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很多不熟悉歷史細節的人，都模糊地認為：高考初年錄取率非常低，而且是越往前越難考。
但事實上這并不符合統計數據。
真正看過統計數據的，都知道在79和80兩年，國內的高考通過難度有了一個斷崖式的下降，競爭激烈程度一下子就平緩了很多。通過錄取的比例，不僅比77、78屆高了一倍多，而且后續走勢也出現了拐點。
之所以產生這種“競爭突然沒那么激烈了”的現狀，就是因為國家在79年“哪怕沒考上大學、也沒被城里的工廠、機關事業單位招工接收，也允許知青自行回城”的好政策。
因為此前堵在那兒擠高考這座獨木橋的知青們，很多其實并不一定是真想讀大學，更多的是胸無大志、只想有個回城的借口。
新政一出來之后，那些不那么堅定的，或者知道自己絕對沒希望的，就懶得費考試的事兒了，直接涌回城里。
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雖然名義錄取率從“600萬取28萬”升高到了“370萬取40萬”，但很多79、80屆考上的考生依然說自己“并不覺得這一年的高考比前后幾年簡單”。
導致這種現象的原因，就是77、78兩級其實有很多只報名卻棄考的學生，占了大量的基數。因為大家只是在農村閑著沒事兒，所以不報白不報。79年后這些人就演都懶得演了。
82年后，隨著經濟問題的整肅，回城待業或者“靈活就業者”們發現“回了城還是沒處謀生”，才再次擠回考場，造就了高考競爭烈度再次上漲。
“這么說來，今年選擇堅持繼續高考的人，說不定會撿到點便宜呢。而膽子夠大，愿意多搞點經濟活動的，至少兩年內也是賺的。不過兩年后如果找不到新的出路，估計有些人會麻煩。”
跟馬風聊完近況，顧驁內心大致有了底，也受到不少啟發。
讓他意識到：翻譯引進外部出版物的生意，如今是可以碰的，只要你找得到愿意外包的國有電影制片廠和出版社。
當然，只做到這一步的話，那無非是賺一點外包的翻譯費而已，一部大電影翻完，撐死兩三千塊錢——
當時外語人才很稀缺，翻譯稿費不比原創低多少。而電影制片廠給出的稿費，又比出版社要高很多，因為劇本、臺詞這些往往是很凝練的東西，費的神卻不少。
所以很多時候可以達到每千字七八十塊，一個數萬字的劇本或者臺詞，確實要值兩千塊。
（哪怕是現在的網絡寫手，買斷編劇的每千字稿費，也比小說貴很多。小說動輒可以水幾百萬字，而劇本只有幾萬字，單價就上來了。）
不過哪怕是國內三大電影制片廠，真正需要精翻精配的外國電影，每年也不會超過5部，所以做這門生意最大的瓶頸還在于需求不足。（不要小看當時引進譯制片的規模，每年有30多部，只不過并不都是全國范圍公映。三大制片廠占一半，其余小廠加起來占一半）
另外，還有一些每千字只有二三十塊稿費的粗翻片子，都不用配音，直接打字幕，這部分電影的規模比較大，每年可能有上百部，但都是拿不到公映許可證、不對社會播放的。
屬于很多部門的小影院點播福利，沒有一定身份看不見。（如果地位夠高，眼神不好，也可以不看字幕。直接請兩個懂外語的男女，一邊放一邊同聲翻譯配音。顧驁他們外交學院，就有同學接過這種任務，臨時給領導口譯外國電影，沒錢拿，混一頓工作餐。）
馬風目前接到的兩部生意，都只有兩三百塊的翻譯費，顯然就屬于這種拿不到公映許可的內部點播片。如果不是因為檔次低，要求高，也不會輪到他這種新人。
跟顧驁初次作為外交助理出使時、只配拿阿爾巴尼亞練手一個道理。
如果要想賺得比翻譯多得多，那就只能換另一種途徑了，就是到境外，至少是香江注冊一家版權代理公司，然后連翻譯帶版權倒賣，賺一點差價，甚至是靠更激進的運作手法，在版權費之外尋找新的商業模式。
這樣的話，利潤應該還是很可觀的。
一來顧驁知道80年代初哪些外片港片引進時比較被看好，制片廠愿意出高價、以后也確實會火。
二來顧驁可以借助自己的招牌，斡旋運營，幫忙做一下說客。
念及此處，顧驁問了一個他最關心的問題：“這里面的業務關系，你是怎么拉到的？就靠你父親在省文聯那點關系，就能聯絡到？”
剛才的交談中，馬風的逼格被壓抑了很久，此刻見顧驁都有搞不明白的求教之處，他終于可以精神抖擻一把：“其實沒那么嚴格，我爸雖然是戲劇曲藝口的，省文聯內多少認識些人。只可惜省里的制片廠太小了。
如果這門生意要做大，至少要跟金陵電影制片廠有關系，最好自然是滬江廠了——你要是認識江南省文聯或者滬江市的有關朋友，幫我一起介紹介紹。咱譯片子翻小說，后面能做的多著呢。”
馬風說到這兒，像是突然想到一個新主意，臨時改口問：“誒對了，顧哥你們學校論外語權威性，肯定是國內第一了吧。你們那邊就沒同學想接私活兒？
你要是覺得看得上這方面的買賣，我這邊家當全部可以交給你做主。您吃肉，我喝湯——咱有多少斤兩我自己心里清楚，一個英語系的師專生，市內還能混得開。再想做大，別人根本搭理都不搭理我。
你要是肯出面當這個‘非營利英語學習社’的代表人，我給你打下手、做具體工作好了。你們外交學院的牌子拿出去，號召力首先就不一樣，你肯定還認識不少宣傳口的關系，拿我這邊的模式往上一套，不就做大了么？”
顧驁受此啟發，立刻開始在心里盤算起來，自言自語：
“關系我倒也有一些，我的鐵桿女同學葉紈，她爸是金陵軍區文工團的團長，她母親是金陵電影制片廠的資深導演。
還有蕭穗、嚴平姐弟的父親，是徽省文聯/作協的副主席。可惜徽省連省級的電影制片廠都沒有。不過蕭穗她后媽蘇萍倒算是挺有名的演員，經常跟著滬江制片廠的凌導、徐導拍片子…”
馬風一聽，連忙慫恿：“哥！這真是旱的旱死，澇的澇死。唉，你這種在京城頂級學校圈子里混了兩年的，跟我這種窩在小地方的，人面完全不是個數量級吶。我要是有你這么好的資源，早就把翻譯社的營生擴大十倍了！
咱還猶豫什么，您只要借我關系，幫我引見，然后成果算在你頭上。賺到錢你先拿走大頭，剩下的我跟其他人再分就是了，一點活兒都不用你干！我知道你是干大事的，看不上一部譯制片抽成千把塊錢。”
馬風的眼光是非常清楚的，他知道眼下最難的不是找廉價勞動力和翻譯，而是讓別人相信他們的招牌、愿意把單子交給他們。所以門面和營銷哪怕拿走三分之二，其他人賺點辛苦錢，也是應該的。
顧驁聽了，也有些意動。
1979年，對于他來說，確實只能做些二道販子的生意。
要在國內開廠，那簡直是自殺——兩年內不會有問題，但只要等到82年集中整肅經濟問題，很多人會進去。
所以，要在大陸正式開廠搞實業，至少要熬到83年。（其實最好是84，因為83還要yd）。
而要想在民風如此淳樸的時候，先建立品牌心智，占住這片藍海，涉足一些合法的傳媒產品，確實是很劃算的。
這時，顧驁只剩下最后一個擔心，在心頭始終縈繞不去：
“歷史上馬風好像是因為搞翻譯社搞不下去、還要去婺州批發小商品販賣、補貼翻譯社。
最后才在數年的辛苦磨礪中，萌生了‘服務中小企業、為供需雙方找到信息匹配服務、讓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這個想法。
如果因為我的出現，讓馬風做文化產品做得太順手了，會不會導致未來的阿貍巴巴從此消失呢？”
不過，僅僅是擔心了一會兒，顧驁就下定了決心。
“管它那么多！船到橋頭自然直！反正歷史都被我改了這么多了，誰還擔心15年后的事情！說不定賣書賣片做得好，后世直接走杰夫貝佐斯的亞馬遜路線切入也說不定呢。”
如此一想，顧驁徹底堅定了決心。
“可以，我拿大頭，你拿小頭。我幫你聯絡業務，撐撐臺面。具體的，等我伊拉克回來，暑假里再找你詳聊——我那朋友也還在復習高考呢，最近估計沒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