乎形同吊打小學生。
而且沙角開發區獨有的強制結匯豁免額度，也讓漢樂電子可以依據政策、在自己出口創匯的收入中，截流一部分自行決策采購境外物資。
韓婷如果想造每臺售價2000塊的高端電視機，哪怕將來年產量控制在十萬臺，國內都有足夠的有錢人來消化。
中國那么大，還湊不出每個縣幾百號有能耐的萬元戶？同時滿足“高端”兼“不憑票限量”這兩點的細分市場，幾乎是沒人搶的，獨此一家。
“到1982年、沙角工業區的‘前三年進口來料免關稅’政策到期之前，國內沒有任何其他地方的單位能享受這種政策。同樣是到82年為止，咸陽的彩虹顯像管廠投產之前，國產化也斷無可能。你只要占住這個品牌心智，就等于躺著白撿兩年高利潤。”
顧驁最后如此分析。
韓婷終于頗為意動，覺得花錢打打廣告貌似也行。
“米娜的酒廠，去年你給她作價30萬人民幣，白打了個廣告吧？電視機怎么也高端一點，我可以想辦法決策，到時候拿出50萬打廣告。不過，你有性價比高的作品媒介推薦么？”
顧驁循循善誘地說：“引進火爆電影、貼片廣告的機會不是每年有的，而且這門生意已經不讓做了。但我有更好的辦法，并不是所有廣告，都要嚴格遵守傳統的嘛，你做一點好事，讓電視臺，甚至是大量報紙媒體報道你，一樣能起到廣告作用，甚至更大。因為你是第一個這么干的。”
“有點兒意思，說清楚點。”韓婷也非常干脆利索，她只要聽從了顧驁的計策，從來都是不墨跡的。
顧驁終于露出了賊笑：“我建議你，拿出個成本50萬左右的產品、毛利報高一點，虛稱100萬，然后找幾個鐵路局捐獻出去。就當是豐富人民生活、讓更多老少邊窮人民能看到新聞連播、幫助宣傳國家開放成果。
具體監控方法嘛，你可以指定用途，讓各大鐵路局別把東西弄到領導家里，而是確保裝到各個地級市火車站的候車大廳里，甚至門口。裝好后，要求有關部門拍幾張實際投放狀態下的照片回來。”
顧驁的說法，已經可以盡量防止截流挪用，如今的人思想至少比20年后純潔些，膽子也小。外商戴帽子過來的物資，敢明目張膽截流的不多。
就算有，只要是少數，顧驁也認了。
因為這幾十萬花下去，絕對比正兒八經渠道的廣告，效果要好得多。
各地報紙肯定也會作為政績瘋狂吹噓的，比如“我市火車站惠民項目如何如何、與民同樂如何如何、送電視下貧困市如何如何…”
如今的地方新聞本來就少，記者們都愁沒大事兒填滿格子呢。
韓婷暗暗覺得不錯，卻也嗅到了一絲陰謀的味道：
“辦法是不錯，但怎么總覺得你另有企圖？你小子不會連我都算計了吧？不然你都把漢樂的股份拋給我了，還幫我出謀劃策？”
顧驁也不想瞞著韓婷：“我確實也有一點點私心，但總的來說，絕對是你得到的好處多——我是覺得，暑假結束之前，我投資合拍的《滬江灘》，就要在內地上映了，首映看到的人民太少，我也覺得惋惜嘛。能讓更多偏遠貧窮地區的人民豐富精神生活，這總不是壞事吧。
而且我有自信，央視在看到我的節目的收視率、尤其是在社會上引起的反響、讀者來信數量，肯定會多重播幾次的。”
顧驁雖然有搶占空白品牌心智的想法，但畢竟是做了好事，各方都撈了好處。
至于央視“看到收視率”后決定多重播，只是顧驁隨口說的。
如今央視不管放什么東西，只要是黃金時段，收視率70以上都是輕輕松松，凡是有電視機的，幾乎沒有舍得不看的，節目再爛也看。
所以決定重播的最主要因素，還是觀眾的來信、來電這些反饋。
韓婷斟酌再三，終于決定采納。
她也一事不煩二主，直接讓顧驁給她說些操作層面的細節。
顧驁一邊回憶著前世看的堀北真希《烏梅醬先生》、結合如今的切身體驗，分析道：
“要在站前廣場和候車大廳里看電視，區區十幾寸的屏幕，讓人隔著幾十米圍觀，根本看不到什么。電視機尺寸再大也也沒用，充其量只是一個影影綽綽的印象。
所以關鍵是要給電視機配很大功率的音響，而且最好分不同位置放好幾個。靠BGM和臺詞來讓觀眾感受氛圍。
說白了，還是免費廣播時代的傳媒套路，只不過比廣播稍微多了點輔助腦補的提綱性畫面。畢竟視覺信號的共享性太差了。不如大功率喇叭，隨便一吼讓整個體育場幾萬人聽見都很輕松。”
“行，這事兒我下個月就開始操辦。”韓婷也是懂點兒宣傳理論的，聽了深以為然。
這也是為什么明明30年代電視在西方就出現了，卻整整20年都沒能成為大眾傳媒和宣傳工具、羅斯福和希特勒仍然在借助廣播——因為廣播是對受眾富裕程度門檻最低的宣傳方式，哪怕赤貧的乞丐，在街上一坐，照樣能聽到總統的“爐邊談話”或者元首的“意志勝利”。
同樣的，很多人恐怕都沒想到，一直到1985年為止，其實全中國合法收入最高的文娛傳媒演藝界人士，是說書的單田芳老師。
人家早在1962年最困難的時候，還沒上電臺，光靠小場子走穴就能賺四五千一個月，有十幾塊勞力士手表。79年后上了電臺，按收聽率有獎勵，更是一發不可收拾。
雖然當時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給出的收聽率獎勵極低極低，但架不住最后統計上來有6億人收聽。（當時電臺沒那么多節目，會輪播。所以重播的時候你還開著收音機，會被統計兩次。這是算法導致的水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