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秋之時，所謂國有六職：王公、士大夫、百工、商旅、農夫、織婦。
在官營手工業為主流的時代，私營手工業者很少，管理起來也很容易。
想要做什么手工業品，直接由官營的工商食官負責。從車輪弓箭到銅錫武器、乃至奢侈玉器玻璃珠水晶杯，都有專門的匠人負責制造。
只是隨著這種制度逐漸解體，社會生產力有所發展，在大城市出現了不少的私營手工業者。
適的哥哥就屬于典型的私營手工業，不受直接管轄，但還需要繳納各種賦稅。沒有授田權，原本也沒有從軍權，但從幾十年前戰爭規模擴大后，手工業者也需要服軍役了。
這對各國的施政者是個很大的考驗，舊時代的制度無法照搬，新時代的制度還未完善。管理和稅收，從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城市城市，有城有市。
城未必是城市，尤其是春秋時代的城市，就是依靠吸走附近周邊井田村社上的農產品發展出來的，將社會剩余財富集中于城市。
手工業者的出現，各國的道路建設，貨幣出現和剩余產品交換，讓城市終于從專職的統治城堡變為了真正的城市。
但隨之而來的新問題也出現了。手工業有利可圖的時候，大量的人“變業”，從農夫變為了手工業者和商人。
這個問題在五霸之時，就已經出現，所以各國才希望“父子相繼、世代從業”。
一方面因為戰爭需要大量的農夫。
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私營手工業者不是很好管理。稅收、軍賦、軍役、勞役，都不如被困在土地上的農夫管起來容易。
管理自耕農和手工業者需要更多官吏和更高的執政水平，管理授田制農夫則不需要那么高的水平和那么多官吏。
宋國沒有那樣全面管理的才能，因而對各種手工業者收貨幣稅的同時，又收以實物軍賦。
譬如一個制輪的木匠，每年可能需要繳納一個車輪；一個制皮的皮匠，每年可能需要繳納一部分甲皮。
這都是為了戰爭需要，是賦不是稅。必要的時候還會征召這些人專門制作。
這不是全面的稅賦，只是專業賦，因而也難以促進商品交換的發展。
當年管仲在齊國的政策是對富商貴族征實物賦，譬如手中握著百張債券的必須繳納一輛馬車，這樣一來富商貴族不可能自己去做，而是會去買。既增加了軍賦，又促進了手工業發展，也可以促進市場繁榮和商品交換。
宋國則完全不同，只是征收專業的實物賦。制輪的木匠不可能去買個車輪交上去、制皮的匠人也不可能買些甲皮交上去。雖然軍賦也收上來了，可是手工業的發展被遏制了。
宋公應該也不傻，但齊桓公有權有能力有軍隊從小貴族富商手中征稅調劑；宋公連坐穩位子都要求楚國幫忙，敢從貴族富商手中征稅早被人趕走了。
當然齊桓公管仲那么做的后果也是殘酷的。田氏施恩大斗小斗吸引農民逃亡不說，官山海和調劑政策也在田氏的封地內根本不實行，借用商人小貴族的力量將齊侯的錢袋子扼死，也得到了小貴族和富商的支持，從而多次政變逐漸奪權，姜齊已完。
指望宋公能改革，那是做夢。
做夢不好，所以還得面對現實，墨子說得問題，那就確實很嚴重了。
不解決實物賦，就不可能雇傭那些手工業者專門從業做某些事。
攻木之工有七：輪、輿、弓、廬、匠、車、梓。如果是私營手工業者，做木匠磨坊應該都可以勝任，但如果工種太分散，實物賦的繳納很難完成。
適考慮了一下，問道：“我曾聽說，先生做馬車是一把好手？”
墨子也沒有自謙，笑道：“比做車，雖然年老手僵，可這天下應該沒人比我更快了。”
適便道：“那這個事情也不是不能解決的。攻木之工，我們只用那些和制作車有關的工匠。人多分工而作，相互幫忙互相取利，原本可能一個月才能完成的賦，交相得利分工而作，可能十天就能完成。”
“以先生之名、斧矩斤之聲，想來聚集商丘附近的車、輿、輪三工，也非難事。人求利，我們建造磨坊百倍之利，分潤出去讓他們所得比在家中要多，自然可以。”
七匠之中，輿是車廂。車、輪、弓不必說。匠，是建造師；廬，是具體蓋房子的；梓，是制作木匠工具的。
車、輿、輪三工就夠，剩下的基本都用不上。
適又稍微解釋了一下，如今墨家手中有一部分黃金，還有自己的制械作坊。
墨家的制械作坊沒人管，也沒有人收稅。就那么堂而皇之地生產生產各種守城的兵器。昔日守宋有約，宋公不管；大貴族們不愿意招惹；小貴族和官吏惹不起。
制械作坊各種工具齊全，遠比那些小手工業者的效率更高，而且墨家也有管理生產的能力，將人集中起來生產正可以提升效率。
墨子考慮了一陣，說道：“他們不是墨者，又該用什么稱呼呢？”
“工匠會。會者，同類相聚也。車攻曾言，會同有繹。本來我想用同業會為名，但會同二字非天子不可同用，所以便用工匠會為名。”
不同的時代，相同的東西是進步的還是反動的，是全然不同的。在生產力極度發展到行會阻礙生產力繼續進步之前，行會是進步的；當生產力發展到自由雇工工廠制的時候，行會又是反動的。
現在的生產力水平，墨家正可以組織木匠行會或是其余工匠行會。
既可以提高生產效率，又能作為墨者的后備軍，本來在適加入之前，墨者的主力就是城市手工業者。
等到鐵器工具出現后，又能快速通過行會組織傳播新技術。技術革新的速度快于行會腐朽形成利益集團的速度就行。
以墨子、斧矩斤在木匠行業的號召力，組建這樣的行會很容易。除非公輸班復生，否則無人能與之爭。
至于組成行會之后，下一步對行會組織的滲透，那就是另一說了。
也正好給秘密行動的墨者，一個公開掩護的身份。
宋國脆弱的管理能力和集權水平，根本管不了墨者，要不是墨者有紀律嚴禁去管那些貴族奪權政變的屁事，可能墨子的木門三五日就會被貴族擠破，禮物能堆成山。
宋國無所謂，可要前往那些已經開始嘗試變法集權的國家行動，再直接用墨者的身份難度就有些大。
這件事并非是關系到墨者大義的事，因而按照程序不需要七悟害齊聚商量，只要專門負責磨坊制作的這些人決定就好。
在陳訴了利害得失后，斧矩斤道：“我覺得行。相聚一起，各自分工，這些人各自繳納的賦用不了多久就能完成。完成之后，方能隨我們去建造磨坊，否則人手不夠做起來就極難。”
“再者，若這行會形成，也可以互通技巧。先生大巧利天下之物，也能讓更多的人學會。我雖木梓之術不如先生，但也算是有幾分手段，教教這些人也是可以的。”
墨子盤算一下，說道：“中！那就這么辦。不過這事還是適出面去做，我和斧矩斤要忙著制作器物。你雖心巧，奈何手不巧，會說不會做。你這書秘啊，看似無具體之職，卻事事都要忙碌。”
適趕忙道：“若行義為了建造樂土之城，我便是行義的一塊泥坯，哪里用我哪里搬。弟子既然選擇留在墨家，自然無悔，做的越多方越能行義。”
墨子聽著哪里要用哪里搬的話，笑著微微搖頭，叫適取來竹簡，寫下巨子之令讓適負責這件事。
在竹簡的下面簽下自己名字，交由造蔑啟歲保管好，便放手不管專心去琢磨適在地上畫的或是說的那些聽起來便可大利天下之物。
這算是適第一次以真正墨者的身份，主管一件巨子交代的事。