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環境，只是為了爭取更為有利的條件，而既然是條件，那自然就有目的。
這一次借用吳起的名氣、墨家的技術學問上的優勢，和趙國的亂局，無疑將會給魏國帶來的極大的壓迫感。
列國紛爭，各國互不信任，彼此猜疑。
尤其是魏趙之間之前已經頗多矛盾，而魏侯一直與趙侯和公子朝暗通款曲。
趙侯即將病逝，這么短的時間內，魏擊和趙章根本沒有時間溝通，除了武裝干涉之外別無他法來確保魏國的安全。
一旦這個營造出來的、事實上根本不存在的趙、墨、秦、楚聯盟結成，魏國將會陷入全面被動，這是魏侯不能接受的。
本身秦楚就一直聯姻，魏楚爭霸中原，秦國也一直策動楚國在西河搞事以幫楚國分擔壓力。趙國武力如今雖然不強，但是也經過了公仲連的改革，一旦跳反三晉，魏國的局面就會大為難看。
魏齊之間本身也缺乏信任，雖然現在齊國田氏剛剛有求于魏擊，賴其力得到了侯爵之名分。
然之前三晉伐齊、拆長城、對衛國這個緩沖附庸國的爭奪、齊國曾出兵救援楚國榆關大梁、魏越聯盟壓制齊國等歷史遺留問題，都會讓魏國產生諸多懷疑：一旦趙國跳反，齊國會不會趁機咬自己一口而不是和自己結盟。
這種猜疑和猜忌，墨家留給了魏齊韓等國，爭取到了自己內部一直想要完成的一件大事的時間。
墨家代行其政的郯國西北五十里處，一條小河蜿蜒而過。
河的這邊，是完全實行墨家政策的郯國，名義上是郯國，實則就是墨家治下的一縣。
河的對面，是加入了非攻同盟，但是保持獨立主權名義的費國。
潡水之戰后，費、薛等國紛紛加入了非攻同盟，相對于需要給越國進貢的霸權，墨家以非攻同盟的形式將這些小國組織在一起，并不收取貢品絲絹之類。
各國的內政也沒有理由“代行其政”，因為費、薛等國暫時還有君主，而郯、繒等國，是墨家從越國手中“解放”出來的，已經“找不到”可以繼承的直系繼承人，于是才代行其政。
在地緣上，越國淮河以北的勢力盡失，潡水一戰震動了越國根基，父子相殘的戲碼因為墨家需要留著越國惡心齊國，出兵加以干涉而未發生，但是越王翳已經在北方呆不住了。
墨家的義師以幫助鎮壓叛亂的名義駐扎在瑯琊附近，越王已經開始在江南吳越故地修繕舊都，大有放棄淮北遷回江南的意圖。
這種情況下，除了有些的幾個城邑外，基本上都成為了墨家的地盤，或是遷民墾荒筑城、或是建設沿海城邑曬鹽…
如此一來，如費國這樣的依舊維持著主權的小國的局面就變得極為封閉，除了北面和魯國有所交流外，其余方向完全被墨家封住，成為了“國”中之國。
潡水一戰后雖然墨家勢力大漲，但是為了防止齊、魏干涉，引起天下震動，并未徹底解決費國等小諸侯國的問題，而是在等待時機、積蓄力量、發展生產、變革基礎。
費國也有義師，而且這義師的組成是由費國出人，墨家提供武器，作為非攻同盟的軍事力量，在保證不干涉費國內政的情況下維持費等小國自己的制度。
費國義師的成員，多是國都大邑的自耕農。因為這義師的錢財裝備都是墨家來出，與泗上民眾無關，所以墨家資助了這些自耕農一部分鐵器，同時大力宣傳墨家的一些激進言論。
幾年過去，這些服役歸鄉的自耕農，開始在墨者的帶領下組織起來。
費國的制度早早就進行了一些變革，比如初稅畝制度，使得出現了不少的自耕農。
但是，賦稅極高。
原本的各家份田收什一稅，形成制度之后，因為原本生產力低下，需要一部分“置田”，也就是閑置的田地休耕，這休耕的部分也需要征收什一稅。
休耕原本是必須的，這樣就等同于五一稅。而隨著大豆玉米小麥棉花輪作技術從那些義師歸來的農人的傳播發展，這些休耕田也開始種植，費國的貴族和統治者也水漲船高，將原本固定的“五一稅”形成制度。
而除了擁有土地的自耕農外，作為貴族家族統治的基礎，大量的貴族封地依舊存在。
這些貴族依舊擁有支配其封地農民的權力，但是因為地形地勢的關系，這里和宋國沿丹水、泗水出現的一些列經營性莊園變革完全不同。
一則宋國的小貴族、地主階層距離泗上更近，而且之前在商丘爆發過國人干政的事件，取得了一定的政治權利。
二則，如今運輸困難，道路不修，水運仍舊是最佳的運輸方式。沛邑、彭城等工商業城邑的發展，讓糧食和原材料成為有利可圖的商品，但是限于運輸，這種生產關系的自發轉變也就發生在宋國沿河一帶的平原地區。費國多山，又沒有一條河能夠直達彭城沛邑，故而這種變法在費國發生的極為緩慢。
潡水一戰后，墨家在東南與費國以沂水的支流珈水為界，并不明著干涉費國的內政，但是墨家可以費國講學宣傳、開辦礦冶、售賣鹽鐵。
除此之外，對于費國貴族來說最為不情愿的一個條件，就是勘定的邊界…一旦有逃亡的農奴逃到邊界，費國將不得追討，墨家將會組織他們墾耕。
這種政策之下，每年有大量的人口從費國逃亡過界，進入泗上墨家的直轄地。
除此之外，大量的商品奢侈品涌入，貴族們的收入明顯不足以維持他們更高水平的生活，急需策略。
在這種情況下，費國也終于開始“倒逼變革”，只不過這種變革卻是逆歷史潮流而動。
貴族和費君頒布了《禁亡令》，宣布貴族對于封田上的農夫擁有絕對的支配權，必須要“公事畢方可事私”，必須要為封田家主完成“義務”的公田勞作后才能夠經營自己的份田。
禁止藏匿逃亡的農夫，一旦抓獲，幫助藏匿者與逃亡者同罪。
逃亡者一旦逃亡，若反抗，追捕者有權擊殺。
在泗上商品的沖擊之下，在泗上制度的對比之下，費國的內部矛盾愈發嚴重。
因為是封田制，所以貴族們得到了鐵器、購買了馬匹之后，繼續擴大自己的土地。擴大自己的土地，收入增加，但是也需要更多的勞動力。這就又需要增加“公事”的勞役程度，使得封地之上農夫的負擔加倍。
宋國沿河的土地制度、開墾狀況和費國這里不同。
尤其是陶丘附近，那里經濟發達，土地私有制早已出現，大量的私田采用租種的方式。煤的出現，也讓柴草山缺乏意義，泗上的紡織業以棉花為主養羊也沒有那么大的利潤，因而那些小貴族封地之地的非耕地也沒有什么可值得發展的。
所以宋國沿河的一些地主和小貴族因為生產力的發展，收回了租田，驅趕了超額的勞動力，讓他們滾到泗上或是城邑謀生。
而費國則因為鐵器牛耕壟作的出現，導致了另一種情況。貴族們利用宗法關系和對封地農夫的支配權，擴大了“公田勞役剝削”的量，增加自己的土地和農夫在公田上的勞動時間，從而進行另一種方式的謀利以增加收入。
這種情況，必然導致大量的封田上的農夫逃亡，墨家在一旁虎視眈眈，又打不過墨家，便只能采取更為嚴苛的律法，嚴禁農夫逃亡，從而維護貴族的利益。
“公事畢”所花的時間越來越多，“私事”的時間就越少，封田上農夫的收入就越低，墨家又只在泗上進行土地改革后采取分期贖買鐵器、租借耕牛馬匹的方式，對于費國內部，只說“愛莫能助”，這便導致了封田上的農夫日日都在唱《碩鼠》。
正是：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既唱碩鼠，便自然流傳起了《樂土》，對于東南方這一處的農奴而言，樂土只有一河之隔。
逃過去，就是樂土。
逃不過去，就要被碩鼠吃一輩子。
逃走的過程中被抓，可能會死，可能會罰為奴隸，可能會增加勞役。
但希望，總是可以戰勝死亡的威脅。
每年，都會有大量的封田上的農夫越河逃亡，一旦過河，后面追逐的貴族私兵便不敢越界，而且河邊會有隸屬于墨家的義師守衛。
如今沿河駐扎在郯邑附近的，正是擴編之后的義師第六師，是從潡水之戰的第六旅擴展而成。
至少在數月之前，郯邑駐扎的還是以沛邑的富裕自耕農良家子為主的第一師，但是前幾月第一師調到了胡陵附近，而將人員構成大部分是原越人奴隸、逃亡農奴、剛剛得到了分田的逃亡墾耕者構成的第六師。
如果說原來第一師的士卒對于那些逃亡到河邊的農人充滿了同情，而第六師的大部分士卒除了同情之外，也帶著一種剛過去不久的感同身受的對于貴族的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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