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國經濟學派和墨家學派關于財富的看法，既有相似之處，也有難以契合的地方。
對于“富國”這一想法，雙方所代表的階級利益也根本不同。
理論道義終究只是理論道義，齊國的路，需要和現實契合。
齊國所要面對的一個重要現實、或者說和泗上墨家完全不同的局面，就是齊國根深蒂固的貴族。
這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存在，變革的大時代下，變革必然要損害貴族的利益。
墨家的手段簡單粗暴，將泗上的貴族徹底清除，或是肉體消滅、或是逼著他們成為工商業的投資者，用土地改革的方式瓦解了貴族存在的基礎。
但齊國不能用這么簡單粗暴的手段，不是因為田和仁義，而是因為他的執政基本盤是貴族，而不像墨家那里執政的基本盤是庶農工商。
貴族的勢力在齊國有多強大？不用看別人，看看田氏自己家族就可以知道，他們是大貴族陰謀政變奪權的，當年田氏不禁賓客，導致子嗣繁多，分封建制之下子嗣繁衍一個家族控制了齊國七成的封地，這正是田氏代齊得以成功的因素。
富國之后，還要強兵，這兩個很現實的夢想，也不得不考慮齊國的現實情況。
在這一次政變之前，田和已經開始思索齊國的富國強兵之路，也可自己身邊的謀士幕僚們討論過許多次，吸取了齊國委托管仲之名的管子學派的許多人。
要用管子學派的理論完成富國強兵，就不得不考慮貴族的態度。
如何讓貴族能夠聽命于齊侯？
如何能夠從貴族手里收上來錢？
如何能夠將貴族和國君的利益綁在一起？
這是齊國的難處，也是齊國不可能借用泗上墨家經驗的根本原因——泗上沒有貴族了。
放眼天下，最富庶的地方如今是泗上。
泗上的經驗不能學，那么除了泗上之外最富庶的地方，便是宋國圍繞泗上周圍的那些地方。
那里很富庶。
那里又和泗上用著不太一樣的制度。
那似乎是可以學習的。
宋國靠近泗上的地方，貴族是怎么富庶的呢？
這一點田和有所耳聞，用簡單的話來說，那里的小貴族們不再依靠封地的勞役地租來生活，而是將自己的封地經營起來。
比如原本二十井的封地，依靠勞役地租的話，二十井中便只有最多三井作為自己的收入，依靠其余十七井上的農夫進行封建義務的耕種——公事畢乃敢治私——的制度，獲得三井的收入。
但現在，宋國靠近泗上的那些土地上的小貴族們，采用了另一種方式：他們收回了自己的封地，將多余的農夫驅趕出封地，使得大量的農夫前往泗上進入冶鐵、手工、玻璃等行業。
然而仍舊是二十井的土地，但是土地的所有者則購買牛馬、采取壟作、買來犁鏵，雇傭農夫種植糧食。
泗上的工商業大力發展，正需要大量的糧食、酒、靛草等諸多農產品，那些原本只能收入三井的宋國小貴族們經營著二十井的土地，根據泗上收購的市場價格，或是種植土豆開辦釀酒作坊、或是種植小麥玉米沿河運送到泗上、或是種植靛草棉花。
大量的農夫失去了土地，但是并沒有造成動亂，因為泗上工商業的發展急需大量的人口，順帶著泗上工商業的發展也需要宋國大量的作為商品的糧食，而泗上的手工業品又不僅僅在宋國銷售，所以造成了一種穩定。
即：每年有成百上千的農夫被驅趕出了自己的份地，泗上那邊每年接收成百上千的宋人進入作坊或是南下墾荒，再從宋國收購大量的糧食和原材料、作出的商品再銷售了天下各處。
看上去宋國那里的富庶，是齊國可以學習的，但是田和之前和管子學派的人討論之后認為并不可以學。
其一，軍制問題。
宋國二十年前商丘政變國人共政之后，商丘有了一支可以碾碎貴族的半常備軍。泗上墨家占據的地方，很大一部分是宋國的，依據當年的盟約，如果宋國內部出現動亂，墨家的軍力會如當年對楚作戰一樣，支持國人共政。
宋國加上崛起的墨家，魏韓楚衰落的現實，使得沒有諸侯在不能夠一舉滅絕墨家之前會去招惹宋國。
宋國的小貴族的存在，已經和原本的分封建制的軍制不同，打仗的時候不再需要征召貴族的私兵，半常備軍和墨家的勢力就足以維系宋國的穩定。
除卻嚴守君子之禮、認為驅逐農民離開他們的份地是“不仁”的貴族外，剩余的那些小貴族深受泗上工商業發展的影響，逐漸將他們的封地，變為提供商品的生產資料。
齊國不同。
齊國沒有數量足夠的常備軍，走的是農兵合一的制度，臨淄地區的士卒是國君可以征召的主力。
打仗的時候，臨淄地區的農兵為主力，各個貴族需要履行自己的封建義務，為國君提供符合自己封地的戰車、徒卒，以及各自的私兵。
比如在南濟水一戰被殲滅的平陰軍團，那不是常備軍團，而是戰時征召的平陰附近的農兵以及各個貴族的私兵。
譬如上士，作為一個上士，在戰時需要在自己的封地上拿出來一輛戰車、三輛輜重車乘車、以及數量足夠的徒卒。
在正統的周制中，旅是五百人，而一個下大夫實際上在軍中的職位就是旅帥，他們出征的時候要出動一旅之師。
隨著人口的增加，現在齊國的上士基本上就是周制的下大夫，但因為齊國制度有過一次改革，齊國的旅是兩千人的大旅，所以齊國的下大夫依舊是旅帥，但是上士所能指揮的人數，等同于春秋之前下大夫的人數。
想要連同軍制都改了，那要天翻地覆，齊國沒有這樣的條件，田和自認自己也沒有這樣的能力徹底中央集權，很可能適得其反：尤其是在田和執政的時候，要面臨的局面是他要和兄長留下的貴族勢力抗衡，他敢動貴族，沒有完成集權的、剛剛內亂過的齊國貴族就會搞掉他。
宋國可以那么搞，那是因為墨家的存在，以及二十年前盟約的存在，使得宋國對外戰爭的時候其時有一支常備軍，那就是墨家的義師；同時因為二十年前盟約的存在，使得宋國的貴族內部分裂，但任何一支都不足以反抗墨家義師，三姓共政的局面被墨家插了一腳之后，誰違背盟約那就有滅族之禍。
齊國不能這么搞，因為田和手里沒有一支常備軍，而且因為內亂府庫空虛，作為專職雇傭兵的“技擊士”也不能雇傭多少，打仗所依靠的依舊是貴族力量。
有了錢，然后才可以維持一支聽命于君主的常備軍，然后壓迫貴族逐漸收權。
而不是先得罪貴族，然后認為這樣就能弄到錢，到時候就可以組建常備軍：順序弄反了，結果不言而喻。
既然軍制先不能改，那么農民就必須要被束縛在土地上。
不考慮動亂的問題，假使齊國采用宋國的手段，那么農民便會自由遷徙，農民的自由遷徙，意味著貴族不能有效的管控封地，也就意味著戰爭的時候貴族拉不出足夠的封建義務兵。
宋國和泗上，因為不需要貴族分封以統治，也不需要貴族封地上的封建義務兵，同時還能夠有一支四萬人左右的常備軍，所以他們可以搞貴族。
齊國不行，因為齊國的士人和官吏數量莫說比不上整個泗上，可能連一個沛邑都不了，齊國需要貴族分封維持統治，也需要貴族封地維持穩定，以便可以拉出足夠的士卒作戰。
技擊士源于齊國發達的工商業，但技擊士作為雇傭兵雖然精銳但是數量不多，依靠雇傭兵打仗問題極大，而且很難維系足夠的數量。
尤其是春秋已經結束，如今天下諸侯相爭，動輒三萬、五萬這樣數量的大軍，不能只靠那點精銳的技擊士。
歷史上秦國變法可以做到不需要貴族封建義務的強軍，源于墨家三分之后秦墨入秦，有組織地以吏為師培養了大量的基層官吏，所以才導致秦墨巨子的兒子殺人，秦王需要征求秦墨巨子的意見并且去建議赦罪，因為他面對的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壟斷了秦國教育和基層官吏的組織頭目。所以秦法嚴苛太傅都要割鼻子但對于秦墨巨子的兒子殺人一事秦君還要去過問。
泗上如今可以做到拉起一支數萬人的常備軍且不需要貴族，因為泗上發達的工商業每年半數的收入都投到了教育上，培養了跳出了周官學體系的一大批的基層干部，建設了能夠控制到鄉一級的基層執政體系，那還要貴族干什么？不但不要貴族，而且墨家別的學派的人也不要，包括儒生，因為墨家如今自成體系。
如今齊國在軍制上就不能這么做，也沒能力這么做。
軍制為其一，穩定便為其二。
戰國亂世，能夠被君主看重、能夠投君主所好的學說，無一不是“富國”、“強軍”為目的。
但富國強軍的前提，是穩定，“民皆變業”在這個時代，便可以視作不穩定，那也是君主所不能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